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两次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的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著书立说，在网上相互切磋，在国内外彼此呼应，并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理论论战，在论战中采取主动攻势，而自由派往往作为守势一方回应。自近年以来，新左派俨然已经成为一股在学术界可以与自由派拮抗的重要思潮力量。

　　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反映了社会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思潮的研究，来认识中国当代现代化转型时期面临的矛盾、问题与困境。本文将重点分析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观点，他们的主要学理资源、理论依据与主要代表人物，新左派内部的温和与激进派，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新左派思想的思想缺陷，等等，最后，本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出若干预测。

　　作为一个思想研究者，我力求尽可能客观地考察他们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他们的追求公平的道德正义感抱有尽可能的同情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思考。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与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几种可能作若干预估。

　　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

　　大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同质性与板块性

　　在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首先呈现的是一种在价值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质性、共向性与板块性，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社会对文革灾难的反思，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鼓吹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和呼唤民主政治，自然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共同追求的目标。尽管在知识界内部各人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有所侧重，但根本价值与目标趋向上的意见分歧并不突出。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以民主启蒙为知识分子共识的时代。从西单民主墙，潘晓引起的人生观讨论，一直到电视时论片《河殇》的出现，基本上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总体上的价值、思想与观点的同质性。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各种沙龙，校园里举办的各种讲座，民间社会也出现的种种思想学术讨论，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那就是反对极左的路线回潮，思想解放与启蒙，要求政治上发展民主，积极支持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人们的价值趋向均出奇的一致，我们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思想状态称之为同质性、板块性、反体制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质上属于反对文革专制的自由主义思潮。

　　造成这种同质性思潮的原因是，在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青年知识分子处于同样封闭的环境，受同样的环境刺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的刺激，插队落户的生活体验，对四人帮极左思潮与文化专制主义反感，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形成的中外反差等等）生活于基本同质的社会结构之中，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与利益对峙。这种生存条件的同质性，导致对文革的逆向心理的同质性，这正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由启蒙思潮的社会心态基础。可以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同质的思想解放派，都是五四精神的传人① 。

我们可以把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种自由思潮称之为启蒙思潮。

　　二，第一次思想分化：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第一次思想分化，那就是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产生这种思想分化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时的早期自由派启蒙思潮，在思想解放与改革呼唤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一旦涉及到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时，这种特定条件下的、以“思想解放”为宗旨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弱点就显示出来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自由启蒙思潮，是对家长制专制权威压抑个人自由而激发的批判运动。人们要求民主的愿望，与专制压迫的程度成正比，而对如何保障民主政治实施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关注。因此，在这种民主思潮支配下的政治选择，就是“扫除专制，实现多元民主政治”。知识分子普遍不约而同地接受这样一个前提；
即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的良好制度，那就是先进的民主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西方的民主模式。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如同一件好的雨衣一样。谁要避雨，穿上它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去穿多元民主政治这件好的雨衣，不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阻挠。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启蒙与抵制政治上的反民主的保守势力。至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才适合于民主政治的稳定建立，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入的思考与关注。

　　必须指出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启蒙思潮中，渗透着较为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由于人们普遍只关注这种民主政治在道德上的价值，而并不关注这种民主体制得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客观社会条件，这种自由民主思潮本身在逻辑上就具有潜在的激进趋势②。到了八十的年代后期，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经济领域的“官倒”现象的泛滥，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深化，自由主义思潮也随之日益激进化。这种情况下，强调政治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作为对自由主义激进化思潮的反向运动而出现，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秩序为己任。新权威主义主张运用开明的权威来主导现代化，主张由权威政治所保证的政治稳定，来引导经济发展，由经济发展来引导社会利益分化，以利益分化来引导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的联结纽带，并认为，只有在社会经济领域广泛出现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团体之间建立在利益互补为基础的这种契约性关系，才是民主政治真实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民主只有在社会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才可能在中国生根。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民主发展的前提，并为最终实现民主创造了条件③。

　　新权威主义的崛起，立即引起当时作为知识分子主流的自由民主派的强烈反弹，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没有充分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为虎为伥”的作用，并有使中国走向复旧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经验之后，有什么理由再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难以避免腐化，等等。应该指出的是，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灾难与危害中摆脱出来时，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如何理解这次思想论战？可以说，这种自由与权威之争，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新权威主义相信，民主激进化将会导致权威与秩序的瓦解，并使现代化失败。相反，民主派则担心，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给予权威政治以合法性的执照，将使这种原应受到制约的权威不再受制衡，反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前者出于对“虚拟民主政治”可能造成的社会无序化状态的担忧，而要求通过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专制与新权威主义所保证的政治秩序，以此为基础来渐进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变迁，并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创造基础经济社会条件。后者则出于对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抑的反抗，要求建立一种具有多元制衡机制的民主政体。

