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选择的困境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有一句话，叫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当时，人们更多的以为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但现在回过头看，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类似的逻辑实际上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经济生活中，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时出现。如今年一些高校进行的自主招生的改革试验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我认为，这件事情最引人注目之处，还不在改革试验的本身，而在于社会中对此非常矛盾的心态。近期媒体广泛报道了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而报道的题目就耐人寻味：人们“对高考不满意自主招生又不信任”。有关报道称，这项调查共有1913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有59.2%的人对自主招生的改革并不赞同。但这将近60%的人不赞同新的改革举措，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现有的高考制度。

　　事实上，对现有高考制度的不满，在社会中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现有高考制度之下，应试教育成为支配整个基础教育的至高原则，结果是整个教育成为一部围绕高考运转的机器。“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结果，与现代社会对能力的要求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张力。正因为此，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正是出于对这种呼声的回应，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在全国22所高校试点自主招生，复旦大学是首批试点高校之一。自主招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在高考前对考生进行自主选拔。从理论上说，实行自主招生，高校可以招收更加符合本校培养目标的学生，而且通过自主招生可以实行的相对灵活的考试方式，可以加大对考生能力考查的分量，这样，对改变目前以死记硬背为特征的基础教育也是一个有益的导向。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这项改革充满疑虑。一篇《高校自主招生应该缓行的N个理由》的文章，大体概括了人们对自主招生的主要担心。在有关的讨论中，尽管也有人对自主招生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和技术性问题提出质疑，如考生多次参加考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面试的成绩决定最终录取的结果会不会由“一考定终生”变成“几十分钟定终生”，一个面试教师要对几十甚至上百学生进行面试，在缺乏严格客观标准的情况下能否保证面试的质量等，但总起来说，人们更加关心的是自主招生的公平性问题。

　　当然，有关部门和自主招生的学校为确保自主招生的公正性，也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一些试点学校对笔试的内容做了严格的要求，教育部也要求自主招生要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进行。复旦大学有关负责人更表示：“今年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将拒绝一切‘条子生’，任何‘条子生’都不在此次考试之列。”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仍然消除不了人们对于自主招生公正性的疑虑。原因何在？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信任结构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高考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同时也可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所以有人担心，面试这样的“印象分”是非常主观的，高校通过这种方式招生，会不会产生一种“获得者获得”效应：特权者更加“特权”，招生中的一些腐败现象也会名正言顺地从私下走上台面。

　　应当说，人们面对自主招生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以及最后为了保证公正性而做的无奈的选择，表明了我们社会中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现实：灵活性与僵硬性的两难困境。在自主的灵活性和僵硬的统一性之间，人们为了确保最低限度的公平，宁可选择带有弊端的、僵硬的统一性。其结果，是我们这个社会很难获得为更有效率的目标而需要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样，实际上大大缩小了我们的选择空间，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但不能选择最优，而且也不能选择次优，能选择的只是次劣。

　　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社会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公共生活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需要由一系列的机制来保护的。其中的机制之一，就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比如，高校招生中的自主灵活的生源选择，就需要有基本的公平机制以及人们对这种公平机制的信赖作为基础。当这些基本的保护机制不起作用时，人们就往往被迫选择刻板的、僵硬的但有某些硬的条件约束的统一性。人们经常抨击的“一刀切”现象实际上就是这么形成的。如公职人员退休年龄的“一刀切”，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考试中对英语要求的“一刀切”等都是如此。不错，上述现象确有种种弊端，革除这些弊端也是人们的基本共识。但问题是，在能够保证灵活性的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没有这些“一刀切”的硬性条件，其结果又会如何？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多次提出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底线和基础秩序，也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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