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堂：日本问题：一个世纪的症结

　　60多年了，日本的战争罪孽才被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真正意识到；
60多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才为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仔细品味，虽然我们亚洲人、中国人醒悟得太迟，而且远远不够，但毕竟开始觉悟了。

　　我们今天重提日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亚洲人、中国人的利益、尊严和安全至今仍被漠视——被日本人漠视、被西方人漠视、被我们自己（由于党派分裂和传统价值观念）漠视；
第二，一个罪孽深重而又逍遥法外的民族，主流意识不是在反省、忏悔，不是走向文明，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失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伺机东山再起——参拜“靖国神社”、编写和推广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大规模增加军费、加紧军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向海外派兵、公开宣布“先发制人”的原则、试图侵占中国钓鱼岛，等等，在日本努力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从地区性强国发展为世界性强国的过程中，老军国主义正借尸还魂。

　　一

　　日本问题与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发达的民族国家与落后的“前民族国家”之矛盾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是一个多世纪遗留下来的症结。

　　日本在亚洲过早地（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兴起，的确有些“另类”。这种“另类”一方面表现为日本不像西方那样经过深入系统的启蒙，缺少与一个现代经济、政治大国相匹配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权观念，缺少现代文明国家所必备的“道”，骨子里仍是一个野蛮的暴发户。而且，由于地缘（狭小、缺乏资源和战略纵深）和文化（历史上一直处于东亚文化的边缘）上的劣势，这个民族是在极不平衡的心态中兴起的：既自卑又狂妄、既有危机感又有扩张欲。

　　另一方面，作为独处亚洲的唯一强国，它可以很方便地独霸亚洲利益，独吞东亚、东南亚诸国，而不致引起西方列强的警觉和紧张。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成了亚洲的“西方”。到20世纪30年代，它与德、意法西斯一起，组成世界上最野蛮、最凶残的军国主义世界体系。就其残害生灵的残忍与野蛮程度言，德意法西斯恐怕也望尘莫及（后者毕竟有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熏陶）。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方和西方的军国主义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主要战犯或自杀或被处死，并销毁尸灭迹，但裕仁天皇等罪恶滔天的战犯却毫发无损，继续主宰着这个国家（中国人甚至把他当作上宾邀请过来）；
纳粹战犯无不受法律制裁，即使偶有个把漏网者，逃到南美或别的什么地方，隐姓埋名，但一经发现立即缉拿归案，可日本战犯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荣归故里”，颐养天年，把军国主义的孽种播撒到日本全社会，继续培育日本某些国民的变态和罪恶的心灵；
德国一再向犹太人，向其他受害国家谢罪、赔款，日本基本上没有向任何国家正式谢罪，没有对受害国和受害者个人赔偿，没有归还战争中掠走的他国文物和财产，没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如埋在中国土地上的化学武器）；
在西方，新纳粹主义视为非法，它的抬头会引起西方社会极大的警觉甚至恐慌，招致铺天盖地的谴责，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则是铺天盖地。西方主流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熟视无睹，美国官方甚至与他们沈瀣一气。西方思想界和文艺界反复检讨德意法西斯反人道、反人性的本质，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反人道和人性——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不同，亚洲受害国则很少有人追究。

　　这是为什么？

　　二

　　日本军国主义孽种得以完整保留，直接起因是战后美、苏争夺战争红利的结果。

　　在欧洲战场上，当盟军在西线与纳粹德国激战时，苏联人走捷径抢先攻占柏林，这为后来瓜分战争红利奠定了有利基础。亚洲战场后期几乎又面临同样局面：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得很艰难，苏联红军对关东军的胜利在望。如果没有意外，苏联红军很可能又抢先一步占领日本。为了跟苏联人抢速度，美国人才使了一着损招：投原子弹，从而赢得控制日本、瓜分红利的主动权。