　　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应该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新权威主义与早期民主主义的思想论争，自由派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并且要求政治权力受到制度限制，而新权威主义者则强调秩序与权威。而双方在中国最终的民主自由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

　　三、九十年代自由派的温和化以及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

　　从***年***事件以后，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开始走向温和化，这一变化趋势，一方面是由于苏东事件后，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人们预想的成功，苏联的经济滑波与严重的社会脱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如何走向民主政治这一重要问题上，开始采取更为冷静、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人们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其次，从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中国进入一个“全民赚钱”的时代，在市场化过程中，与其他劳力者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知识能力，是一种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稀缺资源（如权力、地位、名望、财富）的“资本”，这一点就决定了九十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是首先得利的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的机会。这一点是那些曾积极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逐渐走向温和化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这种政治温和化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中国这种在政治保守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民族进步有利。④

　　光有利益上的变化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派知识分子温和化，事实上，人们可以注意到，九十年代以来，英美政治哲学开始在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说，只有极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知道哈耶克、罗尔斯的名字，那么，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名字及他们的思想已经在知识界人所共知。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触并接受了哈耶克的更为温和的英美自由主义理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从卢梭式的激进主义思想与文革极左思潮的内在逻辑中意识到激进主义的危害性，自由派知识分子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复灭》就体现了从激进自由主义温和化的思想趋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崇尚卢梭式的反专制型的激进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转而对英美式温和的中产阶级式的自由主义认同，成为一种基本趋势。

　　大体上可以认为，由于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对外开放大潮的出现，随着中国知识界中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渐渐淡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得以缓解，“***”以后知识分子最担心的原教旨主义复辟并没有出现，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现行权威政府已经不再有原来那种强烈对立情绪。一方面，自由派也渐渐意识到民主政治需要经济市场化条件的支持，因而在政治上更为务实温和，而另一方面，新权威主义派也注意到制度建设上的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实际上已经与温和的自由派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中国知识界中的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之争，已经失去了原来那种强烈的对峙。两者出现合流的趋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派（即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保守主义（即新权威主义）相结合，成为民间社会的思想基本趋势。可以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这些自由派中的右翼与新保守主义相当接近。

　　新左派产生的背景与基本思想理念

　　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权钱交易、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逐渐在中国社会突显出来。一位在中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曾用以下一段话表达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忧虑：“中国已经进入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与拉丁美洲和泰国相似的是，这个阶层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的，而是用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总起来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将是不平的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群之中。” 这一段文字对中国现实作了如下概括，即在中国经历了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垄断性排他性的特殊分利集团已经形成，社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已经走上或很有可能走向“拉美化”的前景。这位作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九十年代很具有代表性，此类问题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的核心问题。⑤

　　怎么看待这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三种意见：

　　第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中的新右翼的观点，这种意见认为，改革中的上述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必须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同的贫富社会分化过程。腐败也是经济发展条件下制度建设滞后的暂时现象。这些问题在权威体制下并非不可治理，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权威主义手段与法制建设的结合，坚持改革与开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经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会逐渐克服。他们认为，东亚与拉美民情与文化不同，东亚国家有着远比拉美二元化社会中的国家更为强大的经济调控功能。中国只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会逐渐化解，中国不会出现拉美病。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以及自由派右翼。

　　第二种是自由派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是相当强烈的，然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就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如果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种观点是新左派，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是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⑥

　　二、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的联系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旅居加拿大的新左派人士李宪源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的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学者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於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⑦

　　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新左派知识分子从学术出身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出身的，他们更多的是以西方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资源。第二类是经济学出身的，他们主要以西方左派的“依附性发展”经济学理论作为立论基础。第三类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作为理论资源。当然，此类民族主义者与前两类人在观念上未必完全一致，但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时，他们倾向于从左的方面来加强自己反西方的立场，因而也可以把他们纳入新左派的一种类型。

　　从总体上看，他们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大多在大学与研究所工作，有学者认为，到90年代末期，“新左派”在南北两个最具影响重要人文学术阵地——《读书》和《天涯 》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机会，并在一些重点大学校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生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在海外已经有一些有相当影响的网站，如《中国与世界》就是其中最具影响的网站。

