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龙,刘素林：二元叙事与土地改革

　　检视20世纪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叙述，大致可分为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种。前者把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生动而富有诗意地展现出来，说明土改的必然性及其在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意义；
而后者则将土改放置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中来审视，认为土改不但没有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这两种历史叙事所呈现的史观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参照视角，《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1]（下文中简称《翻身》）、《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2]（下文中简称《乡村》）便是这两种不同历史叙事各自的代表作品。作为革命叙事的典型范本，《翻身》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
而《乡村》则按照现代化叙事的路径，展现了土改背离官方表述、导致社会失范的一面。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种文本的研究，展现不同叙事路径下的农村社会景象。

　　《乡村》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毕克伟、塞尔登分别为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来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在《乡村》一书中，作者以华北平原的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五公村领头人耿长锁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深入探讨了中共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农村社会所从事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这些改革与传统文化、国家与农村社会、战争与国家建设等之间的关系。本书凭借其广泛的文献搜集、生动的现象描述、深入的材料解读、浑厚的理论构建，一举获得了象征美国学术最高荣誉的列文森奖。

　　《翻身》一书的作者为美国人韩丁，他亲身参与了太行区潞城县张庄的土改，用社会人类学者“在地”式的观察视角，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的社会历史空间，再现了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和社会记忆。在这本书中，作者将许多相悖的东西，如生趣盎然的形式与外加的观念，荡气回肠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实的血泪与人为的温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该书既具有一般的可读性，又有相当的可信度。

　　与同时代其他作品一样，《翻身》“以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3] 它企图揭示的是，上世纪中期的历史环境如何迫使一批农民由世代遭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榨到奋起抗争，然后到思想觉醒直至走上革命道路。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并亲身参与中国土改的美籍友人，韩丁的创作“受到了官方文学体制的话语激励，得到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党的最高领袖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和文化官员的肯定”[4]。《乡村》则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展开叙述，涉及了人性、潜意识情节、生殖繁衍、种族属性等人类学内容。全书将中共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农村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减租减息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统统缩微到一个村庄成员的经历和命运中，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对象。“作者的这种做法对阶级斗争视野下赋予的农村阶级矛盾突出，农民欢呼翻身解放，积极支持土改的形象提出了挑战”。[5]

　　虽然《翻身》和《乡村》两书内容的时代背景大体一致，彼此甚至有许多雷同的生活场景，但置于两部不同作品的叙事话语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表达了不同的时代精神。《翻身》一书的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6] 而《乡村》则凸显了不同人物在新体制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多重身份和双重人格特征。无论是抗日英雄、共产党干部，还是无业游民和国民党官员，都在政治身份之外被赋予了一种原始的生命的色彩。

　　这两种叙事话语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是截然相反的。《翻身》中的剥削阶级申金河、樊朴之、郭福旺兄弟等，个个凶残狡诈、卑琐猥亵。他们一方面霸占田地、鱼肉乡民，一方面卖身求荣，充当反动政府的走狗，甚至连相貌也丑陋不堪、令人厌恶。而与之相反的是张天明、申锁子、弓来保等人，他们都是在抗日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不做亡国奴，为了穷人翻身解放，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他们作为共产党的代表，表现出机智、勇敢、坚定、大义凛然的个人特征。在这种革命叙事体系中，农民和农村的形象几乎都是以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分析─革命动力、对象、目标为全景，由此来审视农民扮演的角色，故而每个活生生的农民个体因其阶级成分而被赋予大体类似的阶级形象。《乡村》一书则认为，“这种想象中的有关阶级的科学分析，充满了主观性和政治色彩”。[7] 因此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并没有革命意识形态那种二元对立的正反人物概念，不从单一的政治立场出发去丑化某一类人物，而是赋予各色人物以多重性格。如书中主人翁耿长锁，作为一个农民政治家，他在土改期间所表现出的坚韧毅力、牺牲精神和典型的农民式的生存智慧，的确令人感佩。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仅凭这样的个人素质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文化的农民政治家的视野毕竟有限。耿长锁的个人成功以及五公村的模范形像得以维系，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种种特殊照顾的结果，而这种依靠输血来维持的典型不具有任何推广价值。所以不管是耿长锁还是五公村，实际上是政府以高昂代价维持着的一个虚幻的政治神话。

　　在《翻身》的革命叙事中，由于历史叙事的“程式化”，农民作为一个群体也被相应地简化了。在这种历史记忆中，土地革命是一个“解放的”、“欣喜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欢歌笑语的群众大会、模范带头的共产党员，都是这个集体记忆不可缺少的部分。“而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叙事中又使得对农民如何、为何接受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何理解这一宏大叙事做出解释成为理所当然，而不需要进一步解释。”[8] “实际上农民的身份意识使他们不仅具有阶级身份、阶级形象、阶级关系，还具有更多不能够纳入到阶级视野中的行为和意识。”因此，“不能只强调农民的整体形象，还有作为自然村成员的身份和意识”。[9]

