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真：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它们都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为研究的基础，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变化中国际关系问题。但是二者也有其差异和共同点，研究和比较世界体系论与新葛兰西主义的差异具有很强的学理意义。因而笔者尝试着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一个历史的行为体－结构的分析框架，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关键词】世界体系 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结构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之一。罗伯特·吉尔平也曾经在其《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中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内学者王正毅也在以三大流派梳理的基础上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3]。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未受到重视。到依附论的出现才稍有改变，目前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著作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经济里的控制和依赖的论述，如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等，但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即使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马丁·怀特所提到的问题也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即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国际关系的实际世界之间存在的张力。就现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言，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全球政治经济的现状和前景成为关键性问题。因此挖掘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潜力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项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工作。本文试图在分析世界体系论和新葛兰西主义两者及其异同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一种分析框架来作为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式。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

　　以沃勒斯坦为主要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深受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与启示，一些依附论的思想与历史学中的法国年鉴学派也是世界体系论的思想渊源[4]。世界体系论是从对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化发展力量的观点的批评来开始其学术研究的，它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放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来考量。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世界体系论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出批判，并且提出了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命运和前景的看法。因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独树一帜的理论流派。笔者从世界体系论所涉及的三个领域对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作出阐述和分析

　　世界体系论者特别是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个历史的社会体系，而且这个世界体系是个统一的实体。因此沃勒斯坦主张“探讨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5]。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多个政治体系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其所称的地缘文化是世界体系论所分析的重中之重。总的来说，就是要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运行和目前的存在状况。

　　第一，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就在于单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存在，这也是有别于其他体系的显著特点之一。沃勒斯坦认为，“这特异之点是，且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首先是以在经济结构上优先考虑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的”[6]。他用“单一的体系”这个概念指涉建立在整体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基础上某种特定事物，以此来阐明所有体系存在时间的有限性与这些体系存在期间所起的历史作用。

　　关于世界体系的起源，沃勒斯坦认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个我们所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产生了。”[7]阿米尔·阿明也持有此观点，然而对于世界体系的形成时间，世界体系论者之间是存在着不同理解的。阿拉伯裔美国学者阿布鲁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9年间的世界体系》中探讨了13世纪的世界体系。阿布鲁的观点使弗兰克进行了反思，弗兰克和吉尔斯对此认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存在的时期至少要上溯到5000年”[8]。沃勒斯坦不同意上述学者的看法，因为在其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对于世界体系的运作而言，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广泛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世界体系论者把劳动分工运用在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和其结构的剖析上。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和资本积累是体系运转的主要动力。劳动分工不仅仅是功能上的，也体现在地理上，这就使世界出现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与边缘地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和演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地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交换。此外，世界体系论者也涉及到现代世界体系内变化的周期性即资本积累的长时段的经济周期。上升期的“A”阶段和下降期的“B”阶段的交替引起中心—边缘结构中霸权的竞争和转移。

　　第二，多个政治体系。世界体系论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是“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9]，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范围内存在的多个政治体系。他们认为，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物，正是这个政治体系为劳动分工的存在和成长提供了政治框架，从而使世界体系的不断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国家附属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三个结构性位置——核心、边缘与半边缘而分为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国家作用的分析与解释是从世界体系出发的。霸权竞争也被视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之一。沃勒斯坦论述了其他中心市场的生产竞争及随后的贸易竞争和金融竞争，列出了一种序列式的霸权模式。

　　第三，地缘文化。沃勒斯坦认为，文化还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混乱，文化在历史中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导致文化概念的广泛使用和混乱”[10]。他认为，“从1789年到198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自由主义”[11]。自由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其顶峰是在1945-1968年即美国称霸世界体系的年代。而自由主义却在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阵营衰亡的过程中走下世界政治舞台，它的衰亡削弱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续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能力。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空间定位使文化联系起来，而且文化的趋同往往倾向于为各主要集团的利益服务。对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体系是建立在其内部存在众多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它们反映了各个集团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特定功能”[12]。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作为地缘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基石。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运转的关键就是确立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认可其为标志性意识形态。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的体系，是人类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社会现实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相妥协的结果。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影响，加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全面性的矛盾，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规划也日益式微，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体系也不会继续存在。但是目前自由主义的终结并不代表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未来是不确定的。沃勒斯坦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可能要持续50年左右”[13]，在未来的这段时期，现代世界体系将陷入深深的思想和体制危机。

　　总之，世界体系并不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是关注体系层次上的理论化。“体系层次的理论化、跨学科性、长时段与非欧洲中心主义是此学派的标志。”[14]世界体系论以世界体系为框架，对整个世界体系及其组成部分进行比较研究。

　　新葛兰西主义[15]的解读[16]

