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罗马史的读法

　　我想提醒走进罗马史的读者，你是有备而来，还是无备而来？

　　不论有备无备，四座门横陈在前，你将如何择其门而进出？

　　（走走看看，看过撂过，玩家之门，无有不可，但不属此列。）

　　四座门

　　第一座门呈白色，叫“白门”：

　　信罗马史的巅峰“帝国”为历史之永恒轮回的真理（绝对真理），几乎信到命运的地步，由是臣服于轮回至当今的“新罗马帝国”。

　　第二座门呈红色，叫“红门”：

　　信罗马史的巅峰“帝国”为历史之永恒轮回的真理（相对真理），但不是为了屈服，而是为了图强、争霸，历史机缘人人有份，为什么历史机缘只在“罗马帝国—英帝国—美帝国”的西方“陆、海、空”之扩张中一脉相承，今天也该轮到我“大中华帝国”的头上了。

　　第三座门呈黄色，叫“黄门”：

　　不信以为真，西方那套东西不就是“强者为王”那套东西吗，极尽挑剔之能事，沉溺于情感怨恨之中，然则与历史毫不相干。

　　第四座门呈黑色，叫“黑门”：

　　有声音来自历史深处：不要陷入雅典与罗马、哲学—诗与政治—历史、战争与和平、诸神与一神、西方与东方诸“对立”中，那会像布利丹的驴。出路在“洞穴”之外。

　　此四座门久矣——无能者陷，小能者争，大能者化——大能者至今未显。

　　所以我劝读者还是有备而来，实在因为：罗马史有毒。

　　谁读罗马史？

　　《罗马史随想》一书的作者设想了三类人：“读者”、“统治者”、“学者”。

　　在“致统治者”一章，七百四十四字，纯属“题外话”。

　　人生不过一场戏剧。但要真的把人生写成“戏剧”，不是言辞太多，行动太少，就是距离太远，真假莫辨；
迎合现世的欢乐吧，丢了激情；
惊醒人生的痛苦吧，难免做作。生活本来够苦了，写出来的“痛苦”，添油加醋，反而败坏了胃口、麻痹了神经。

　　即便像阿里斯托芬这样一个特别的喜剧作家，本来应该是“政府的瑰宝”；
他能把所有那些常常扰乱社会秩序的千奇百怪的人，在舞台上或者市场上一一陈列，大白于天下，也就省了把他们投入监狱的麻烦。可惜，能这样使用戏剧作家的政府少而又少，就是最聪明的雅典政府终究还是让阿里斯托芬落到了同苏格拉底差不多的下场。

　　总之，即便人生是一场戏剧，对统治者而言，戏剧的不便之处仍然太多。然而，“历史，尤其是罗马史，能避免戏剧的一切不便和困难之处，同时发挥戏剧的一切好处和有用之处”。

　　统治者先生们，你们何乐而不为之？

　　那么，一般读者呢？

　　所谓读历史，其实就是读史学家笔下的史学文字。如果按历史哲学眼光看，没有史学文字能达到本原性真实的，史学家必然带入自己的眼光取舍与解释取向。

　　我们的作者好像回避了哲学对史学的审视，或者干脆把它看成哲学或哲人自身的轻浮，而史学，特别是古典史学家的史学，无疑是尊重史实、还原史实的典范。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将古典史学家区分了两类：“不是非常天才的，就是非常淳朴的”(非此即彼？)。

　　“天才的历史学家，比如修昔底德，倾向于选择一些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事情，从两份或者多份史料中辨别出哪一份是更为真实的，从人物所处的地位到他们的脾性，对他们的意图作出自己的结论或者评论，并让历史人物说出一些适当的话。这些史家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去接受他们的看法，但这只是极少数才可享有的权威。”