　　大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在现体制条件下参与政治的直接兴趣与动向。他们只是作为学者，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界活动。他们中一些个别人与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即原来的意识形态官僚老左派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私下的接触，他们要求复苏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老左派人士私下的赞赏，但迄今为止，从总体上说，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老左派官僚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合流与合作。

　　这首先因为，在改革开放总的大趋势下，老左派在社会上名声并不好，新左与之合流，将影响他们自己的社会名声，并且，在政治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的后***时期，这在政治上也是颇为犯忌的。其次，对于受到过更精致的西方左派理论训练的新左派博士来说，老左派的教义对他们在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第三，老左派的“党官僚主义”的教条的思想模式，与新左派更具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第四，新左派主要产生于学院环境，与下层民众之间并没有密切关联。他们也并没有作为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而直接参与政治的意愿，因而对老左派拥有的政治资源也没有多少兴趣，另一方面，即使某些新左派人士对参与政治有兴趣，由于老左派官僚已经是退出政治中心的边缘人，没有多少政治资源可供他们利用。

　　总而言之 ，新老左派在观念与价值上有若干可沟通之处，但他们之间迄今为止并不存在政治结合点。一般而言，青年的新左派都是一些著书立说的学者，他们只是思想界日渐活跃的一些自主的独立的个人，而并没有形成为有共同政治诉求的并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

　　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从新左派人士的思想状态与观念上看，可以发现由于学理资源不同，由于价值取向上的侧重点的不同，由于心态上或经历上的区别，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种不同的类型。区别两种不同类型新左派，对于研究他们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温和型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型

　　就此类人的理论资源与关注的核心价值而言，就其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来解读中国问题而言，人们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型”的新左派。此类新左派关注的重点是，由于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甘阳，王绍光等人。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那么这就同样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从发生于美国西雅图的有五百多组织参加示威运动中，从示威抗争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中深受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在他们看来，这种左翼传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弱势者的团结、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他们从1968 年西方学生运动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中获得精神支持，呼吁“拒绝将人等同於单纯的消费者。”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左派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获得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他们不再运用老左派使用的意识形态反帝主义，而是运用东方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萨义德把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关于知识与权势、真实与话语、表达与扭曲等范畴的论述，转变成了《东方主义》一书方法论的基础。在萨义德看来，福柯与德里达作出了以下这些重要的思想贡献，即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主体需要客体，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任何知识都参杂了想象成分。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有要求更多的知识。知识是主体借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就是霸权。等等。萨义德把以上较为抽象的论述引入他自己的学术论证之中，在《东方主义》一书的论析中，萨义德认为，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⑧

　　在萨义德看来，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使东方的形象偏离了真实。西方只是适应了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才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萨义德把西方人对东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扭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东方主义”。

⑨

　　萨义德对西方的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为新左派提供了远比老左派的意识形态反帝话语更为强有力的思想理论工具。新左派以此来论说，来自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知识产权问题，统统可以归结为新殖民主义者从文化上来征服第三世界的概念工具，他们认为，当中国人以这些西方话语来论证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历史选择时，就是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暗示去行事。其结果就必然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以及殖民话语的立场。最根本的是，新左派认为，我们不幸生活在西方人创造的东方主义的语境中，从而在根本上失去了中国的主体性。新左派以建立摆脱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中国自己的“抵抗话语”为己任。新左派通过接受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而拒绝了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而走市场经济化、民主自由化与现代化的历史选择。

　　从引用的新左派在网上发表的观点中，可以大体上概括出这一类新左派的基本特点，即他们是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从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申张自己的左派主张的，他们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是发达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体现，他们从西方文化中的反西方话语中去寻找反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武器。

　　此类新左派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生活，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对弱势民众与团体的侵害。他们对自由竞争抱有极大的疑虑，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
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们把俄国经济改革中的失范与无序化现象一概概括为“掠夺性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就此类人强调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而言，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型”的新左派。

　　由于此类新左派人士把中国当下的问题视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相似，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引进的最时兴的新左翼思想理论的概念。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劳动场所人性化。要求“文化主权”、尊重本土文化、反对文化商品化、反对西方流行的“现代性”，“后福特主义”等等。他们反对过度资本主义化对人性的压迫，反对人的异化 ，反对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受一个同质化﹑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这一观点与立场是他们反复强调的基本主题，在互联网上可以经常读到这样一类论说文字 ⑩ 。

