聂华苓：雷震与胡适

　　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耐人回味。雷先生从大陆到台湾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适商量创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国》是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写的。一九四九年《自由中国》创办时，他人在美国，却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虽不情愿，也默认了，也为一小撮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撑腰。《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怒了台湾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引起许多人揣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

　　胡适在美国的反应，雷先生记载在回忆录里：

　　儆寰吾兄：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谓“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

　　昨天又看见了香港《工商日报》（七月二十八号）《寄望今日之台湾》的社论，其中提到《自由中国》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论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我看了这社评，才明白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

　　四十年八月十一日

　　一九五二年，在他第一次到台湾以前，即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二年期间，《自由中国》已经闯了祸，现在，他公开演讲时，首先歌颂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博得全场掌声。接着话锋一转，说他是“不发行的发行人”，听众默不作声。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作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
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
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一九五八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适。雷先生筹组新党时，要求他做新党领袖，他不答应。可是，他鼓励雷先生出来组党，他可在旁协助，他可做党员，召开成立大会，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并引用孟子的话: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我可以想像雷先生得到胡适这样的鼓励，一定像小孩子一样得意，满面春风：组织新党是水到渠成了。

　　一九六○年六月，他和李万居、高玉树，傅正等十七人开始筹备新党组织工作。九月四日，雷先生、傅正、刘子英、马之四人被捕。雷先生被诬为“涉嫌叛乱”，军法审判。《自由中国》被封。

　　当时胡适在美国开会。美联社、合众社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他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在台湾特务监视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却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的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殷海光写的几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

　　据傅正一九八九年主编的《雷震全集》中的记载，胡适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写着：

　　总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指梁肃戎立法委员）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多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将在十月二十三日回台湾了。毛子水特地从台湾到东京去接他。毛老先生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名义，杭立武、瞿荆州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这次毛子水去东京是另有任务，据说是去告诉胡适回台后不要多讲话。他到台北当晚接见记者，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光荣的下场”，胡适公开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在他拍了桌子之后，握手时对记者说：“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

　　胡适对雷震是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他写了两首很有感情的新诗给狱中的雷先生：“刚忘了昨日的梦，又分明看见其中的一笑。”这对狱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一九六一年七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的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十一月二十三日雷震复判结果，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对采访的记者说了六个字：“太失望，太失望。”记者提到他没去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的新党，他自己呢？不做党魁，“要看新党的情形而言”。结果新党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雷案复判结果那天，他在书房独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突然倒地，他才从那心牢里解脱了。

　　诗人周弃子写了一首诗：

　　无凭北海知刘备，

　　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

　　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

　　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才忘美事，

　　直将本事入诗篇。

　　胡适曾说过：过河的卒子，只有前进，而无退后的。雷先生认为周弃子对胡适误会了，他对胡适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认为他因为雷案受了冤屈，并因为雷案突然心脏病复发，倒地而死。胡适是他狱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狱中梦到胡适谈论“容忍与自由”，作了一首自励诗，读起来像《增广贤文》：

　　无分敌友，和气致祥；
多听意见，少出主张。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见，民主是张。批评责难，攻错之则，虚心接纳，改勉是从，不怨天，不尤人，不文过，不饰非，不说大话，不自夸张。

　　雷震那首自励诗，倒真像胡适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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