　　美英占领日本后，日本对美国、对西方不再构成威胁，而苏联则是西方人在东亚争夺势力范围的最大竞争对手（所谓“两大阵营”，只是个错觉。无论是苏联人还是西方人，都是作为列强在侵占东方。亚洲诸国，无论是“同志”还是“盟友”，都只是列强利用的工具或牺牲品）。为了在东亚找一块基地、一个同盟，以对付苏联，控制亚洲，美国人明白，非日本末属。于是，美国由日本的敌国、征服者，变为它的盟国和保护伞。

　　朝鲜战争使这种关系鲜明化和强化。

　　总之，日本军国主义的孽种被完整保留下来，是美苏争霸的结果，是美国人“全球战略”的结果。美国人为了他们在亚洲的霸权和利益，漠视亚洲诸受害国人民的尊严、利益和权利，牺牲了我们，出卖了我们，亵渎了无数惨遭蹂躏的亚洲冤魂，亵渎了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也为亚洲各国留下了安全隐患。某些亚洲国家至今还没明白就里，跟在美、日屁股后头跑，真是可悲、可耻。

　　假如日本地处欧洲或美洲，当初侵占的是美、英、法等强国的领土，屠杀、强奸的是他们的人民，抢劫的是他们的财物，那么美英军队占领日本后，决不会如此姑息日本战犯和军国主义势力；
假如日本地处欧美腹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会直接威胁美、英、法等国安全，战争爆发后会以北美和欧洲为战场，那么欧美各国对日本右翼决不会如此冷漠，如此视而不见，如此放纵。西方人对欧美的新纳粹主义谈虎色变，但对东方的“纳粹”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视而不见、麻木冷漠、隔岸观火，甚至姑息怂恿。这种双重标准，再鲜明不过地表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如何被自私自利的西方人所操纵！

　　三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还需要从另一角度反思：作为东方法西斯最大的受害国，作为雅尔塔会议的主要成员国和联合国缔造国之一，中国为什么从未想过派兵占领日本？为什么没有强烈要求惩治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所有战犯？为什么当时的政府不严惩被俘的大批战犯，而是将他们送回日本？为什么战争临近结束时，中国人不是想着处理战后问题，而是打内战（蒋公甚至与日本战犯合作）？为什么大陆和台湾异口同声地不要赔款、不要谢罪，就与日本“友好”？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系统地调查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什么我们没有系统保护国耻纪念地，许多遗址一再遭到自己的破坏？为什么我们至今仍不公正地讲述抗战历史、不公正地纪念那些伟大的民族英雄（例如在大陆，官方从来不提张灵甫、孙立人等民族英雄）？为什么“革命队伍”之外的抗战老兵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尊重和抚恤？为什么我们对日军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暴行谴责得那么少？为什么从不指责西方人在东西方军国主义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面对日本右翼的复兴，我们为什么不联合亚洲受害国一道谴责，却生怕得罪人家？

　　这些现象背后，隐匿着我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多方面的严重缺陷。遗憾的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并未意识到这些缺陷，反而将它们作为美德在那里阿Q似地自我欣赏。

　　中国传统社会对待周边民族的方针，主要是所谓“王道”：怀柔、安抚、绥靖、以德报怨。从长远看，这种理念肯定缓和了不少民族矛盾，加强了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当然实际效果未必像迂腐儒生们吹的那么美。一般说来，在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的时期，它制造了“四海升平，万邦来朝”的景象，满足了统治者的虚荣心。但多数时候，这种理念只是民族利益和尊严被宰割时的一种自慰品。而当国力衰弱、异族存心觊觎你的国土时，按这种理念处理民族关系肯定是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王道”精神对君子是美德，对小人是愚蠢，对豺狼是灾难。