　　从学术风格方面也可以看出温和左派的一些特点，与下面我们将分析的激进左派相比，他们的文风相对而言多少有些“贵族化”，他们的文章用词艰深（这一点汪晖最为突出。）一般民众很难理解，也对他们的高论不感兴趣。他们似乎也对民众是否理解他们的思想同样并不在乎，他们虽然也不断在自己论文中强调大众民主，但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理论付之社会实践，从来不曾对社会民众进行思想与理念上的号召动员。温和型新左派绝大多数是大学与研究所的学院派。

　　应该指出的是，此类温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有其合理性与积极作用。因 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问题确实也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如果他们的左翼理想主义不是走得离现实太远的话，他们对于防止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警与纠偏作用。

　　另一方面，他们致命的缺陷是学院派的书生气与左翼的拿来主义，实际上他们生活于“西方译语世界”中难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机智地讽剌此类新左派以“后现代主义”来规范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方向，无异于“要瘦子减肥”以及“给婴孩发避孕药”。另一方面，此类温和新左派中对文革中的平均主义，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均怀有一种文化浪漫主义的审美心态而产生的误读，他们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也为老左的传统思潮的复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激进型新左派：民粹主义型

　　本文要着重分析的是激进新左派，与温和派相比，这种新左派在当下中国更具有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过份地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与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激进的左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他们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旷新年，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韩毓海、民间音乐人张广天，（话剧《切格瓦拉》的导演）、北京学术刊物编辑黄纪苏（《切格瓦拉》的编剧）等。

　　前文所引新左派人士李宪源的发表在网上的一段文字颇能代表他们的典型心态与与思想：

　　“每当我看到海外华人报刊和中外电子杂志上所披露的中国那些弱小者的悲惨境遇，那些被资本家反锁在熊熊火堆里挣扎着的生命，那些活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女工……，读到《人民文学》上经过高度典型化概括的催人泪下的人物遭遇和命运，以及想到改革是为了使中国百姓在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而结果却是千千万万的弱小者面临下岗失业，不得不用强势者暴富者一瓶洋酒的价钱去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就觉得心里非常压抑。虽然对西方畸富畸穷的社会现象，我早已司空见惯，但一想到与西方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状况，发生在祖国父老兄弟和姐妹的身上时，而且恰恰是在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创造了巨大财富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就不能不深刻反思，不能不问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责任！”

　　这一段话语充分表达了新左派知识分子强烈的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此类新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底层意识，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

　　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他们中不少人或者出身于社会底层，或者在西方留学时，在自由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深受挫折，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憎恶感。他们在国内与国外多少有过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这种“底层意识”使他们对知识分子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不信任。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主流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就由此认定，知识精英与当权者与有产者阶级已经“同流合污”。成为奴役社会大众的“帮闲”文人。

　　这里可以以一位激进新左派人士为例子。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从小受到种种不平待遇，后来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极其落后地区任教，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不幸，使他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边缘人的反抗社会的冲动。这种心态与挫折经历十分类似当年的波尔布特。他的底层意识，使他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他在一篇与自由派论战的网上文章中居然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要自由派把“化公为私”与贪污的公款吐出来云云，洋洋万言，几乎通篇是对论战对象的人身攻击与蔑视。

　　当然，底层的边缘人未必都会成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样出身底层，然而却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在网上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评：

　　“我的出身也是农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农村，我知道当代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们的命运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他们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回归集体主义经济可以改善的，他们的命运在集体主义经济时代更惨。记忆中的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长”与书中的旧社会恶霸、地主差不多。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宰队里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说给谁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说谁应当批斗谁就批斗谁，他说谁不能出门要饭就不能出门要饭（要饭必须经过他的手开证明）。农民在这样的压迫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尊严和自卫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我就会流泪。这就是新左派们所渴望的平等？农民所需要的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的打破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城里人再也没有权力驱赶他们，他们拥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迁徙，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动的权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由此可见，“底层情结”可以把一部分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另一部分人引向激进的新左派，后一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激进新左派认定，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底层社会的严重问题。只有左翼的平民革命才能使下层民众得到自由。在他们看来，对于充斥着土豪劣绅式的农村干部与地痞流氓的社会，温和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左派的平民革命理论，最能充分表达“冲决网罗”式的激情。这种心态与思想早在二十世纪之初的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思想中有过。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们移民西方后始终处于社会边缘，有一位这样的人士说过，他的新左翼思想是与西方资本家对他的剥削所给予他的个人刺激有关。正因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进人士在网上发表的论战文章中就表达了如下极端思想：

