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启迪人们思索的史学遗产——顾准历史思想述评

　　本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广泛关注并讨论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能否自发生长并发展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在“文革”期间，顾准即已进行了探索，并得出了崭新的结论。然而，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顾先生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今天，随着《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的陆续公开发表，这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学者的史学思想已成为启迪我们思索的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

　　社会进步会推动思想解放，但历史上常看到思想启蒙与解放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例子。在社会进步前夕的沉寂的暗夜，先驱者们往往以不同常人的方式思想，播下思想解放的火种。顾准（1915-1974）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先驱，他在“文化革命”的黑暗岁月，在历史中寻找时代课题的解答方式，从而留给后人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本文就顾准在历史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史学观点，作一勾勒与评述。

　　一、君主帝国与僭主政治：东西方专制与民主政治的起源

　　顾准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一方面，中国社会在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诸多领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而另一方面，由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历史惯性又不时地以愚昧和专制的各种形式阻碍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和社会进步。这促使顾准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历史。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方物质文明日益昌明、民主体制经修修补补日臻完善的时代，在中国经过“五四”民主与科学洗礼后数十年的时代，这个停滞另外两千年的帝国何以再度出现停滞，何以专制主义经久不衰。他试图在历史中寻找答案，探寻民主与专制的社会根源。这一动力促使他深入研究古希腊史，研究希腊罗马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以此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进行比较、观照。他的未完成的《希腊城邦制度》是研究古希腊史的札记，作为这份札记的主线的，是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的起源。在这里，他的学术智慧得到了伸展。

　　希腊城邦是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顾准感到困惑的是，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又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何以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事实上，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因而他要探索的是，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成为城邦制度的，他觉察到希腊城邦制度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希腊城邦制度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小国林立截然不同。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治各异，各专征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希腊远古时代有过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但从多里安人征服以后，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存在了。二是希腊城邦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这是中国所没有的。大肆进行海上殖民的希腊与专事征伐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中国走的是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即“分裂繁殖”路线。所谓“分裂繁殖”即是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他们坚持“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移民海上，而不是如中国般建立一个大帝国，后者是东方专制主义发展的普遍历史现象，而前者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变例，是一种特殊的发展道路。总的来说，由于希腊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线，因而不同于中国建立大帝国：由于他们坚持主权在民，因而各阶级之间的争斗的结果不是出现诸如中国周天子、秦始皇那样的帝王，而是经由“僭主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僭主政治引起了顾准的浓厚兴趣，可以说是他研究东西方专制与民主分道的切入口。他认为，希腊城邦是通过僭主政治走向民主的：“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 僭主的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政制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顾准文集》15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引该书只注明页码）至于僭主的出现，则全然是由于希腊城邦的特殊条件：“希腊城邦是一些蕞尔小邦，一个城市及郊区就是一个国家，它们不像广大的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能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
又唯有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的深宫幽居，故示神秘，森严戒备，盛饰仪仗，都是他们所办不到的。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佑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185页） 僭主的出现，是希腊城邦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演化的结果。城邦政治是一种阶级政治，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时，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来。在这以后，便进入民主政治时代。

　　由于《希腊城邦制度》没有最后完成，我们无法了解顾准怎样解释从僭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渡，究竟基于何种历史条件，采用何种方式以及这种民主政治对于近代西方民主的影响等。

　　顾准认为，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与希腊城邦走分裂繁殖的路线相反，中国走向大一统，建立一个大帝国，统治帝国的有一个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即君主，不是僭主。何以僭主或民选调解官不见于我国古代呢？顾准认为，“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动、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态。在这种状况下，阶级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现象当然不会出现，皇朝政权也就决不是什么凌驾于敌对诸阶级之上，不使各阶级之间胜负不决的斗争弄到两败俱伤，使社会得以持续下去的一切暂时现象了。”（190页）正当希腊走向民主的关头，中国“神授王权”的传统决定了其走向绝对专制主义，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争这种地位的敌手后确立起来的专制君主取得了神授王权，并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顾准认为，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的最深刻的根源。顾准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得出的这些结论，是颇令人深思的。