　　“至于非常淳朴一类的作者决不会在著作中搀入自己的观点，对于材料，既不会加以选择，也不会加以剔除，而是实心实意地一切照收，全凭读者自己对事物的真相作出全面的判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去各取所需。这也正是我在阅读恺撒的作品之时，比阅读一般人的著作要怀着更多敬意和钦慕的原因所在。有时对他的行动和彪炳千古的奇迹，有时对他纯洁优美、无与伦比的文笔都会肃然起敬。”

　　因此，“纯朴一类的历史作品不但更能打动人心，而且更值得人们去耐心琢磨；
天才一类的作品更多地需要人在阅读的时候小心翼翼。前者仿佛使人行走在宽阔的人间大道上，后者却要让人在丛林荆棘中艰苦跋涉，步履蹒跚。这一点通过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来。比如说修昔底德和利维的作品。利维的《罗马史》可以展翅飞翔，稳重而从容，直向一个目标飞去；
而《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无论其内容挑选还是结构编排，则要复杂得多，从一件事情说到另一件事情，就像小鸟在枝头飞飞停停，它的翅膀只能承受短途飞行，一段路之后就要歇息了，因为害怕身体乏力而喘不过气来。希腊作家和作品偏走天才一途，罗马作家及其作品偏走淳朴一途，这也可能反过来恰如其分地刻画了两个民族之国民性和政治命运之不同吧！”

　　有没有第三类？作者没说。“纯朴一类”，史料齐全，不选择、不增删，史家“决不会在著作中搀入自己的观点”，读者虽然可以各取所需，终究要费一番捉摸，恐怕也难让你“展翅飞翔，稳重而从容地直向一个目标飞去”，除非你只拿你想要的。相反，“天才一类”，他已选择好了真实，又有权威性评论，“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去接受他们的看法”，读者何必小心翼翼？

　　想必还是各有各的难处的。有读必险，掉不得轻心。

　　通过希腊史与罗马史的比较，作者把我们带入了民族、帝国、时代、个人、性格、气质、命运的活生生的陈列馆。而且还让我们特别看到罗马是一个轴心、一个尺度，前希腊、后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皆可为之仿效参校。

　　作者告诉我们：“波利比乌斯曾说，我们都生得太晚，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
同时我们又都死得太早，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历史却大可以用来弥补人生的这种缺憾。假如人类没有发明历史写作，把我们的经验范围扩充到过去的一切时代和最遥远的国度，用这些经验来大大增进我们的智慧，好像过去就处在我们的观察之下，那我们在理智上就永远会处于儿童状态。一个熟悉历史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世界一开始就活着的人，在每个世纪里，他不断添加着他的知识储藏，他与希罗多德一起浪荡世界，试探风俗；
他与修昔底德一起经受战争的考验；
他与色诺芬一起进行那场著名的‘万人大撤退’；
他与撒路斯特一起见证恺撒的悄悄崛起；
他与加图一起感领人类德性的神奥；
与西皮奥一起遭遇最伟大的对手；
与塔西佗一起遍览世上最伟大的帝国风情，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去偷听伊甸园里的窃窃私语……还有什么较之是更大的享受呢？”

　　读者也别气馁，你们今天不也赶上了“新罗马帝国时代”吗，到美国去看“最伟大的帝国风情”吧，而且它就是“最伟大的对手”，只要你愿意，“战争的考验”随时都为你准备着；
还有什么比今天更“神奥”的“人类德性”——上至太阳系边陲探险，下至S/M性实验，它早已超过了“伊甸园里的窃窃私语”！

　　古代的思想家们特别专注“探讨精神激奋的原因，将之归结为神力、爱、战争、诗歌或者酒力”，作者颇以为然。

　　但作者要我们必须加以提防，“不要把那些高超的东西称作力量，把仅仅美丽的东西称作善良，也不要把仅仅是锋利的东西称作坚固。有的知识不但不能滋养我们，反而只会妨碍我们，增加我们的负担。还有一些知识在以治病的名义来毒害我们”，因而重要的是“气质”，或“精神品质”，仅靠小聪明是靠不住的。所以说，“问题就在于心灵，而不是头脑”。

