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阿克斯特：这里谁负责？

　　（吴万伟 译）

　　许多有孩子和电脑的人都知道控制孩子使用电脑的软件。但是如果大人不能控制自己该怎么办呢？因为成人网络使用者往往乐意承认他们受到一种强大力量的控制，那是契约眼（Covenant Eyes），是个记录你所有访问过的网站，而且能给你挑选出来的“负有责任的合伙者”发送这种潜在的牵连性清单的电子邮件。“契约眼”甚至能够根据禁忌程度把网站分级（分数越高，说明越色情），这样你的配偶或者牧师就能一眼瞧见你是在网上进行市场调查研究还是在悄悄浏览下流表演。

　　“契约眼”的存在本身就是个措施说明当今面对数不清的诱惑中控制自己是多么艰难。由于日益富足的生活，宽松的社会限制，不可阻挡的技术进步，我们许多人都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多的机会放任自己。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生活就像居住在一个巨大的想要什么有什么的自助餐厅，里面提供许多的热量，信用卡，性，酒，以及任何东西，你可以过量的使用，我们的祖先从来都无法想象的。

　　美国当然是最大的自助餐厅。我们发明了互联网可以坐在家里订购人家送货上门。比如，从前看色情内容被羞耻和麻烦所困，而现在任何人只要拥有和网络连接的电脑的人可以立刻匿名地阅读浏览，而且不用花一分钱。另外，看看赌博？1970年卡西诺赌场只有在内华达州是合法存在的，允许彩票销售的州只有新罕布什尔，新泽西，和纽约。但是今天情形几乎颠倒过来了，47个州把赌博或者彩票或者两者都合法化了。如果这种几乎无所不在的情况还不够方便，网上提供国外的“虚拟”卡西诺赌场，你可以舒舒服服在家里玩。

　　尽管诱惑就像在郊区迅速出现的快餐店一样越来越多，原来帮助我们控制自己冲动的外在限制性的超级结构已经受到严重削弱，部分原因是同样不可阻挡的颠覆性力量---资本主义，它给予我们必要的资金来消费。我们对待酒后驾车的处罚更严厉了，反对吸烟的社会压力更大了，但是正如社会历史学家彼得•斯德恩斯（Peter Stearns）写的，“产生20世纪自我克制风格的调整总体上说减少了保护性安排和行为法律，把更多的责任放在个人认识和遵从这些规则上面。”

　　曾经帮助许多人坚守规矩的社会耻辱—脸上刺字已经像冷却的蛋奶酥一样瘪下去了。吸毒、酗酒虽然不至于得到称赞，却被看作医疗上的苦恼和折磨而不是道德上的缺陷。尽管与人通奸或许被人议论，但更多地被看作寻找自我愿望实现的让人痛苦的一部分而得到谅解。（同样的情况还可以用来讨论私通的后果---离婚）经济上的限制，曾经被用来充当意志力薄弱时候的限制，现在也因为迅速增长的财富和信用消费的开放而一扫而空。单单去年一年，美国人就收到50亿信用卡邮件请求。考虑到放眼望去到处提供的商品（商品广告）的密集轰炸，难怪这么多人决定在虚线上签字，明明知道我们要面临欠债和个人积蓄消失的后果。

　　这些现象很少只是美国人独有的，即使我们确实在很多领域的自我满足方面是先行者。物资短缺在中国和印度逐渐消失，就像很早以前在北美和欧洲发生过的一样，那里大量的赏金导致公司讲究销售艺术和科学的精美和高雅，在探索味道，颜色，声音，甚至气味来克服消费者的抗拒心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以前充当约束个人行为的传统刹车的家庭也没有了从前的力量。在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里，家庭的角色已经从经济生产转变为感情满足，从内在的纪律约束转变为放任纵容。现在的家庭要成为完好家庭或者大家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孩子长大后和父母分开居住，或者父母退休后和孩子分开居住已经削弱了曾经把家庭成员受到限制的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亲情纽带。

