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文凭社会：高校扩张与文凭贬值及其它

　　一　文凭社会

　　1978年日本学者失仓久泰出版了《学历社会》，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出版了《文凭社会》。这宣告了文凭社会的到来，也即是学历社会的到来。在现代社会，学历和证书逐渐铺天盖地而来，令人有窒息之感。尽管科举和管理国家在古代中国密切相关。但学历和证书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行各业则是为期不远的事情。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理阶层变得专业化，学历几乎成为企业挑选经理的的前提条件。现在领导干部知识化，也要有学历。学历标志的就是加利．贝克尔所谓的「人力资本」。为了制造更多的学历和证书，高校和各种培训机构出现并扩张了。但大学的扩大不会消灭学历社会，将如贝尔所说，「到那时，最为重要的是知识社会本身的内部分别。（它）将永远持续下去并永久存在。」

　　二　面对文凭社会，高校的扩张

　　文凭市场的需求愈演愈烈。以研究生教育为例。2005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突破百万大关，再创新高。回头看看过去数年的情况，中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确是愈来愈激烈了。下面一组过去几年里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统计数据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报考人数（万） 24.3 27.4 31 39.2 46 62 79 94.5

　　为了满足社会教育市场的需求，高等学校扩招了。200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人数将达到475万人，比去年增长8%。2005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为37万人。研究生招生总数中，硕士研究生招生31.6万人，比上年增长15%左右，博士研究生招生5.4万人，比上年增长2%。1998年的研究生报名人数不到28万，2005年增加到突破100万，是1998年的大约4倍；
招生人数由大约8万增加到37万，大约是7年前的4倍多。

　　这种竞争高学历现象的背后是甚么呢？就业压力、经济富裕后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自身素质、找份高薪工作、进一步获得提升等等，都成为理由。但是最本质的是教育文凭和社会分层的相关性太大了，也就是教育文凭和利益直接联系起来，高文凭，高利益。古今中外，甚么东西能够带来名誉利益，必然群焉趋之。随着所谓的知识经济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人们的头脑里扎根愈来愈深，学历和文凭的神话自然难以打破了。科林斯在其1979年出版的《文凭社会：教育和分层的历史社会学》里就揭露了技术精英的神话。名义上人们求高学历是为了学习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许多高学历和高职位联系在一起了，高学历文凭是获得高职位的敲门砖，因此是为了这块敲门砖而去拿那些高等文凭，不是为了甚么知识和技术。许多职位并不需要硕士博士，一般人就可以了。但是为了抬高老板或者机构的地位和价值，招人就是非研究生莫谈了。

　　教育和社会分层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个好现象，靠文凭和证书获得高的身份和地位比了当年靠揭发检举「革他人命」而飞黄腾达好多了。《叫魂》作者孔飞力在故宫查资料时和一个老红卫兵谈话，那老红卫兵很不满意现在的社会，因为，现在干甚么都需要文凭和证书，不是当年靠打倒别人就可以升官发财了。老红卫兵的失落也正反映了学历社会的好处的地方。

　　但是，学历社会迫使教育扩张导致水涨船高，文凭贬值。拿本科文凭的人多了，用人单位就提高了条件，非研究生不要。有了博士文凭，我们还要博士后。有顺口溜说现在是：「学士不如狗，硕士满地走，博士还可抖一抖。」于是，大家争相考研读博。随着高校的扩张，虽然学士不如狗，但是，如果本科文凭也没有的话，求职提升时不更糟吗？这样，本科教育越是普及，一个青年越是要力争至少读个本科。这是个社会锁定的事实，就像孙立平先生在《断箭》里分析的那样，弱势群体在社会里要落队了。如果不想被大社会甩出去，就要去求高学历文凭和各种资格证书。这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残酷的竞争，愈演愈烈。

　　研究生报名人数也是逐年递增，好在招生也在扩大。那么多科举考生年年备考，读四书五经，是社会的一种人力资本的浪费。现在这种情况依然如此。比如高三复读生，「考研专业户」等。扩招造成了文凭贬值的后果就是社会巨大的浪费。科林斯是教育膨胀和文凭贬值带来社会浪费观点的代表人之一。他认为货币贬值造货币的代价不高（当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不去考虑诸如社会后果带来的浪费和低效问题），而培养一个人拿到文凭是代价很高的，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他在一篇访谈里说，麦当劳的普通员工也要有博士学位才能做吗？但是，这个分层的社会，人要往高处走，何其无奈！在文凭可以带来「黄金屋」和「颜如玉」的情况下，人们怎样才能走出「唯有读书高」的「教育情结」？