　　“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他们实质上是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因此，与其说我反对自由主义，与其说我反对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我反对奴隶制，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威主义化和法西斯主义化。让我们守住1789年的阵地，让我们守住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阵地，在这个阵地前写着：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不能从这些历史进步的阵地上永远后退。”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种激进新左派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革命观，即“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北京今年上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充满新左派思想的话剧中得到充分表现。剧中我们看到以“脚”自居的伐木工人，愤怒的斥责和嘲弄以“脑”自居的劳心者的理论，在剧作者笔下，那些自以为是在为民族争取奇迹般的发展的知识份子，都不过是特权阶级的帮凶，或者简直就是新式的压迫者本身。

　　他们从底层意识出发来理解毛泽东，从而把毛泽东完全诗化为平民主义革命圣人。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乌托邦思想，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没有丝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们已经对真实的毛泽东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从被他们诗化的毛泽东身上寄托他们的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点可以从《格瓦拉》的导演张广天以“一个红小兵”的身分所写的“在毛泽东灵前”的网上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

　　二，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

　　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有过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与那些进入中产阶级的成功留学生们相比，他们更深地品尝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面，这种体验使他们在情绪上无法接受中国将成为西方式的社会的现实前景。《格瓦拉》剧作者黄纪苏本人曾在美国留过学，他与作者讨论中谈到个人在美国的体会时说：“当你坐在美国小餐店的后堂里，一连十八个小时洗盘子时，当你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这时你所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到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这种切身的体验投射到中国现实中，形成一种新左派信念。虽然温和派左派中一些人也有反西方的情绪，但其强度远不如后者。

　　三，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

　　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进行坚决斗争，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青年教师旷新年甚至用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攻击自由派，

　　实际上这决不是单纯的个人学风问题，它反映出激进左派特有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的共同特征。当年的蔡和森在法国留学时，称中国必须有一场针对把那些拥有十万二十万小资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式革命，“哪怕反动必大，也势在必行”，在思想方法上均与此种正邪两值分类法有关。波尔布特式的革命激情与他们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与他们的激进左派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此类人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结。一则渊于左派共产党文化在潜意识中的积淀，在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激活了共产政治文化中的这种传统因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暴民政治革命发生的思想机制，就此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四，类似雅各宾党的民众动员冲动

　　由于激进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层意识，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以西方为邪恶敌人的目标意识，从逻辑上自然就会导致此类人对于动员民众来实现“公平社会”有强烈兴趣。可以说，此类新左派人士底子里有一种暴民政治的革命倾向，一种底层革命意识，一种诉之于民众动员的内心冲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早年共产革命的种种语汇与符号。

　　这一点与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温和派不同，前述温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学校园里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具有“贵族化”、“精英化”与书斋式的学院主义倾向。而民粹主义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底层的经历与在他们在西方的挫折感，则使他们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冲动。民众的情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相信中国受资本家剥削的大众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如果说温和派左派在艰深的理论世界中乐此不倦，那么，激进左派的文风则相当通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们中有些人如黄纪苏，更愿意采取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也从大众的情绪反应中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找到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偶象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人们可以从海外一些新左派网站上读到一些国内从事独立工运的底层工人与网主的网上通讯。国外激进新左派与持不同政见的底层工人已经找到了某种结合点。当然，由于国内激进新左派深知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限度，这种与民众结合的迹象并不存在。

　　激进新左派的社会影响，可以通过话剧《切格瓦拉》上演的社会反响中看出来，二零零零年四至五月，北京小剧场上演了话剧《切格瓦拉》 ⑾，这一话剧上演获得意想不到的极大轰动。据称，《切》剧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演出真正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十几个大学生甚至专程从沈阳赴北京来看话剧，有的观众泪流满面。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有的连看十二次。全场情绪激昂。它的上演标志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学艺术的舞台，走向了民间。观众主体是北京大学生，离休老干部与老左派人士纷纷前来观看。