　　与此同时，邻居的目光也不再盯着我们。尽管有大量关于电子数据安全的绝望和苦恼，事实情况是我们多数人喜欢前所未有的个人身体上的隐私空间。那些单独生活的人，他们的体重在增加，尤其能自由地做，看，吃很多他们喜欢的任何该死的东西。但是我们剩下的这些人离1984年的家庭监视还远着呢。“杂乱的郊区矗立着的孤零零的房子和自驾车旅行的普遍性意味着在很多地方没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你的目的地是哪里，或者你到了那里要做什么。自我约束失败的红字是当今时代主要的社会病症。”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托德•瑟斯顿（Todd F. Heatherton）,丹尼•泰斯（Dianne M. Tice）说。他们在《失去控制》（Losing Control: How and Why People Fail at Self-Regulation (1994)）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还说“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很痛苦，因为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金钱，自己的体重，自己的感情，自己的饮食，自己的敌意，自己对药品的依赖，自己消费的欲望，自己对待家庭成员的行为，自己的性欲等等。”

　　世界范围的减肥斗争或许是压力下自我节制的最完美的例子了。美国人体重增加基本上是自微波炉出现以后开始的，因为热量的价格不管是从金钱上考虑还是从加工时间上考虑都降低到了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以来最低的水平。但是这些变化没有伴随人们意志力的增强。结果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都超重。肥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请原谅使用这个词汇，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出现。

　　技术只是煽起了诱惑。先暂时忘了互联网，想想世界上如果没有了避孕药会是什么样子。电视是另外一个破坏克制的熟练的粉碎机，不仅通过广告的力量而且呈现给人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奢华生活，性放纵，和其他形式的个人自由。泰夫亚（Tevye）在《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中对财富的幻想包括研究圣人的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观看过《橘子郡男孩》（The O.C.）其中对阳光，性和阴谋的想象并不是主要在世俗指南《塔木德》（Talmud）形成的。

　　由于限制性结构摇摇欲坠，自我控制的能力就在我们获得幸福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本来就很大了。稍微克制一下自己就可以大大降低获得心脏病和肺癌的可能性。如果你是男人，还能保护自己的婚姻（婚姻稳定的一个强大的指标就是丈夫控制自己寻花问柳冲动）如果你是学生，它可以让你获得更高的终生收入，因为你可能学习好，进入更高一级学校。心理学家安吉拉•达科沃斯（Angela Duckworth）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发现中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实际上比智力测验更能说明学生的学习成绩。在这点上，我们有必要记住教育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长寿有关。

　　市场已经发表了其宣判，大方地将大量收入花在社会引起惊慌的新自我控制精英，那些“简历天神”（resumé gods）好像在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抵制诱惑的能力）和更强大的自我纪律（self-discipline）坚持不懈的能力）上都出类拔萃的人。这些纪律大亨不仅承受了研究生院所有那些讨厌的考试，而且能够精心控制自己的饮食，在凌晨的健美中心大强度训练，仍然保持苗条的身材。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是那些用一分钟一分钟精确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孩子完美的标准化的智力和体力均衡配合，同时探索小泰勒从学前班到哈佛的成长道路。

　　后克制时代不仅让我们控制自己，而且要问自我控制为哪般？如果有的话，我们自我控制是为了一个什么更大的目的？答案或许是自我克制不仅对我们每个人有利，而且对所有人有利。比如，很容易开玩笑逗简历制作者和他们的选择，但是这些家伙在我看来表现还不错，至少与我们这些疯狂延期我们的信用卡债务的，每当我们看到菜谱上的奶酪蛋糕就点的没有自我克制的民众相比。相反，美国的自我克制贵族好像理想地适应我们所在的世界，毁掉了坚硬的脊梁骨。就好像他们比我们其他人先得到消息，难怪觉醒得早些，自我控制或许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个人品质。