　　小聪明只会让我们去追逐“伟人”、“胜利者”、“征服者”的演讲中“那些生硬、浮夸和做作之处，暗自欣喜地认为那才是陈列智慧的杂货店，而那些淹没在天真纯朴之中的典雅之处则很容易被我们粗枝大叶的眼光所忽略。那种典雅蕴涵着难以察觉的柔美，眼光必须是清晰而纯净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发现其中的隐秘之光”。

　　例如，作者的感觉与表达，有时可以精细到这样的程度，请看他对西塞罗的这段描述：

　　“在罗马共和时代和帝国初期的作家中，咱们暂时抛开‘家国之变’所导致的外在力量对个人命运的无奈摆布不说，那么关于大名鼎鼎的西塞罗，我非常赞同公论之所持，除了他的学问渊博以外，他的灵魂并不高尚；
他是一个好公民，天性随和，一个爱开玩笑的大胖子。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过于贪图享受，而且有野心、爱慕虚荣。他竟然敢把他的诗公之于众，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虽然诗写得笨拙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缺陷，但他居然会如此缺乏判断力，并且对这些笨拙诗篇给他的英名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一无觉察。当然，至于他的辩才，那是举世无双的，相信以后再不会再有什么人可以与他匹敌了，他关于瞎子和聋子的著名律师辩护词还有谁能去加以重复呢？”

　　再如：“罗马人有一种值得称许和慷慨大方的风俗，他们可以同自己的死敌进行殊死的战斗，但在谈论这些敌人的时候则是有根有据、十分公正的，就像是在谈论他们自己的美德那样。晚期的希腊人大多用（修辞术和辩论术）这门伟大的艺术来进行有关私德的辩论，甚至连最伟大的德摹斯提尼也不例外；
罗马人则把内容更换为公共德性。比如他们在谈论他们最有挑战性的敌人汉尼拔的时候，无非是说：‘他一日不死，罗马一日不得安宁’。”

　　“想想修昔底德作品中大名鼎鼎的演说词，其中所暗含的狡诈和谋算是多么地令人心惊胆战；
而在利维的作品中，当西皮奥由于人们很难理解的原因遭到放逐的时候，他惟一说的话就是‘沉默’。”

　　修辞学意义上的文字，或文字意义上的修辞学，早已被今天的叫卖写作败坏了名声。所以，要让古典史学文字隐藏的闪电复活照见历史的踪迹，没有一颗能从市场退守的心灵，并让它张开属于心灵的耳朵和眼睛，要想读得鲜活，怕是很难。

　　或者，根本无须这么复杂，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古老信守的虎符”，有的人一碰上就能兑现相识千年的“承诺”。

　　两种情形都有的吧。

　　这也是我惊讶于作者年轻的心何其古老的一个迷思。

　　如果历史真的如吉本所概括“无非是记载着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那么，柏拉图的要求就是正当的。柏拉图就对那些希望考察别人心灵的人说过，“必须具备三种素质：智慧、善良和勇气”。

　　我想也是。作为读者，如果我们怀着仇怨、怀着嫉妒、怀着野心，或者怀着虚荣，甚至怀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谋求“治人”之术者，可以统称之为“来者不善”。其结果自然会“各取所需”以营私，“智慧勇气”愈高，“适得其反”愈甚。用苏格拉底的话说，“灵魂转向”不对。

　　例如，“罗马历史乃集合好战一面与稳重一面为完善一体，这就像是雅努斯的双面像一般；
心情动荡，则极容易将罗马史读得气血翻涌，杀气十足，这样就恰恰错解了全部的这个民族的历史。

　　具体地说，我们就会忽略罗马为人类贡献的“伟大的公民”和“伟大的政治家”，尤其是“伟大的政治体制”：“罗马混合政体是作为这么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即，努力满足民众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为政治家的智慧和德性保留充分的地位。”