　　当今国际关系与我们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完全是两码事。各国鲜有君子，多是小人，更加豺狼环顾；
人们认可的是“现实主义”，服从的是“强力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仍然沉睡在古老迂阔的理念中，以“王道”和“仁义”的理念处理国际关系，其后果可想而知。今天，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是一条正在苏醒的毒蛇，我们就是那个慈善但愚蠢的农夫。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很糟糕的民族心理，姑且称之为“自戕意识”：对外敌、外族过分的忍让、宽容、友善，对自己人过分的刻薄、凶狠、残忍。“宁赠友邦，勿予家奴”；
“外患是肘腕之疾，内忧是心腹之患”；
“攘外必先安内”；
“引狼入室”；
“窝里斗”；
“内紧外松”，诸如此类的观念普遍、深入、历史悠久，从宋高宗宁愿舍弃半壁江山，也要杀掉发誓“迎回钦徽二帝”的岳飞，到晚清一贯奉行惩治“惹是生非”的刁民以安抚洋人的政策；
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到近年来因日本“入常”、钓鱼岛等事情，为防止“不法分子借机闹事”的措施……这成为我们民族自然而然的习惯。日本侵华期间，这种民族积习表现为无数中国人争当汉奸，替日本人屠杀自己的同胞，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战后，这种民族积习又使我们念念不忘党派私仇，却扭曲、掩盖和遗忘国耻；
当今，这种民族积习又换了一个托辞：“对日政策要有新思维”。日本有一种舆论：中国政府煽动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李泽厚先生语），这种文化竭力销解悲剧心理和罪恶感，竭力从生活中的悲、耻、罪中逃匿出来，转向喜和乐。所谓“粉饰太平”、“歌舞升平”、“河清海晏”、“政通人和”、“太平盛世”、“天下太平”、“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前途无限光明”……对日本的罪恶，对日本给我们民族留下的耻辱，我们也是这样：淡化苦难、屈辱和恐怖，着力表现的是胜利、功劳，是“友好”和“向前看”。犹太人有很深的悲剧意识和罪恶意识，他们着力地控诉、追究、反思，所以他们为自己追回了尊严和权利；
我们相反，着力地掩盖、粉饰、遗忘、自我安慰。自己不尊重自己，还指望谁来尊重？中国人、华人在世界上容易被人歧视，与我们的这种民族性格不无关系。

　　中国文化还有一种很强的性道德禁忌。几千年的宗法家族传统和儒学（尤其是理学）文化，把妇女失去贞操（不管怎样被暴力胁迫）视为最大的耻辱，道德的羞辱、蔑视、谴责和惩罚（来自外部的和自己内心的）不是指向施暴者，而是指向受害的妇女。女性不但要为自己、为自己的配偶，还要为夫家的列祖列宗和子孙万代操守，这种沉重的道德义务，是西方人甚至是其他亚洲人都无法想象的。因此中国妇女被日军强暴后，对本人、对家族的人格伤害，远比其他民族严重。面对残酷的现实，只有两种选择：毫不声张地死，或者毫不声张地忍。受害者本人、亲属和其他知情者，都会将这种侵害当作最大的禁忌严严实实地掩盖下去。据批露：过去曾遭日军蹂躏的妇女，“文革”期间竟被当作“日本特务”批斗；
90年代，当人们试图调查中国“慰安妇”事件时，他们发现，受害人至今仍然默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道德歧视，社会潜伏着掩盖历史真相的巨大阻力。可以想象，那几位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前辈，需要多大勇气！为此我们应对她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侵害，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可耻的兽行，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

　　西方文化是法制文化、理性文化；
中国文化是道德文化、情感文化。前者讲究证据确凿，所以纽伦堡审判进行得很艰难；
后者直指人心：你做了什么你心知肚明，我只需用情感化你，使你良心发现。在太原和北京的法庭上，日本战犯痛哭流涕，请求将自己处死，我们不必为此自豪，因为我们的庭审只是走过场，我们事先在劳教所做了太多的感化工作。问题是，西方的理性文化和法制体系敲定的东西，清楚明白，铁证如山，一般是无法推倒的；
中国情感文化不同，它可以感化当事人个人，但无法普遍推广，别人赖账你就不好办。

　　四

　　日本问题的结局同样说明，亚洲其他受害诸国（南北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等）还没有真正觉醒和崛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为自己的国民追回尊严和权利。

　　欧洲战后被分割、被占领的是负罪的德国；
在亚洲，被分割、被占领的却是深受日军之害、作为“战胜国”和“盟国”的中国（中国东北最初被分给苏联）与朝鲜，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和讽刺，也是令人深思的事。说白了，在当时的大国心中，亚洲受害国不是盟友，而是战利品，是美、英、苏诸国从日本人那里截获的“赃物”。