　　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主要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者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的思想中吸取营养来认识和探讨全球政治经济的演变、变革以及未来趋势。但很难对新葛兰西主义进行简单的分类，或划出清晰的界限，本部分主要是对考克斯的思想进行探究。

　　首先，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从生产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内以及其间的政治权力，侧重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他们认为，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劳动影响着系列的人际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组织和制度，乃至国家间的和世界的秩序。他们通过对生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进行剖析来解释社会结构、国家类型和世界秩序等各个层次上的变化。然而要解释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变化也需要对社会权力结构、国家以及世界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进行研究。考克斯认为：“国际层次上的霸权不仅仅是国家间的秩序。它是一种带有占优势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世界经济内的秩序，这种生产方式渗透到所有国家且与其他次要的生产方式相联系。”[17]

　　其次，新葛兰西主义者通过对国家－社会结构的解剖来分析不同的国家形式。就本体论来说，国家－社会复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成为考克斯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国家不同表现形式的差异就在于各自的历史集团的特点，由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历史集团明确了国家作用的范围与国家行为的方式。“国家形式的改变就必定意味着一个历史集团被另一个历史集团所取代，一种国家利益让位于另一种国家利益。”[18]“未来将存在着多种的国家形态，这种前景将体现为国家－社会复合体的不同配置。”[19]

　　基斯·冯·佩吉奥将国家分为洛克型国家和霍布斯型国家。洛克型国家是指这样的国家－社会复合体：经济基础是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关系受制于法律的管制，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促进的而非主导的角色。可以看出，洛克型国家“强调自我调节的市民社会”。[20]而霍布斯国家具有统治阶级结合成一个单独的国家阶级的特点，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因能力而表达其利益时会受限制。在霍布斯型国家中“国家权力从属于官僚化，社会由国家所掌控”[21]。霍布斯型国家被迫通过自上的革命采取持续的追赶策略。

　　第三，霸权与世界秩序观。新葛兰西主义者是以霸权概念为基础来分析世界秩序问题的。考克斯认为，“‘霸权’则表示价值结构，以及对已渗入到整个国家与非国家观实体体系当中的秩序本质的理解”。“霸权产生于占有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社会统治阶层的行动与思维方式，或者是以这些方式行事与思考的国家已得到其他国家社会统治阶层的默认”[22]。当“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和社会力量通过坚持普世的原则来维持其地位”时，全球霸权就会存在，“这些原则是由相当部分的附属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接受或默认的”[23]。通过核心社会和正在工业化社会的精英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制度所提供的控制机制，全球霸权得以运转。可以看出，新葛兰西主义者对霸权的界定抛弃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基于经济或军事等单一向度的界定而扩大了霸权的概念内涵。

　　第四，国际机制的观点。考克斯认为：“世界霸权以普遍的的准则、制度和机制体现出来，它们为跨越国界的国家以及那些市民社会力量制定一般的行为规则——支持占优势的生产方式的规则。”[24]国际制度是体现经济与社会扩张的规则，也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是历史的产物。国际制度有助于确定国家政策导向并且使国家层次上特定的制度和实践合法化，也反映了支持占优势的社会经济力量的方向。考克斯指出了维护霸权角色的国际制度的四个特征：“1）它们体现出便于霸权世界秩序扩张的规则；
2）它们本身就是霸权世界秩序的产物；
3）它们从意识形态上使世界秩序的的准则合法化；
4）它们共同从边缘国家挑选精英；
5）它们吸收霸权的观念。”[25]

　　第五，世界秩序中的反霸权运动。新葛兰西主义者寻求质疑现存的世界秩序。他们认为，国际权力关系与世界秩序中基本的变化能够追溯到社会关系的的根本改变，因而世界秩序中的重大结构变革有可能追溯到一些与社会关系的国家结构一致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变化。只有通过阵地战等形式才能够真正变革社会－国家关系以及世界秩序。反霸权的力量或许是第三世界国家间的联盟，或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如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团体与文化运动，这些力量可以推动世界秩序的结构产生基本的变革。尽管这些反霸权的力量具有跨国性，但是其根源却在于国内。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考克斯认为，“后霸权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不同文明传统能够共存的世界”[26]。基斯·冯·佩吉奥则从跨国阶级形成的分析中看到体现跨国社会化的干部阶级或许代表了转变行为与社会的希望。他认为干部是指“在阶级社会中历史地执行为无阶级社会改变结构的阶级”[27]。干部阶级将会在全球治理的结构中扮演着有潜力的角色。

　　新葛兰西主义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抛弃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主义特点，而坚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分析方法即辩证的历史观。对此，考克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纠正有四个方面：1）辩证法；
2)历史唯物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增加了垂直的权力维度；
3）关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视角；
4）历史唯物主义重点研究生产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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