　　当然，“智慧勇气”高到一定程度，也会“正本清源”地还美德于历史，即便它如罗马史一样“记载着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可惜，这已是真正的史家哲人之所为。“历史学家，尤其是古代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美德的朋友”。

　　是啊，没有“美德”，如何鉴别“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并将此“鉴别”传之后世地“记载”？

　　而政治家，相信“结果好一切都好”，他只要达到目的的现得，目的达到了，谁还去问你达到目的的“手段干净不干净”呢。

　　“知识——真理（德性）——力量” / “知识——力量——真理（德性）”

　　前者是古代的公式（就总的倾向而言），尤其是史家哲人的公式。

　　后者是现代的公式，尤其是政治家的公式。

　　如何读罗马史？

　　凡是在作者那里“致学者”的“正文”，我总是读成“如何”了——使“如何读罗马史”成为一个问题，不像“缘起”中的陈述，你可以把它当成“如此这般”或“如此那般”的直观。

　　前面“致读者”是对作为正文的“致学者”的“缘起”。这里的“读者”和“学者”恐怕都有双关性，既是“身份”，又是“事情”本身。不管何种身份的人，拿起书就是读者，“读”就是面对书中的事实，这里就是面对历史事实，面对罗马史，然后才有“问”，“学者”不过是“问者”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作者，其实也是“读者”、“学者”。他并没有著史，因而应该一直在“读者”、“学者”中才是；
因而大家都在罗马史的“读”、“学”、“问”中。这是自明的。

　　因而我们不能像瞎眼的俄狄浦斯那样说“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罗马史的路，终得亲自去探寻一遍才妥。

　　然后有“问”。“问”什么呢？或许也在“无端推论”中。

　　在进入“无端推论1、2、3”之前，我想先设置一个“零度无端推论”。

　　表面上，“罗马史”同我——中国读者或学者——仅仅是一种非常外在的关系，几乎两不搭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罗马帝国”一旦变成了“英帝国”，情况就变得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而今它又变成“美帝国”即“新罗马帝国”，情况又变到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生死攸关的切肤境地。

　　谓予不信，请集中听听下面的话：

　　雅典立法者梭伦说：

　　“公民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无情地毁灭了特洛伊古城而感到羞愧，我也知道，你们中还有些人的内心还生活在荷马的阴影之下，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过分地表达了人的力量，是对神的蔑视，因而担心神的惩罚，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
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本人游历了目前正在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文明，我也对已经消失的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对于目前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以及我们希腊人事实上都可以平等地宣布自己是神的后代；
但是在所有这些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
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成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我个人已经享尽天年和荣誉，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也更加直接地走向诸神，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文明和自由只有通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
我们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热爱自由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骄傲也超越了所有民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才遵循神的指引勇敢地拿起武器，击败了强大的赫克托。一个帝国的诞生首先意味着要在混沌不清的人群中，清楚地划分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划分出敌人和朋友；
对于被征服者来说，遭受奴役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好人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拍案：真好人！)；
对于征服者来说，建立并维系一个帝国，这个经历将更加痛苦。帝国本身蕴藏着死亡的种子，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我们的祖先将特洛伊人的城墙夷为平地，在将来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雅典头上。永恒这个词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终究要灭亡的命运并不能妨碍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伟大。因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能做到两件事情，就算是伟大：1，想想自己的祖先；
2，想想自己的后代。”

