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中国古代小说与当今世界文学

　　中国古代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要从大众文化的接受中得到检验。只有不断地唤起大众的记忆和热情，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所以，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除了依靠翻译、讲解，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说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似乎也有它的必要。

　　当然，这些大众文化产品，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不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对中国的读者，也是这样。

　　一、曾经有过的辉煌

　　中国古代的小说是座丰富多彩的宝库，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对世界文学，特别是对东亚小说曾经产生过至深至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小说，曾经对世界文学，特别是对东亚国家的小说，产生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比如，古代的朝鲜半岛在罗末丽初之所以产生《调信梦生》、《崔致远》、《虎愿》等稗说，就与中国古代的传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如中国的《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对朝鲜半岛小说的发展，更起着明显的作用。当《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在中国流行之后，很快就传播到日本、越南与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今就韩国而言，崔溶澈、朴在渊的《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闵宽东的《国内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出版翻译状况》、郑炳昱主编的《乐善斋文库藏书目录》与不久前出版的全寅初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等，就从版本流布的角度有力证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对韩国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日本、越南等国也十分相近。如日本现代著名学者增田涉在说到江户时期大量引进中国的白话小说时说：“这些中国小说刺激京阪、江户的读本作家，开拓出了至此我国从未见到过的新的小说世界。”在越南，如中国的一部《金云翘传》小说，被移植为喃传后成为名著，不但在越南家喻户晓，而且享誉世界文坛，被译成多国文字。至于在西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当然相对较晚也较弱，但也不断地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有名的如德国大诗人歌德读了《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清代小说之后，大受启发，认为人类的感情是相同之点超过了异国之情，乃至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

　　二、面对当今世界

　　时至当今21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是将渐渐被人淡忘，还是仍然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魅力常在？

　　诚然，目前的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趋向，在文化上也有不少人在探讨全球化问题。然而，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不可能形成“全球统一市场”，不可能像规范全球经济行为规则一样来规范世界的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是有着相通之点，但同时也有着不同之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上的强势，常常在文化上也是以“欧洲中心”自居。东方的一些文学家，也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认同西方霸权话语，把一些肤浅、庸俗、末流的东西奉若神明，热衷于走“西化”道路。与此同时，现在的世界还有一种暗流，就是越来越重物质，重实利，这对整个高品位的文化生产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总之，面对21世纪的世界，有两股风，对作为东方文化之一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是不利的，这就是：一股是崇西化、远东方的风；
另一股是重实利、轻人文的风。但是，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重视真正的文艺精品与学术研究，拒绝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主张东西方文化多元发展，相互交融，携手并进。事实上，在文化上的真正全球化，就是这种相互交流、互补互利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东方文化的源头和代表，中国的文化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她不仅深深扎根在东方国家的土地上，而且越来越对西方具有吸引力。更何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刮目相看，即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关注中国的文化。21世纪的世界，正是以这样的情势，为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敞开着大门，创造了条件。

　　三、通往世界的不同路径

　　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不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对中国的读者，也是这样。

　　当然，世界毕竟不是铁板一块，就文化背景来说，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确实不同；
从接受对象来看，学者作家与普通大众也有差异；
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同一层次的人，也有华裔与非华裔之别；
所以谈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也不能笼而统之，而必须从不同角度着眼。

　　首先，从专业研究的层面看。作为中国古代的小说，面对流行通俗文化爆炸的时代，不要说外国读者，就是中国目下的青少年，真正直接捧读乃至迷恋古代小说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可不必对此摇头或哀叹，也大可不必硬是将它纳入“国学”的旗下人为地制造什么热。但是，这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总是有一批专业的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的小说乐此不疲，甚至以毕生的精力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特别在韩国、日本表现得非常突出。至于在西方，不要说像美国的夏志清、王靖宇、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陈庆浩等一些华裔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专家，硕果累累，就是一些非华裔的一流汉学家中，如美国的韩南、浦安迪，俄国的李福清等，都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著名于世的。他们的许多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当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少数，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给中国学者以启发和推动，而且也是将中国古代小说向世界各国大众传播的重要桥梁。只有通过他们的注释、解说和阐发，才能真正使中国古代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新世纪里使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世界各地不断有年轻的学者来加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队伍。这使我深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道路是宽广的。