　　对于受到大众观念---压制我们最内在的欲望是通向痛苦的最安全途径---训练的人来说，这可能是痛苦的药品。毕竟，幸福常常被要求放弃、屈服、放任而不是继续束缚那些可怕的抑制，正是这些抑制挫败了我们的乐趣。所以我们喝波旁威士忌酒，吸大麻，进行释放压抑情绪的尖叫疗法，要情人把我们捆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要自我释放。奥利夫•萨奇（Oliver Sachs）写到“我们渴望来自大脑额叶部，是意识和冲动的狂欢节。这是我们受限制的，文明的超级本能，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都被承认的需要。”

　　但是，如果自我控制表现出全面的衰落，仍然有自我控制增加的地方，显示某种自我管理的保守法律的东西。换句话说，或许有这么多的东西，目前我们最好使用它来戒烟而不是减肥。考虑一下普通人花费了多少自我控制才度过现代的工作场所。人们期待我们在办公室控制自己的服装，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情绪爆发，对客人微笑，克制不合时宜的言论，尽管饭后想瞌睡保持清醒，任何时候需要，不用非法麻醉就能尿出来。如果工厂的工作威胁到我们成为身体上的机器，至少“它们对性格特点的冲击/侵犯没有像销售导师卡耐基（Dale Carnegie）保持微笑的命令或者从1930年代工头再训练项目到1990年代整体质量管理中平息怒气的努力那么大”彼得•斯德恩斯注意到，“总而言之，工作时间的相当一部分现在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情绪限制，这是在19世纪没有普遍尝试的情形。”

　　我们试图控制自己的斗争可以追溯到比《奥德赛》（Odysseus）更早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水手把他捆在船的桅杆上，把自己的耳朵塞上，以防他包括水手屈服于塞壬（Sirens）诱惑的歌声。对于希腊人来说，熟悉的问题是自控能力缺失（acrasia）。柏拉图对此思前想后，最后认为人们可能对什么是最好的做糟糕的判断，但是不可能真的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个观点没有说服后来的哲学家们。比如勒门（E. J. Lemmon）在1962年指出“关于人类行为的非常明白的事实是它们常常受到acrasia的制约，任何让它显得怪异或者矛盾的道德立场就自动地被怀疑，因为这个原因，关于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说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他错了，自控能力确实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知识常常是欲望推动的，不管这个说法多么让人伤心。”

　　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说，自我控制是宗教问题。保罗哀叹说“我不做我喜欢做的事，相反我做自己讨厌的事。所以我不是真正做这个事情的人，而是罪恶存在于我的身上。”自我控制后来成为影响很大的教堂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e）的问题。缺乏提供给后来者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发泄口，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中记述了他与自己非纯粹的冲动之间的斗争。对于一方面是道德观念的强大传统，另一方面是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的继承者的当代美国人来说，自我控制缺乏被看作性格缺陷。我们期待人们表现出意志力，或许承认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社会就要分崩离析。但是意志力的本质对于哲学家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结论。嘉斯廷•格斯凌（Justin Gosling）在一本薄薄的书《软弱的意志》（Weakness of the Will (1990)中非常精炼地指出如果我身体上不够强大无法举起某个重量，如果我失败了那不是我的错，那么，为什么当我意志上不够强大，比如承受了精神肌肉的虚弱的痛苦就是我的错呢？”换句话说，道德上的瑕疵是糟糕的肌肉弹性吗？

　　如果意志力薄弱是遗传的呢？有证据可以证明这点的。研究结果已经显示比如沉溺于赌博和酗酒的行为有很大的遗传性，当然，环境也起很大的作用。(哈佛心理健康通讯（Th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报道居住在赌场50英里以内的人存在赌博问题的几率非常高)当然，这里可能有身体上问题，脑子受到伤害的一些案例说明了这点。审慎和自我控制是大脑前额区的活动。它的大小，形状，和力量不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所能控制的。事实上，有些心理学家已经指出没有人真的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因为意识本身不过是自动的身体反应的过程而已。