　　该剧上演后，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之间就这场话剧引起论战。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格瓦拉是来不及犯错误的波尔布特。剧作者黄纪苏则认为，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号意义，他认为，格瓦拉格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力量，对于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种新的价值，一种对市场经济的异化的消毒剂。黄还进而认为，格瓦拉身上有一种与命定的规律相抗争的道德力量。他说，一般人认为，一切主义都在必然性与规律面前俯首，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格瓦拉看来，如果规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在这种抗争中显示出真正的伟大。我们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社会，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律与必然性。正义高于规律。”⑿

　　该剧具有一种具有反叛现存秩序的民粹主义倾向。一位网上作者批评指出，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把世界划分为两类人，富人与穷人，富人是道德败坏、堕落、邪恶的，穷人是善良、纯洁、道德高尚的。穷人革富人命就是天然合理正义的。这一主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穷人革富人命的思想，与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对于官方来说，该话剧以文艺的形式自发地宣传了赞颂了共产党当年革命的理想，从而被认为有利于宣传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是此剧能够获准上演的原因。该剧的革命符号使它获得了生存的“保护伞”。

　　另一方面，这出话剧站在“穷人”一边反对“富人”，并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革命正当性进行鼓动与辩护，而当下中国恰恰是在西方经济影响下，日益贫富两极化的、富人与穷人阶层日益明显的“不公平”的社会，这出话剧对革命暴力的赞颂，实际上具有以革命方式来实现平等的政治倾向。

　　有评论指出，该剧同时还宣传了穷人反对富人的确实是恐怖的、血腥的，然而却是神圣的。该剧的逻辑中一切都很简单：“同意的请过来，反对的请拔枪。”剧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动辄就要诉诸武力，不惜以肉体生命相搏，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只要是反抗压迫和掠夺，在他们看来可以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对一切不革命者应予以打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瓦拉》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新左派，即激进新左派在革命符号下在社会上登堂入室的表现。它所体现的以暴易暴的情绪与价值倾向，将在未来中国现实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影响力。

　　左右思想之争的未来政治影响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在当下权威体制下，已经具有自主的生存空间。政府对这三种体制以外的知识分子思潮并没有明确的干预，这表明了中国思想多元化时代的新的开端。

　　这首先是因为，这三种思潮各自所强调的价值，均与政府强调的价值之间存在着部分一致性与重合性。例如，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等。这是与政府完全一致的；
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则是政府乐于看到的，新左派无疑起到自发地加强共产党意识形态符号的政治作用。第三，新保守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对自由派的政治西化的批评，同样能得到政府部门的赞同。三种思潮都部分与政府具有共识。因而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三种思潮各自又与政府主导的的价值存在着矛盾。例如，自由派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与政府的权威主义形成矛盾。新左派对毛泽东平均主义的认同，则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矛盾。同样，新保守主义使用的权威主义话语，以及新权威主义对自由主义目标的认同，均与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同样构成矛盾。

　　这种三大思潮与权威政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是中国从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多元化以后的后全能体制转变过程中出来的新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制外中国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三足鼎立局面的出现，使中国思想界重新呈现出相对多元的光谱。事实上，如果以这三种思潮作为三基色，人们还可以发现从保守到激进的更为丰富的思想价值层次。（13）

　　其次，人们必须承认的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争论迄今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九十年代以来到现在，社会已经高度分化，人们忙于经营自己的事。关心思想理论的人较少。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派，他们与普通民众并没有经常联系与沟通的渠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也基本上局限于互联网、以及部分发行量并不大的知识分子期刊与书本之中，知识分子论战者们的听众远不如八十年代中期。

　　尽管如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互动没有长远的影响。由于政治思潮是人们对面临的社会矛盾与困境挑战所作出的思想回应，思想往往敏感地反映出社会面对的基本矛盾与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政治选择的走向。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民主化与政治参与渠道在未来的逐渐开拓，大体而言，我们可以预料，二十世纪未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存在着以下几种发展的可能。

　　第一种政治前景：与社会多元化相对应的思想多元化

　　三大思潮与政府之间的共识点的存在，又使它们在权威政治条件下可以长期存在，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对中国的思想多元发展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并可能对中国民主化有积极意义。

　　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更具体地说，自由派以政治改革与建立法制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新保守主义以秩序稳定为基本诉求，这种三足鼎立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色彩。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的右翼，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中转化过来的新兴官僚集团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制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更符合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为他们所认同。