　　第二，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上看。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国家、即使是东方国家，也是各具特点的。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其他国家作家的手，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与特点，溶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在日本、越南及朝鲜半岛等本来就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代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中不但有用自己文字如假名、谚语、喃语所写的小说，还有大量用汉字所写的小说，现在一般称之为汉文小说。这是世界小说接受中国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例子。当然，随着近代开始，一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先或后地推行去汉字化，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真正由“国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却因用汉字写作而被排斥在“国文学”之外，当代年轻人恐怕也没有再用汉字来创作小说的热情和兴趣了。但这不等于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小说创作完全摆脱了中国小说的影响，像日本、韩国不断地有中国古代名著改编本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当然，这些改编本，有的是保持了原作的筋骨，有的则改得面目全非，但我认为，即使是完全进行了再创造，也不能说彻底摆脱了与原著的干系。像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的北方谦三写的《水浒传》，曾得了世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司马辽太郎奖。作者说，“《水浒传》在我心中可能已经变质，我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确，在他的笔下，宋江一变为革命理论家，鲁智深带着他的理论著作《替天行道》到处去宣讲“革命道理”；
他还添加了一个秘密警察组织“青莲寺”，用来专门对付宋江们的地下活动；
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将“天神”武松写成从小就偷偷地单恋着嫂子潘金莲，而潘金莲则贞洁得可怜，为拒绝小叔子的强暴而毅然自尽……。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分析，加以解体并且重建，保持了长篇小说应有的紧张感。”这就清楚地说明，它尽管“重建”了一部现代“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但它的灵感毕竟还是从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而来。除了这些直接改编中国小说的作品之外，有些尽管表现得比较模糊和隐晦，但因为他们毕竟无法摆脱自己的传统，而这传统本身就隐含着汉文学的影响，所以从思想精神到表现技巧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中国古代小说的脉搏。不仅在东方，即使西方的一些现当代作家，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例如，以《大地三部曲》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就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她的致谢词便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小说，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再如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从一本中国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得到启发，写成一部以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狄公案》，在欧洲风靡一时，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一时间，“JudgeDee”（狄公）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它被多次拍成了电影，影响了欧洲，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前几年中国也将《狄公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最后，从大众文化层面上看。中国古代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还要从大众文化的接受中得到检验。假如，中国古代小说只是在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得到认同，或者只是将某些因素不明不白地隐含在当今作家的创作之中的话，其影响必将会逐渐萎缩。相反，只有不断唤起大众的记忆和热情，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而群众所关心的不是高深的学术问题或奥妙的创作经验，更重要的是有可接受的趣味性与实用性，并且要符合本国、本民族民众的口味。不要说中国古代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这样，就是对本国广大读者来说，同样是这样。近来，像易中天的《三国》故事新编，乃至像刘心武讲《红楼梦》时将他的索隐故事化，或者像《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那样，借中国古代小说的名目，讲现代理念的管理思想，都是因为符合一般老百姓的口味而大为畅销。当然，他们所用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由于这类小说总是包含着诸如命运、真理、道德、情感等人类的永恒命题，因而在当代都具有非常强大的诠释潜能。一些当代作家、艺术家也就看中了它们的“经典效应”，通过改造、“曲解”、引申、换一个角度说等“二度创作”去诠解当代生活，亲近时人感情，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批群众的追捧。