　　任何人熬了个通宵后就能明白我们对自己的思想的控制到底有多大，更不要说我们的行为了。怀疑者能很容易地证明这点，通过跟从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弟弟，他挑战未来的大作家站在墙角，直到他再也想不起白熊了。后来研究者发现让人们不想白熊（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确实很难让这个动物从他们的头脑中消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禁止一个话题甚至能让它变得更有吸引力。在一个实验里，被告知不要想性问题的实验对象比被告知想性问题的对象的皮肤传导水平越高，出汗越多。显然，在抑制者身上，每次性问题不由自主创入大脑中后，就要产生新的兴奋。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认为控制自我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让自我约束的信念灌输在孩子的头脑里。罗伊•鲍迈斯特已经嘲弄最近美国家庭和课堂中对自尊心的关注。指出强调自我控制会产生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提高自尊心而且导致生活中的成功。

　　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鲜，即使它已经成为某个专业爱骂街的人的群体之外罕见的东西。他们迟早会成为疯狂的赌徒。同样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文学家亨利•詹姆斯聪明的哥哥)劝我们“每天一点免费的锻炼，保持身体功能活跃，这样的话，当灾难时刻到来需要接近的时候，会发现你不是不知所措，或者不是未受训练的，可以迎接挑战。”

　　即使在詹姆斯时代，心理学家就怀疑自我控制有个本领和技巧。在19世纪末期，英国神经病学家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认为三个部分的大脑构造对应不同的演化程度。最高层部分的功能基本上是让下层部分在下面。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用杰克逊式的概念超级自我力比多解释自我控制，可能是对我们自我控制方面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了。对于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对可卡因和香烟不陌生的相当意志力的人来说，自我控制是文明的代价。因此人类的悲剧就是我们只能生活在必须进行严格胜生理心理控制的社会里，这些控制本身成为个人不幸福的原因。

　　虽然当地邮局没有流氓无赖的画像，压抑很快就被认为是巨大的公共敌人。在19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包法利夫人（Emma Bovary），和乔治•赫斯特沃德（George Hurstwood）（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中的人物）都是因为没有控制自己陷入了麻烦。但是20世纪的小说比如安妮•泰勒（Anne Tyler）的《偶然旅客》（Accidental Tourist）自我控制本身往往成为不幸福的根源，后者至少是更加深刻的缺陷的症状。这种新的勇敢的对放任的强调表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中，现在新作品受到的限制更少，原来这些形式上的限制还非常流行，比如在诗歌和绘画上。曾经与自我控制搏斗并在诸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Ulysses Unbound）的著作中探讨其优越性的约翰•埃尔斯特（John Elster）引用亨利•佩耶（Henri Peyre）在1940年的观察：“在经过了漫长的个人主义世纪后，我们的许多当代人好像被他们的绝对艺术性的自由占据了，这些自由把任何反叛的愿望都变成淡而无味的东西。”

　　在1960年代，自我控制遭遇了滑铁卢。那个年代强调的是不仅从反映资本主义暴政的社会控制下解放出来，而且也从同样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公平的自我控制中解放出来。年轻人拥抱改变神志的药物的文化被看作将这个广泛的革命内在化的尝试。一个转向药物学寻求帮助推恶毒有效地翻超级自我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内部的牵引或者压抑，对这些限制这么熟甚至舒服。对东方神秘主义，深思默想，性解放，以及其他战胜自我，围绕自我的途径的兴趣，是同样革命的一部分，发起革命的人是要竭力挣脱对自己的束缚。

　　这种完全自由的工程很快就失去了很多的魅力，至少在好莱坞之外。这里被压抑的电影人物仍然占据中心位置，在现实生活中，女权主义者要求男人在工作场所和在约会的时候都控制自己。父母要求男孩子类似的事情，使用药物实行限制，而不是颠覆它们。对任何形式的过失的“零度宽容”（Zero tolerance）政策给予我们这样的情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亲了小伙伴的脸而受到惩罚。这里表达出来的信息就是就连最小的孩子最好都要实施更多的自我控制。