　　这样，三种思潮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要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思想主义，并可以在这一思想主义下聚结成政治党派，在多元的政治党派的游戏规则下，争取自身利益与权利。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多元民主就有了社会条件与思想条件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由派的温和派与新权威主义相结合，形成中间阶层的利益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潮与现秩序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支持体制内的渐进民主化变革。并逐渐被纳入体制内，中国从权威主义向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种政治前景：左派与边缘人结合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推断，中国还是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危机与断裂，并引发社会矛盾总爆发，这将会形成这样一种可能，即激进类型的新左派以其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社会矛盾，并把中国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掠夺性的两极分化，再次象二十世纪初期那样，要求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利者、绝望者阶级、下层民众来说，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化，他们最易接受的将不会是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而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在这个过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温和派即“后现代主义”派，由于与底层利益没有关联，将会逐渐失去其社会影响力。而新左派中的民粹主义派，则有可能取得变成绝望阶级的下层民众的。民粹主义新左派会如同波尔布特一样，在中国宣扬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革命，力求在中国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虽然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乌托邦实验只能导致对整个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

　　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少，原因是，首先，没有二十世纪初的种种条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消解一切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的世纪。新左派很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中形成气候。其次，在现行条件下，国家政权有足够能力来抑制事态的恶性发展。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各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执政合法性的提升，中国社会出现现代化断裂的机率没不是很大。

　　第三种政治前景：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的两极震荡

　　最后，我们要考虑到第三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民粹主义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极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的后全能主义权威体制（Post-totalitarian Authoriratian Regime）不能通过自我更新实现有序的民主，权威主义的腐败，很有可能使现行体制在未来某一时候陷入深重的危机，陷入危机的当政者往往会通过满足民间日益强烈的民主化的要求，来争取国民对自己的合法性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可能会出现全社会的急剧民主化的浪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民主化，有可能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民主与权威主义铁腕政治相互交替的不稳定局面。

　　形成中国民粹主义型的民主化的机制是，首先，由于权威政治的腐败，两极分化，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厌恶权威逆向心理，新左派鼓吹民粹主义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迎合了大众对权威政治腐败产生的逆反心态，而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并主导了社会舆论。

　　其次，由于中国文化中长期以来缺乏自由主义的个人自律精神与传统与对法制的尊重，民主被片面地理解为反对专制，被理解为大众的意志与愿望的直接反映，民粹主义的高福利、高就业的平等主义，就会成为社会大众普遍的诉求。（14）

　　只有满足这种社会普遍要求的政治精英才有可能在一人一票的普选中取得选票。这就会促使政治精英为了获是权力而力求迎合民众的近视的经济要求，并以此来确实大政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劫富济贫主义将导致拉美病在中国的重演。

　　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的左倾化、政治精英的媚俗化，与长期受腐败精英政治压抑的广大民众的平等主义诉求这三者的结合，就会形成巨大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健康的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无法在此种权威主义危机后直接形成，而会在民主化中自然演变为民粹主义的“板块”型的大众政治。其实，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有着民粹主义的丰厚土壤。（15）

　　这种民粹主义政治，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些国家里，工会和左翼政党所领导的旨在提高工资和福利的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要价太高的政治诉求，迫使为争取选票求得生存的软弱的政府不得不对此种要求节节让步，其结果就是尾大不掉的高福利政策，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巨额外债。使民选政府无力应对现实经济问题，政权毫无权威可言，暴力犯罪越来越严重，黑社会如鱼得水。城市管理混乱，贫民窟无处不在，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

　　一旦中国陷入这种发展陷阱，新左派反而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正如前文已经分析过得，中国的激进的新左派，具有民粹主义的强烈的价值倾向，他们的“底层意识”、反知识分子的情绪、反西方的价值倾向、对“唯美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情有独钟、他们在《切格瓦拉》一剧中所表现出现的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对雅各宾主义的浪漫向往，他们的“穷人善良、富人邪恶”的两叉分类，这些价值与思维方法，已经当下中国的新左派的思想中充分表现出来。而《切格瓦拉》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所引起的巨大轰动也可以看到民粹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基础。

　　一旦出现民粹主义的“劫富济贫”运动，另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又会倾向于保守的权威主义，主张回到铁腕式的精英政治，为了政治稳定进而支持军事权威政治对民粹主义的镇压，成为与左翼民粹派相对立的新右翼，这样，就有可能形成民粹主义的大众政治与权威主义的精英政治之间，形成钟摆式振荡的两极冲突模式。中国将陷入拉美化的政治陷阱。虽然，从现在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下，在总体上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政府对解决宏观社会问题仍然相对有效，中国的出现这种拉美化的前景概率并不很高。然而，这种拉美化的两极震荡的相关因素与条件，在中国当下现实中仍然存在，本文对中国当下新左翼思潮的分析与批判，旨在于起一种警示作用，尽可能避免中国再次陷入这种现代化断裂局面。