　　三　文凭社会里的农村孩子失学问题

　　在文凭社会里，文凭是那么重要，学历是进入高级体面职场的入场券。那么，如果我们把眼睛转向广大农村，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复杂的图像：一方面农民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子女上学，以求鲤鱼跳龙门；
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学生因经济原因或者升学无望，或者认为即便考上也上不起，或上了大学也难找工作的观念而辍学。于是农民的经济地位和前途的关系在文凭社会里更凸显了。布迪尔在《国家精英》里揭示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如何共同作用再生产了社会统治阶层和下层人民的。通过教育系统文凭制度，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到了掩饰，把置根于经济与政治等物质权力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转变成文化精英阶层们温文尔雅之外部表现。社会等级制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优秀与否的尺度，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社会尊严，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像布迪尔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学院」，是培育法兰西高级知识分子的温床。学校的入学要求是要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和学院气质，而这些正符合那些来自于资产阶级贵族的学生。培养出了文化资本家。而像高等商学院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等高校旨在培养国家与工业界的领导者，吸引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于、也注定了是经济富裕的法国中产阶级上层家庭。法国的国家管理学院定位在上述两种精英学府的中间，重点培养内阁成员与高级社会服务人员，既注重文化能力，又强调经济能力，招收的学生主要来自于那些罕见的既有世袭财产又有文凭的家庭。

　　其实布迪尔的这种出身决定人生前途的基本思想，早在费孝通的一篇其落款日期1943年7月3日《遗传和遗产》里就有了。只是布氏的是系统和有详细证据和实证材料的学术著作，费的只是一篇杂文。费说，「若是你愿意分析一下成败人的历史，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可以把他们成功的原因归功在他们父亲们给他们的遗产。尤其在一个平治的社会中，若是你父亲没有给你留下一笔可以使你有二十年不必工作的生活费，你就别梦想有进入学校的机会。不进学校，即使你自己很用功，却总得不到一个毕业的资格。很多位置是不允许没有这资格的人去占有的。从表面上说，以学识来选择人才是最合于优生的原则了，但因入学的先决条件在经济，于是最后决定着仍是遗产。」费举了当时英国的例子，根据托尼的计算，英国历任阁员中，除少数例外，都是出于英国四个有名的中学。这些学校学费极其高昂，平民子弟是无缘进入的，从而断送了他们的仕途宦运。中国的情况呢？费先生根据自己在当时中国农村的调查说，「我在农村里调查过不少实例，我的结论也是无法承认一个吃苦的农夫做了一生牛马能创立一个可以养老的家业。你要生活优裕，记着我的话，你必须有个好爸爸。他给你一笔财产之后，你才有资格讲努力讲拼命。」现在的中国呢？从大量失学的农村中小学生的事实，我们认为布氏和费先生文章中的道理依然没有过时，觉得还是那样的鲜活。

　　可以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吗？怎样才可以让没有个富爸爸的孩子依然可以进学校受教育，有资格讲努力讲拼命呢？以我本人的经历来看，希望还是有的。希望还在于制度的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我这一代人中像我这样的地道农家娃子是大大受惠于中国的教育制度安排的。我小时候我家是贫困农村里的贫困户之一。1983年入学小学一年级书钱学杂费才两块。因为我家是贫困户春节时学校又退还一块，给家里过年用。上初二的时候，差一点就去徐州打工，走上盲流的漫漫长路。幸运的是，当时学费不高加上学校对我的特殊照顾，我坚持了下来，并且初三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等师范学校。以当时的中师待遇，顺利地念了三年，保送上了师大，也不收学费。直到到北京公费读研究生，我都一直受惠于国家的教育制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很幸运，赶上好时机。现在即使扣除物价上涨部分，我家乡的中小学收费比我那时候高多了。而且各种复习数据学习用品的摊派也很厉害。这样做对农村孩子很不公平。不能因为他们的爸爸穷而使得他们失去了天资应该发展的机会。虽然像布迪尔和费孝通说的情况我们实际上难以完全避免，但是我们努力改善改善还是可以做到的。仔细想来，仅就农村孩子而言，国家办好九年义务教育是多么重要；
同时希望国家能为家庭贫困的大学生设立完备的贷（奖）学金制度。具体办法的探讨，不是这篇小文的任务。