　　《乡村》一书着重探讨了中共是如何通过减租减息来发动农民群众、赢得他们的信任，并通过激烈的土地政策来满足农民均贫富的需要。在这种叙事中，农民被视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个体，他们的经济理性与中共政策的“互动”成就了中共的胜利。“正是这样活生生的农民个体超出了阶级视野下的形象的行为和意识给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带来了真正的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撑下，以各种方式将他们纳入到阶级理论的革命话语体系中，从而影响了中共各种政策方针路线的制定，而这些构成了革命更鲜活、更丰满的血肉。”[10]

　　《翻身》和《乡村》两书不约而同地贯穿着一条同样的线索：农村基层权力的运转是通过一系列文化传统和习俗编织起来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这种文化网络内涵丰富，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宗族、祭祀、节庆、道德、教育等。农村旧有的权势者就是通过这种文化网络建立、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影响力。[11] 新生政权虽然发动了对农村文化的斗争，但传统网络太广大、太复杂，不能简单地说好还是坏。但是在《翻身》的革命话语里，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如家长制、性别歧视、暴力被放大了，而传统价值观和人际关系中的积极面，因为它们不利于革命叙事的构建，所以被过滤掉。对传统文化的斗争成为书中农村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题，成为取得优越地位、获取权力或保护自己的最有效的工具。许多农民、特别是年轻人积极地参与对旧文化网络的斗争以及新文化网络的构建，与国家“同谋”而演绎出那个特殊时代的乡村生活现实。

　　现代化叙事则强调“尽管土改摧毁了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权力结构，但是代表着旧社会的人还在，他们的身上传统文化的影子还残留着，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或数次革命就销声匿迹。”[12] 在《乡村》一书中，土改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使新生政权的文化价值观与农民家庭经济的合理性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并导致一些受到共产党政权恩惠的人与其他人之间，以及外来的社会主义观念与农村基层政权土生土长的根基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裂痕产生的原因是土改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过于极端，共产党试图摧毁旧的基层政权赖以生存的文化权力网络，从而建立新的文化权力网络，但他们每一次取得的成果都无法突破顽强的农村文化网络。作者认为，共产党必须尝试放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控制，改用新的文化准则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这种做法才能使中共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自身合法性的迅速确立。

　　在《翻身》中，群众不断增长的爆炸性力量在一段时间内被导向对地主豪绅实施各种形式的进攻，这种进攻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强，甚至失控。亲身参与土改并深谙运动功过的韩丁“最终也选择了对土改的正义性进行竭力的正名和讴歌，使许多历史的真相和某些本质被远远地隔离在政治的大幕之后，从而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和意义的客观性”[13]。而弗里德曼等人则通过描写土改固有程序的偏离、土改进程的零乱、土改之后的乡村惨淡等方面，呈现了一个与革命叙事截然相反的土改：“充满了愤怒和报复心理的年轻无赖，通过个人和宗族间的仇杀，残酷地肢解了村庄”[14]、“社会被割裂开来，人际关系趋于疏远和对抗，农民使用没收和暴力手段进攻假想中的罪恶阶级”[15]。从这样的论断中不难看出，作者更加注重寻找历史光环背后的阴暗面，以批评的态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在这样的叙事体系中，土改和其他乡村政治历史一样，都是权力的争夺和泛滥，它带给普通百姓更多的是灾难和痛苦，为土改的进步性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上述两种叙事无疑是矛盾的，在这两种叙事体系中所展现的土改完全不同，由此而引发的结论和反思也全然不同。作为革命叙事的代言人，韩丁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并且作为中共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参与了张庄的土改，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官方痕迹，他的创作也同样受到视域的局限。他仅仅从政治（而且是单纯的胜利者角度）切入历史，只表现政治胜利和阶级斗争的一面，却遗漏了更广泛的人性内涵和个人视域，从而形成了许多思维误区，以致于作者在展现了部分历史真相和历史意义的同时，却遮蔽与掩盖了更多的历史意义和真实。囿于现实问题和政治服务立场，作者基本上没有表现出超越现实之上的纯理性思考，人性、客观历史本质等问题基本被排斥在这些作品之外。而这又恰恰妨碍了作者进一步认识蕴含在现实背后的困惑和矛盾，以及所潜藏的机遇与挑战。

　　相反，弗里德曼等人对新政权的认同程度与韩丁相去甚远，对“左”的排斥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意识形态背景也必然将他们推向中共的对立面。在把以欧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界定为一个普遍化的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把“先进”与“落后”的价值评判内置其中。所以，《乡村》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始终未能摆脱显性或隐在的作为价值尺度的西方文明的参与，实际上也默许了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价值体系和话语。

　　历史可被视为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正如福柯所言，对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土改文本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像土改运动一样，中国近现代的许多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等等，都还需要不断拂去历史尘埃，在不同的文本中得到更为清晰完整的再现。

　　【注释】

　　[1]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2] 弗里德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3]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4]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5] 黄冬娅，“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时代专题》，2002年04月网络版（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204/0204261003.htm)。

　　[6] 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党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7]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147页。

　　[8] 出处同注[5]。

　　[9] 《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81页。

　　[10] 出处同注[5]。

　　[11]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3-4页。

　　[12] 张乐天，“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公社视野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13] 贺仲明，“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4]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376页。

　　[15] 出处同上，第14页。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刘素林(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生)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 [第4期(总第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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