　　二.史官文化：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社会长时期停滞，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责任的。顾准对希腊思想和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的史官文化加以比较，体悟到史官文化是导致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顾准认为，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而基督教事实上是希腊思想的基督教。希腊思想的一大特点是首先着重思考宇宙问题。他们思考宇宙的组成及运动。在思考宇宙时，从数学神秘主义发展出一整套的几何学；
希腊人好辩的传统发展出一整套的文法学。“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
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242-243页）希腊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使西方的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得到发展。基督教吸收了希腊思想，基督教的宗教性虽抑制了科学，但它的唯理主义又培育了科学。西方许多科学家同时又是基督教徒。新教伦理又成为资本主义的一大精神动力。此外，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又是学术研究的中心，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250页）

　　中国文化则截然不同。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一词并非顾准首创，范文澜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并予以高度赞颂。但顾准对史官文化的分析和评价却与范文澜大相径庭。他给史官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及其他的这种文化之谓也。”（244页）史官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一切服从政治权威，它杜绝了无关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正因如此，中国人很少思考宇宙的组成以及运动，哲学、逻辑学都较贫乏。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中国没有唯理论，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科学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这方面却不及宗教文化。他说：“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就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辨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352页）顾准对史官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看法并不一定就是科学见解，但却非同寻常。

　　除了史官文化导致中国科学不发达，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之外，他认为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也应对这种停滞负责：“愚民政策中的有意识因循守旧，反对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也有无为政治的味道。……（这）正是我们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385页）“从殷商到春秋末年，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把‘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资，以及文明历史时候‘始制’起来的‘名份大义’完全固定化下来了，岂但政治，而是全部文化和思想都被摁在这一框框里，凭谁都跳不出这个框框”。（391页）因而，因循守旧，文化专制。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解释。

　　三.中国不可能自发产生并发展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自然会结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在于，中国社会能否自发产生资本主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否使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依照某种“权威”的说法，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不少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对此，顾准从对市民阶级分析开始，深入探讨了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并与中国社会进行了比较对照，最后彻底否定了这个观点。

　　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也并不是具备其中某个条件就会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市民阶级不一定就会有资本主义，有了城市，同样也不一定有资本主义：“我们中国人却往往忽略这个特点，并且只把这种渊源推到欧洲的中世纪，还接着来了一个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以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他对此展开了层层深入的分析。

　　首先，《共产党宣言》中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城市从来都是在皇朝控制之下，所谓的市民也只能是皇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会是西方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阶级。

　　其次，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不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城市的这种自治是在与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中赢得的，其中也是通过向封建主购买“特许状”，购买其封建权利而得到的。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朝廷兴军筹饷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在中国，终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第三，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法权体系。“中国历史上的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发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是和权联在一起的。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之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契约规定的。从理论上讲，西方个人的权利是由契约规定的，不是国家随意可以侵犯的，城市因握有了特许状，获得了自治权。”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所谓权利，实质上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所以，城市及其市民购“特许状 ”，取得自治权利，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并使西方经由开明专制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路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他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第四，有了城市文明和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且不说中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城市和市民阶级，即便已经有了这样的城市和市民阶级，没有一定的土壤和条件，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来。顾准举了几个例子：一是意大利诸商业城邦和商业共和国，曾经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度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他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但他们最后衰落了，那里的市民又返回到农村经营起园艺式小农业来了。因此，可以推断：“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的。”二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虽显赫一时，最后也衰落了。三是西班牙诸城市公社，借着发现新大陆和征服拉美发家起来的西班牙王国，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野心勃勃的皇帝要世界霸权，把城市当作金鹅，并且还杀鹅取蛋，以至城市既失掉它中世纪的威力，又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于是，西班牙就一蹶不振，而航海、商业、殖民，对它竟毫无收获。”由此说明，“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途上并不都是成功者，有许多倒下去了。也说明，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可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它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

　　按顾准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必须具备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之外，还必须具备“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
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
合理经营（包括复式薄记）的知识；
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第五，产业革命注定首先在英国发生，然后传布于全世界。英国充分具备了上述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诸种条件。“它承受了古代及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它有一个统一王国，不仅足以保护其商业利益的扩张，而且还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采取商业本位主义国策。它的殖民扩张，不以建立那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而是建立希腊式的殖民地。它不采取王朝本位政策，因而它每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导致产业革命。