　　梭伦的政治预言或许“想到了自己的祖先”，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他自己的后代像打去了蛋黄的空壳，他只能说给包括灭亡自己民族的其他三个民族听了：“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西方政治的一个基本格局是永恒不变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想在单纯的文化上有所贡献，他们一定会以雅典为最高典范；
如果想在信仰上有所贡献，他们一定会以耶路撒冷为最高典范；
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一定会以罗马为最高典范。”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波利比乌斯虽然是希腊人，但他观察的是罗马。他的《历史》试图为罗马异乎寻常、并且是违反人类先例的权力扩张寻求一个解释。(拍案：真好人！)他观察到，问题的答案在于罗马政体的这种混合性格，这种混合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即使是罗马人自己也不可能分辨清楚它是贵族的、民主的还是君主的’。如果一个人把眼睛放在执政官身上，这套制度无疑是君主的；
如果放在元老院身上，则无疑是贵族制；
若是放在公民大会和护民官身上，它立刻就成了民主制。波利比乌斯试图向希罗多德，也就是说，罗马试图向包括希腊在内前罗马世界提出挑战，他要证明，人间的幸福能够永恒地留在一个地方、留在罗马，原因在于罗马共和政体的设计克服了亚里士多德所总结的三种单一政体各自的缺陷，并各取其长而融为一个政体，设若这种政体真的出现了，那么它无疑就是可以永恒的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罗马第一次打破了前罗马世界被尼采称之为‘永恒回复’历史循环，第一次告诉古代世界，‘太阳底下有新事物’，第一次向世界各民族提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生死要求。”

　　“历史上，世界秩序的规划经历过三次浪潮，分别由三个但丁所谓的‘世界帝国’完成或者准备完成。第一个是罗马帝国，第二个是大英帝国，第三个是美国。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三个帝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即都不可复制；
也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点，罗马建立帝国通过大地完成，英帝国的建立通过海洋完成，美国似乎是结合大地、海洋和天空三者为一体。”

　　“美国走到今天，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越来越向古罗马靠近，这就是主动在国外从事战争。”

　　“美国不是古罗马，但他的确是新罗马。他跟古罗马一样，具备足够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传统的生活状态，去面对一个有关自身命运的生死决断。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学美国发音的英语；
我们大学或者中学毕业时，都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去美国留学；
留学生们考虑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祖国。”(拍案：中国留学生的哈姆雷特问题：“留，还是不留？”)

　　并以黑格尔概括希腊与罗马的冲突为证：

　　“从波利比乌斯所描写的希腊看来，可以知道虽然像他那样高贵的禀性，对于希腊当时的局面也只有绝望，而逃避到‘哲学’中去；
或者，假如要想有所作为，也只有叫它在奋斗中灭亡。同这种热情的特殊性、这种局面、这种不问善恶同归于尽的局面形成截然对立的，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盲目的命运——一种铁的力量，准备着揭穿那种堕落局面的一切征象，把它毁为焦土，打个粉碎；
因为治疗、补救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罗马人。”

　　作者最后说：

　　“有塔西佗撑腰，我们不妨这么总结罗马共和：虽然罗马奉爱神丘比特为主神，但这更加掩盖了罗马共和的一个最深的奥秘：战神玛尔斯才是罗马共和的最伟大塑造者。一个不敢主动迎接战争的政体是个流氓政体；
一个不能应付战争或者外部危机、只知道强调和平的政体是个不负责任的政体，这样的政体根本没必要存在，也必然不会存在下去。西皮奥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却是和平的失败者，这本身意味着，真正的和平实质上是一场更加严酷的战争。把经济或者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和平，是一种过于牵强的附会，至少历史还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在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

　　这已经不是“无端推论”了，这是作者在宣布他听到的“命运”的声音：

　　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美国人。

　　不错，霍布斯早就说过：“我强烈预感到我的利维坦是会死的，但是，在它存在的时候，它是上帝。”

　　你也可以强烈地感到“新罗马帝国”是会死的，“第三帝国灭亡了，第四帝国还会远吗？”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存在的时候，它就是上帝。”

　　就现实而言，这个声音是不能不听的！

　　不管你如何以“德性”治国——天知道这“德性”能德性到何等程度？——别人“跟古罗马一样，具备足够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传统的生活状态，去面对一个有关自身命运的生死决断”。