　　所以，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除了依靠翻译、讲解，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说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似乎也有它的必要。这在正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来看，往往会觉得有点近乎野狐禅。但我觉得，这对于传播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失为一条道路。特别是他们通过电影、电视、动漫等更为接近大众的传媒形式，就越有普及性，就越能使中国的古代小说扎根在世界各地的大众之中。比如，就小说《西游记》而言，在中国，前几年也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基本上是忠于原作的依样画葫芦。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则拍摄了一部《大话西游》，非常搞笑地重编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使一些年轻人为之倾倒。日本也对拍摄《西游记》有很大的热情。在上世纪80年代拍过《西游记》不久，今年1月日本富士电视又开始放映的连续剧《西游记》仍然引起轰动。无独有偶，韩国出了一部名为《幻想西游记》的动漫也很红火。在这里，孙悟空是被一个新冒出的乐神杰特弹钢琴弹得头痛，无法还手，被圧在五指山下。另一个新造的公主美娜成为本剧的第一号灵魂，变得不听话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这里，唐僧尽管成了武艺高强的法师，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还是尼姑，孙悟空的筋斗变成超级滑板，丢下了金箍棒改用了双截棍，猪八戒戴着墨镜，在石油村外做大王，……一路想颠覆《西游记》的传统，用西洋化、现代化来调适现代青年的口味，但无论如何还是像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这部《幻想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还是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孙悟空的性格还是与原作相近，猪八戒还是那样好色贪财，……说到底，它还是从《西游记》而来。当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记》迷宫之时，也就是原本《西游记》再显魅力之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然，这些大众文化产品，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们应该承认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让中国古代小说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国古代小说在新的时代中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只不过，这种生命力在新时代经受着严峻考验。

　　我们作为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有责任为全世界有更多的人来了解、欣赏中国古代小说而多出点力。为此，我觉得当前除了本身加强研究之外，有三项工作特别要注意。

　　第一项工作是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这包括中国的专业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各国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与各国的“国文学”研究者、“汉文学”研究者，乃至同各种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由于历史原因，有关资料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交流，可以互通有无。同时，由于国别差异，各国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研究方法往往也多有不同，相互交流，可以优势互补。目前这方面的形势很好，比之2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理论的译介。中国古代小说要走向世界，最主要的无疑是要使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普通大众能阅读，这个道理是最容易理解的。这个工作就需要各国的文学、语言工作者合力来做。过去已做过不少工作，有的就做得比较好，如1939年伦敦出版的克莱门特·伊杰顿翻译的《金瓶梅》（英译本名《金莲记》），因为得到了老舍的指导，就翻译得比较好。但总体上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在重视小说翻译的同时，还要加强译介中国化、东方化的小说理论批评著作。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是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体系与批评机制。我们在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时，也有必要让西方人领会与认同东方式的小说理论思维，才能更好地促进他们接受中国古代的小说，认识中国的古代文化、审美观念和民族风尚。

　　第三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信息化、数字化工程的建设。就文学研究而言，在全球化格局下，运用电脑、电子网络和数码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重要手段。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及文化典籍的电子文本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各种电子书库、期刊检索网站和专门的文学研究网站的纷纷建立并不断更新完善等等，都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据有的学者统计，目前至少有七百余种中国古典小说实现了数字化存储。但是目前的小说电子文本，大多只有一般性的阅读功能，不仅缺少相关的附加功能，更缺乏综合性、系统性的小说研究资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台湾、大陆的学者都尝试对《红楼梦》做一些数字化工作，但其工作的细致性与应用性都有一些问题。近年来，对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作比较引人注目。围绕着《三国演义》数字化的问题，中、韩、日三国学者已开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中国的周文业先生与日本的上田望先生等，都做出了一定的实绩。我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收获。同时，期待着其他小说的数字化也能乘势跟上。我相信，在新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数字化工程迟早会完成，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与传播。21世纪无疑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加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必须紧跟全球资讯时代小说研究的新趋势，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最后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在不断走向世界，同样，世界各国的文学也在不断地走进中国。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在这种双向、平等、互补的全球化潮流中，世界文学才能繁荣，各国的文化事业才能兴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去迎接世界文学灿烂的明天。

　　黄霖，1942年生于上海嘉定。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等。主要论著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考论》、《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研究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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