　　注 释

　　1、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本文作者曾在一篇文章里相当乐观地写道，“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活着的整整三代人，在在中国必须变革这一点上达到如此的一致。政治观念上如此的一致，这样一个民族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选择。我们正承担着一种令前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种乐观信念，正是基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与价值态度上的空前一致性而形成的判断。

　　2、我们可以把这种民主观称之为“泛道德主义的解放民主主义”，在这种思潮看来，民主政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秩序建制，实现民主是无须社会条件的，反对民主不是道德上的邪恶，就是政治上的自私有致，对于不道德和力量，只有通过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取得民主的胜利。长期以来深入人们思想深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深层思维方式，也影响了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泛道德主义思潮的形成，在革命意识形态看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也潜含着着这种道德主义思维逻辑。

　　3、见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文汇报》，1989年1月 17日，又见同上作者问答录“大陆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1年1月26日。有关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崛起的文献，可以参阅刘军、李林主编《新权威主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齐墨编：《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大陆未来命运的论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1年出版。

　　4、见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及前景展望”，《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

　　5、以上观点可参见何清涟：《我们仍然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出版。

　　6、早在1994年，作者在北京就结识了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他十分鲜明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

　　7、新左派中比较活跃的人物主要有汪晖、李陀、王小东、崔之元、韩毓海、旷新年，等等。

　　8、、参见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１９９５年第２７期，本文中对萨义德思想的概括叙述得益于该文。

　　9、同上。

　　10、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使新左派有了申张自己主张的广泛场所，我们可以从互联网上读到他们所表达的如下观点：例如他们认为，左翼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反对“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反对“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认为，“自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愈扩大的鸿沟。富者不断积累财富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 、赤贫化为代价的；
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 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他们不断提醒人们，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在资产阶级 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在於个性的解放，在於完成他自己。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他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等等。

　　11、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他制定了激进的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劳动，他强烈主张社会主义古巴必须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汉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毫无疑问，如果他的政策得以推行，则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波氏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等等种族灭绝罪行，与格瓦拉思想均可以说一脉相承。由于格瓦拉的极左的政治倾向在古巴党内受到卡斯特罗的反对，格瓦拉与卡斯特罗政风不合，断然出走，再度投入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并在一次战斗中为其左的理想牺牲。

　　12、《切格瓦拉》充满了抗拒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潮流左派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该剧通过格瓦拉所体现的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来突显中国选择全球化与市场化与世俗化的历史道路是错误的。的作者黄纪苏曾与作者讨论问题时认为，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影响社会主义的价值的永恒性。他认为，乌托邦有其存在的价值。他心中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平等、没有剥削、没有竞争的、充满人道的社会。他认为，要想追求一种更人道的生活，就不免要背离四千年丛林法则的“经验”。剧中正面人物以讽刺的口吻来抨击“致富的头班车”、“旧世界的移民申请表”。

正是这种新左派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世俗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义。事实上，不少观众认同格瓦拉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一位青年观众说，“这个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是新左派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

　　13、为了说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状况，作者尝试对官方以外的中国思想界比较活跃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光谱，从保守到激进的程度，作如下罗列，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萧功秦，康晓光等）、自由主义右翼（张维迎、厉以宁等）、自由主义中间派（朱学勤、余世存、余杰等）、自由主义左派（何清涟、秦晖）、社会民主主义（杨帆、胡鞍钢）、新左派温和派（甘阳、崔之元、王绍光等）、新左派激进派（黄纪苏、张广天、旷新年）等等。由于具体环境与个人的思想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一光谱只具有相对意义。其中作为自由派的中间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朱学勤的思想日益右翼化，萧功秦的思想也在近年从新保守主义向自由派方向转变。

　　14、许向阳：“拉美化” 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关天茶社网站 发表于2003-9-9 14: 15、自民国建立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精英政治就存在着腐败化的势力，两极分化下的为富不仁，社会不公，有权阶级与暴富阶级势力之间的结盟，往往会成为左的平等主义思潮发酵的温床。其结果必然使左翼的政治理念对民众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在二十世纪初期，左翼知识分子发动的劫富济贫的“痞子运动”，就具有民粹主义的鲜明特色。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左倾化是该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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