　　这时，作为一个民族（不是留学生），面临的是哈姆雷特本性：“存在，还是不存在？”（“活，还是不活？”）

　　作者已经紧迫到超出“警惕”的地步了。这或许是作者不得不把“随想”写成“断言”的被迫性吧。

　　到此，我的“序者”任务完成了。

　　不幸，我是个聋子。

　　我是个聋子读者。

　　我听到的是文字的声音，是在默读中听到的语言本身的声音。

　　它不是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英语……也不是汉语，而是语言自身的声音。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不是或不仅仅是或希腊或罗马或美国等西方的历史。

　　穿西服的“上帝”与我何干！

　　有些强大是可以学到的，比如“原子弹”或比“原子弹”更强大的“核弹”，谁都可以学到。这不是“自然性”。

　　有些东西是学不到的，因为它不用学，它就在自身，它才是真正的自然性：

　　苦难、仇恨和同归于尽！

　　它不仅伴随着强大，尤其伴随着弱小。它使强大者不能永生，它使弱小者获得施舍外的同样值得尊重的生存，而且想强大者最初的乳汁无一不是它提供的，尽管回报有限，谨慎却无处不在。

　　不是对外的“顺我则昌，逆我则亡”，而是对内的“慎己则昌，暴己则亡”。

　　这也是历史，而且是历史更内在的逻辑。

　　它是无形神惟一的见证。

　　如若不然，人真的可以在历史上为所欲为了。

　　为此，我想补充一点读罗马史的前准备。

　　有备而来

　　其实，“如何读罗马史？”这个问题隐含的逻辑是“如何读西方史？”

　　（我把希腊、罗马、欧美，谓之“西方”。）

　　长期以来，我有一个百思不解的困惑：

　　为什么地中海区域“行与思”都是“普世性”的，而非地中海区域“行与思”都只能是“特殊性”的、“民族性”的？这是真实，还是意识形态？

　　（注意，马克思给“意识形态”做了两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定：“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伪科学性”，“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权力性”。）

　　换句话说，是近代史以来显现的“绝对真理”，还是“知识即力量”推行的“强权话语”？如果是“绝对真理”，非地中海区域或非美国之“行与思”所能等待着的命运只能是“好人”波利比乌斯的命运——希腊人，但臣服于罗马帝国。

　　如果不是，罗马史或西方史，就应该有另一种读法。

　　与历史的“现时性”相对，哲学并不仅仅追问“永恒”，甚至哲学的主要功能恰恰在于审视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两者并不?牾，一个不追问“永恒”的哲学如何能审视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

　　所以，在历史中轻视哲学，或在政治中轻视哲学，其隐含的动机，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在于为历史或为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提供合法性证明。

　　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主流，或明或暗地都在为西方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以至僭越到让非西方文明丧失意志力的“普世性”地步提供“招安精神的文化殖民”。

　　但是，苍天有眼，崩溃来自西方内部。

　　自柏拉图以来，凡提供的为奠基普世性的“一”或“本体”，没有不被后来者砍下“头颅”的，以至呈现出“形而上学是堆满头盖骨的战场”之黑格尔式惊叹。

　　宗教领域也不例外，所谓宗教，乃真神隐、诸神显的世俗形式。凡想自尊为“一神”（如三大“一神教”）的“诸神”有一个共同的“诸神性”：“特选”与“忌邪”。“特选”就是优选，确立“我属子民”；
“忌邪”就是排他，确立“异邦敌人”。我们已经看到，从古代希腊人梭伦到现代德国人（自称“罗马人”）施米特，无一不把“确定敌人，准备战争”当作“政治成熟”的标志。原来他们都是属“诸神”的，即属相争“一神”的“诸神”的。难怪，从“诸神”时代一直血战到今天，便是“诸神”之理，但非真神之所属也。说白了，“诸神”不过是“民族的守护神”。即便其中有非民族的“神言”，在民族、国家中也只能做“与我同在”的祈祷与理会。显即隐了。