　　顾准认为，在英国产生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并由此推断：“⑴历史地来说，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⑵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日，这样传布的。”谁具备必要条件多，谁接受产业革命快；
具备条件少，接受愈迟缓。所以，“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论证、推理，顾准得出结论：中国不具备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条件。他不无激动地指出：“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业出资本主义来，真是梦呓！”（以上引文见312-325页）顾准的这一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值得人们思考。

　　四.启迪人们思索的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

　　顾准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所关注的上述几个问题，以及涉及到的相关的问题，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问题。随着“文革”的 结束和新一轮思想解放浪潮的层层推进，学术界广泛讨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和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及其历史影响，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不能兴盛的原应，关于中国能否自发生长出资本主义，关于东西文化比较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实质上，这场讨论是“五四”的继续，所讨论的问题也是“五四”没有讨论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这个历史时期历史学界及整个学术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也借此得以实质性地得到展开和落实，也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比“五四”时期更广泛更深入，更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
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们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226页）除了这种独立高潮的精神境界和科学态度，我想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思想紧紧贴近时代脉搏，紧扣时代课题，因为他坚持认为，“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显示和规划出未来方向的”（229页）。在恩们正在黑夜里沉睡时，他比同时代人更早找到并深刻地探索了时代课题。据说有人曾阅读过他的手稿，人们是否在80年代的那场热烈讨论中汲取其中的营养，他的手稿及在80年代先后出版和刊出的书和论文对这场讨论有何种具体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影响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从他的选题，他的思考方式和他的解答本身，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超前了10年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他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先驱之一。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在80年代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以各种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其中“超稳定结构”说最具代表性，但“超稳定结构”也有它的成因。顾准没有采用“超稳定结构”这个词，但他从中国神授王权到中国绝对专制主义这条历史发展线索中为这种社会结构的成因找到了解答。他认识到，在绝对专制主义下，阶级斗争只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式，他意识到中国神授王权的传统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播中国文明”，但同时又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他同时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这种停滞的责任。而他对希腊与中国从“神授王权”后分道扬镳，特别是对希腊僭主政治的分析也有独到的见解。

　　中国科学不发达与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相关的两个问题。许多人在寻求“李约瑟难题”的解答，顾准则超前地试着探索这个问题。他的立足点在分析中国的史官文化及这种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和欧洲宗教文化的区别之上。他发现，在史官文化主导下，自然没有哲学、数学、逻辑学，一切超越现实的东西不在它的兴趣范围之内和允许的范围之内。李泽厚借助于“实践理性”也探索了这个难题，其实就基本思路上讲，两者是一致的。他对史官文化及史官文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的论述，至今仍对我们的相关学术研究颇有启发。

　　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顾准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所谓“市民”不同于欧洲，它仍是皇民，中国的城市也只是皇城。因此，所谓明清之际江南等地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与欧洲资本主义培育期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没有执行商业本位主义国策来保护市民阶级的利益，在上层建筑领域也不具备条件。虽然没有读到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他的见解与韦伯相吻合，他从清教徒的“恶欲”和“节约”，从他们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和上帝选民的意识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这也是80年代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顾准的观点是否正确，值得讨论，但他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我们解答中国资本主义自发生长的可能性问题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启发。

　　顾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他坚持独立研究，不以权威的结论为依据，敢于怀疑，善于思索，尊重史实，坚持实事求是。同时，他善于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善于进行科学的理解分析，善于探索解答时代课题的不同方式。这些，以及他立志改变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精神，所有这一切，与他的研究成果一道，成为他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厚的史学遗产。如果说我们无法确定他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对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具体贡献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确信，他的著作，他的研究成果，他借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一切仍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等问题的研究富有启发。

　　我们正在逐步远离顾准的时代。中国已经走上了迈向现代化的征程。虽然我们仍有一些顾准时代的课题有待解答，但我们还面临更多的新的时代课题。这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现代化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由于时代的需要，顾准跟更多的是坚持“五四”运动的立场，他着重提出了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思想。他业已指出，对中国来说，已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现代化”的问题。但究竟怎样实行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改造等诸问题，他没有来得及为我们作出解答。这是我们后人必须解答的问题。

　　原刊《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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