　　当然，这些新的社会限制和社会变化给予我们的自由的高度来比的话是篱笆非常低的。女权主义者给予女性更大程度的自我控制的负担，可以预料自我管理方面更多失败的结果。1987年以前，肺癌—主要是因为抽烟---已经超过乳腺癌成为女性第一杀手。女性参与赌博的多了，产生的赌博问题也多了。关于性的传统的双重标准的终结（至少是破坏）消除了一个重要的限制，对男女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由于没有这样的外部限制，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这让我们回到契约眼。这个特别的网站在自我克制作为“预先承诺”（precommitment）的博学者中间，就像奥德赛给手下的命令，是典型的例子。自我设置的外来限制的例子如果我们要寻找的话是非常多的。我们中的许多人迟早要陷入这种预先承诺的状态。比如，我们可能避免在家里吃冰淇淋，以帮助减肥，（如果有的话，我们肯定吃的）。如果它不奏效，我们可能让我们的嘴巴闭上，或者动肚子手术。至于喝酒，我们可能采用深思让自己看到有人喝酒就造成呕吐或者其他不良反应。难道婚姻不是某种形式的预先承诺吗？为什么需要一个法律的合同约束爱情呢，不就是要防范将来有一天忠实可能出现问题吗？路易斯安娜（Louisiana）甚至提供了某种“契约婚姻”（covenant marriage）的东西，这样的婚姻要离婚更加困难。

　　为了明白人类在这领域的行为，把我们看作不同的有时候意见分歧的个人更有用些。经济学家泰勒•科恩（Tyler Cowen）指出我们都包含两个同时存在的自我，一个冲动，一个守规矩，但是别人已经提出了数不清的自我延伸到未来，所有的自我都受到我们当今强加在上面的成本和限制。显然，我们的欲望随着时间的不同是有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就懊悔地不得了。如果预先承诺出现了，一个人的目前的自我一般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因此，奥德赛谨慎的当前自我要求放任的将来自我受到限制。同样的，科恩注意到据说雨果（Victor Hugo）在修道院工作，要求他的仆人拿走他的衣服以防他不在房间里工作到别的地方去。约翰•埃尔斯特告诉我们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托玛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中雇佣人强行阻止他出去吸毒。但是，德昆西写到“因为阻止他行动的权威来自他自身，很自然的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发现自己处在形而上学困境中。

　　如果自我克制对于像雨果这样的人还困难，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更困难了。温室气体排放和政府赤字在多数先进的工业国家都是问题有什么奇怪的吗？这是为什么社会从事预先承诺的理由。宪法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被看作预先承诺，其中国家的早期当选者用它来约束自身，约束领导者，以及所有危害个人权利和过分的权力集中等。社会保障体系是个集体预先承诺的形式以防止个人出现财务危机。可以把它看作政府委托的圣诞俱乐部，你让山姆大叔现在拿走你的钱，不用支付利息就使用，你得到的只是肯定将来需要的时候你能得到帮助。

　　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控制的关键是未来，我们对未来有多大的期望。当今看来未来很可怕，部分因为我们这么放纵自己---大量燃料造成全球气温升高，国家债务不断攀升，以及数不清的其他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做得更好些，我们也应该记住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技术帮助我们进入这个混乱的局面，技术同样可以有能力把我们带出去。能够让我们吃任何东西不用担心增肥的药物到来了，那一天还会远吗？当我们有一天终于可以控制我们后代的基因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是否开发超级人类自我控制的东西？法律会惩罚那些不具备超级自我控制的人吗？

　　与此同时，让我们看到光明的一面。自我控制可能是21世纪全世界的人民最大的挑战是塞翁失马。自我控制是个挑战，但是这个挑战不像自我控制最有效替代品的贫困和独裁这么可怕。

　　译自：“Who\"s in Charge Here?”by Daniel Aks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9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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