　　这就是西方历史或西方思想史。我们不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面前，跟着黑格尔、马克思犯他们意识到但没能避免没能克服的错误：“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这是上述“意识形态”两个规定的另一种表达。）换句话说，他们把特殊的说成是普遍的、把普遍的说成是权力的，我们一面揭示普遍背后的特殊性，一面又因其智力与强力的形式化而把特殊性当作最完好的榜样来顶礼膜拜。这样的结果会怎样呢？波利比乌斯在向我们招手哩。黑格尔对波利比乌斯评价的那段话，应该成为默认命运的“好人——明智”的写照吗？

　　多么触目惊心的“明智”啊！

　　是的，西方历史或政治一直在说，我就是“现时性”中的“上帝”——“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奈何！如罗马或新罗马。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只能是西方强加给人类的“丛林原则”，让历史或政治陷入“丛林”中不能自拔。从而迫使世界只好——在战场上见！

　　但是，这个“战场”不会是罗马人规定的战场，“重装步兵兵阵”也好，“陆海空立体战争”也好，那是按“你”的优势规定的战争。

　　战争还有“我”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双星子座”的毁灭就是信号。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非罗马地区都有“改变了罗马进程”的人物出。还会有的。

　　这也是历史。

　　西方古代历史学政治学把“奴隶”（对内统治）、“战争”（对外掠夺）当作“自然性”或“自然正当”，从而排除其后果的“苦难”于历史学政治学之外。

　　可以承认“灾难”，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的。若要承认“苦难”，则将不得不追问“奴隶”和“战争”之根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除了罗马时代基督教的兴起，这种追问特别在西方的“二战”之后、在西方的“奥斯维辛”之后又绝命地兴起，战争的“自然正当”第一次在“人性”的限度内遭到了“苦难”的追问。

　　六十年刚过去，不要遗忘它，不要以为它们是神学或道德学，与政治学无关。没有它们，以为像罗马时代靠“战争”的文明性（“罗马军团”是当时最文明的体现）推进世界文明，那么今天，是否也要靠更文明的“核战争”把人类推进到“后人类时代”？

　　我们不是神，不要用奥林匹克神的静穆或像本雅明质疑的“天国风暴”那样对待人类堆积如山的苦难：为了“进步”而对苦难无动于衷。何况，惩罚人类罪恶的神对人类的苦难尚且有救赎之心，人类自己永远不要说，这样的战争仍然是文明自身的自然进程，而推诿苦难的责任或冷漠苦难的意义。

　　如果人类不能追问“战争”及其“苦难”本身，人类的智慧只配停留在“丛林”中。

　　最后，我想用《“知其白守其黑”——“主从伦理”之政治秩序掩盖了什么？》的结尾作为这里的结束语：

　　我是信神的人，而且笃信到“诸神”之上，为了神的不再逃离，即不在“教堂”里祈祷“与我同在”的信仰中逃离。

　　西方总想大到一个“最”字——“最高存在者”如“上帝”、“本体”，为求“主宰”；

　　东方则讲究的是“大象无形”地“大而化之”，“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君”者“道法自然”也。

　　这个世界上，在“是什么——最高存在者”的技术逻辑之外，还有“出神入化、深不可测”的那个洞玄幽暗之地——它不“是”而唯“在”。

　　当然，没有力量总是不行的。

　　问题在于，有了力量，是用在“伯”字上，还是用在“化”字上？两种人生境界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个人做到并不难。

　　一个民族，在今天，要能强而制强地跨过“伯”字而入“化”境，怕就难了。

　　美国做不到，欧洲呢？日本做不到，中国呢？

　　德性不长，世无宁日。

　　庆夫不死，鲁难不已。

　　是以今日喻。

　　(本文为林国荣著《罗马史随想》序言)

　　原載：<天涯>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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