　　战后，亚洲受害诸国没有一个国家像美、英、法占领德国那样，派军队占领日本，彻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似乎那本该是美国人的事；
没有一个国家像欧、美国家那样，像犹太人那样，试图将日本战犯全部缉拿归案，并在世界范围内反复控诉那场战争的暴行和反人性，纪念无数死难的冤魂；
没有一个国家像欧、美国家那样，像犹太人那样，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表示关切和进行谴责——南朝鲜也许是唯一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相反，由于复杂的派系和意识形态之争，有些国家和政治实体还寻求美日联盟的庇护，跟日本人打得火热，这无异于认贼作父。

　　今天，亚洲最大的安全隐患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亚洲人如果意识不到这点，并联合起来像西方人抵制新纳粹那样抵制日本右翼，那么，我只好套用中国的一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五

　　日本问题，被各方面扭曲为地缘政治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例如在中国，无论是“灭掉小日本”的“愤青”，还是“对日政策要有新思维”的犬儒主义者，都把军国主义与日本民族国家等同：谴责军国主义就是反日本，跟日本和解就是接受军国主义幽灵；
日本军国主义自身也是借“国家安全”等名义来争取国民同情和支持，偷偷向日本国民输送战争理念。美国人眼中只有地缘政治，只有他的全球战略，没有正义与邪恶、人类尊严与反人类暴行之分。他们也把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对军国主义的憎恶，歪曲为“共产党国家”对“自由国家”的威胁，为东方纳粹浑水摸鱼提供了契机。

　　日本问题决不是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问题。像欧洲纳粹问题一样，它是极端反人类的军国主义问题，是极端残害人类价值与尊严的野蛮和邪恶问题。如果日本人真的认清楚问题的实质，那么他们就应该明白，这个民族的历史灾难、潜在危险，以及他们被人厌恶，正由于他们的军国主义势力；
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与其他民族的正义一道，清除本民族中残存的军国主义阴魂，而不是粉饰罪恶，为军国主义招魂；
如果中国人、亚洲人认清楚问题的实质，那么他们就应该明白，揭露和谴责日本的历史罪恶，警惕和谴责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迫使日本反省，是亚洲人民共同的责任，这与跟日本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合作并不矛盾；
美国如果真是一个文明民族，真有战略眼光，那他们就应该明白，他们应该站在亚洲人民一边；
而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与亚洲的正义和民众为敌，他们迟早会自食苦果。

　　笔者不是反对所有的日本人，而是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持军国主义意识的势力。相反，对那些敢于正视历史、揭露真相、为亚洲受害者讨公道的有良知的日本人，笔者甚至深怀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在日本很孤立，要冒很大风险）——但是，日本整个民族有罪，整个民族需要忏悔。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复仇和冤冤相报。我们控诉、反思、弄清真相，是为了明白：人的价值和尊严何等神圣与珍贵，又是何等的脆弱，容易被暴行所亵渎和践踏！人们需要互相提醒：亵渎、践踏人的价值与尊严的邪恶势力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就在我们的近邻，和我们在时间、空间上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我们多数人在酣睡，它却在那里蠢蠢欲动。

　　我们主张宽恕。但宽恕的是人，而不是罪恶。只有整个民族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彻底反省了自己的罪恶，并确保不会复发那样的罪恶，我们才能宽恕——遗憾的是，日本远不是这样。

　　我们也希望中日关系和解。但是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后，和解才是可能的：1、日本彻底承认100多年来尤其是“二战”期间对亚洲各国的犯罪事实，尚不清楚的需要继续调查和公布；
2、日本政府公开向各受害国家和个人正式道歉、谢罪；
3、归还侵占的财物，赔偿国家和个人的损失，彻底调查和处理战争遗留问题；
4、任何右翼势力、任何美化战争和战犯的行为在日本都被视为非法并予以惩处。——遗憾的是，日本远不是这样。

　　初稿于05年8月，二稿于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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