　　四　文凭与信任

　　从词源学上看，文凭（Credentials）的词根是credere，有信任的含义。我们说现代社会生活依赖于两大「系统信任」，其一是货币系统，其二就是以学历为基础的专家系统（郑也夫《信任论》)。但是现在是「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都应运而生了。所谓「真的假文凭」就是人大天桥中关村大街到北大西门一路上文凭贩子卖的文凭，确实是假文凭。所谓「假的真文凭」是那些老板官员们，秘书代上课写论文毕业从学校拿到的真实的大学里的文凭，制作和办理机构是合法的，真的，但从含金量实质而言，是假的。对于治理假文凭，「真的假文凭」好治，以后可以有个系统，计算机上去查；
而且用人单位只要不是傻子，肯定会辨认出来的。我见过有人买的假文凭，盖的章质量很差的。更重要的是治理「假的真文凭」，是个制度体系问题，颇不容易。

　　另一点，对大众来说，学校师生对待文凭的态度，对公众产生对文凭的信任感很重要。在西方社会，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毕业学位的授予是非常隆重严肃的。任何一个参加过英国或美国主要高等学府学位授予典礼的人，都不会不震撼于他们那种古典式的虔诚。各种设计的大同小异的博士硕士服装和帽子，师生穿戴齐备，像大主教在教堂举行教会神圣礼仪，教授们庄严地授予毕业生学位文凭。在国内我念了本科，还念了一个硕士，从来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大会。不是我偷懒不去，而是没有，就是班级学生干部把证书一摞抱过来，大家领了。也或者是班干部作代表参加了，而我这个普通学生是不知道的。没有一点神圣庄严的感觉。在美国我还没有毕业，但参加过别人的毕业典礼。他们不仅自己参加，而且还有亲朋好友，人生一件大事，仪式庄严而隆重，不必多言。通过这些，使人们对文凭增加信任感。不然，视同儿戏，如何可信？！

　　五　文凭与考试

　　科举累人及其无法克服的局限。近来我手边有本《湘乡曾氏研究》，随手翻了翻。发现科举之路对不少的有才华者来说，着实是一大不利。曾国藩家族除了曾国藩本人是科举之路的成功者外，曾的几个弟弟和子侄辈大都是避开了科举之路而成就一番功业的，而走科举一路的则不易获得发展。比如，曾纪泽和曾纪鸿兄弟两个的路子选择就造成了明显不同的结果。曾纪泽虽然才分颇高，但是考运却始终不佳，两次应试，皆告落第，因此他绝意企求科举，转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还自学了外语。后来出任驻外大使，成为一位值得称道的外交家。而他的弟弟曾纪鸿，自幼即十分聪颖，他年纪很轻时就以神童的姿态考取秀才，在算学和天文上都做得不错，而且通洋务，以他的资质才学，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选择了科举的路子，一再落地，郁郁而终，年仅三十四岁。

　　考试的局限是考试本身的逻辑的结果， 这就是关于考试的内容和效度的问题。关于考试的内容和效度的争论， 已有很长的历史（参阅郑也夫《信任论》）。科举中的关于考试内容和效度的第一场争论，发生在唐代，辩论的问题是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和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孰优孰劣。考儒家经典主要是记诵的本领，诗赋才能分别出创造性的才华。所以进士科最终占了上风，也成就了大唐的诗作的灿烂辉煌。但是在评卷时，考记诵儒家经典就容易客观，诗赋的高低评价就颇为困难。所以辩论依然绵延不绝。于是在宋代发生了第二场争论，主要发生在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马光苏东坡为代表的两派之间。前者认为辞赋对治国无用，因为当时是用儒家经典来治理国家的。后者则认为靠考试记诵儒家经典不能更好的测试出智力和才华。双方都有道理。他们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到的是后来经学，义理和诗赋，美文融合在了一起，成了支配明清两朝的八股文。

　　但是直到今天，这场古老的争论还在进行着，因为考试本身的逻辑是，有用的东西未必适合考试，适合考试的东西未必有用。而且，就像进化中的自然选择一样，通过一场考试的筛选，留下来的只是适应了这次考试，而不一定适应以后，而有些可能如果被选中了而前途无量。但是，大批量的商品式的生产学生，生产大学生，筛选人才必须有个众多人员参加的标准化考试。这种考试往往是考一些无用的东西，或者不能很好的识别出人才的东西。这种考试很可能就把哈耶克所说的 「头脑胡涂型」的人给淘汰掉了。因此那些考试状元们，尤其那些高考状元们，不必为了得了这个状元而自傲的不得了。要知道古来对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人中有几个是状元。成不成才，路还遥远。仲永同学是前车之鉴；
落榜生要争取还有学习的机会，也不一定是在学校里学。但现在是个文凭社会！

　　陈心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来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四十一期　200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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