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台湾深处的忧郁

　　作者按：这篇游记虽然话说得比较隐晦，但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

　　（1）台湾人民百年来悲情缠绕的命运值得关注和同情，而这百年来，谁眷顾过他们？“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谁都想在台湾老百姓身上不劳而获。台人中有一句谚语：“生的请一边，养的大过天”。多少年来，谁抚养过他们？是他们一代接一代胼手胝足自己养大了自己。所以，台湾人中间有一点地域自主性和地域自我认同，是不奇怪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造成的。

　　（2）台湾是中国一片有个性和相对自主性的土地，“做台湾这片土地的儿女”这不是错，但现实的情境中，在“台湾人”的属性之上再具有一个“中国人”的属性，是更现实的选择。否则，会有更大的悲情降临。现实主义地接受“一个中国”的框架，对台湾人来说，是利益最大化的出路，更何况两岸之间，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血缘联系。

　　（3）台湾人民活得自由但痛苦，这痛苦并非由于台湾人民享受到了一个比较粗糙但值得鼓励（当然也有必要改进）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由于“台独”和大陆对“台独”的坚决抵制所形成的压力和拉力，使台湾人民有一种身心被撕裂的感受。他们是现实政治的痛苦与悲情的底层承担者。

　　所以我说：与台湾人的历史苦闷与荒谬记忆相比，国产“残酷青春”影片中的那点利比多苦闷算个鸟。

　　（4）从现实政治和中国人情感、立场出发，我坚决反对“台独”，但在和台湾老百姓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都是秉性良善、热爱生活、活生生的人，要把战争蘑菇云降临到他们头上，玉石俱焚，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我赞同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联合”的政策、办法、奇计、高招。打仗只会在台湾人百年悲情之上，增加一个更大、更持久的悲情。

　　（5）《南方周末》发表本文时，因篇幅等原因做了大幅度删减（约删掉了42%的内容），以至于网络论坛上有人误以为我诬台湾的草根公民运动为“妖”，这是一个误会，请诸君阅读完整版中的“内心骄傲的抗争者”一节。

　　（6）我相信两岸人民会有智慧和勇气来实现“两岸联合”的目标，我也相信台湾人民尽管受到族群议题、统独议题的干扰而痛苦，但他们自由参与现实政治、踊跃承担社会责任、自发组织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抗争的勇气与行动，会推动台湾社会继续“进化”，使台湾成为“中国的一片有个性的土地”。

　　下面是《台湾深处的忧郁》的完整版：

　　高度为世界第一的101大楼矗立在台北盆地里，据说它模拟了密宗法器的形状，有祈福的意味，但它似乎更是为了向人们指引，盆地中那低低伏着的镇不住的迷茫郁结之气。

　　从飞机上看澎湖列岛，它们本是海上的翡翠珠链，但晴天下仍然有一种迷茫郁结之气，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苏慧伦有一首歌说：“常半夜醒来，寂寞地幻想，若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台湾就是一个被蓝水包围着的绿岛（是军迷们所谓建立“蓝水舰队”的好地方），能看见海的窗子有很多很多；
西太平洋海岸、九份小镇或淡水河出口，都是看海的好地方。可是，台湾蓝色的海面好像总是浮着一层烟，看见了又能怎样？

　　而台湾海上陆上的天空，也都不是纯粹瓦蓝的颜色，总像有一层淡淡的雾稀释在天空里，像盐末侵入了天空，擦洗不掉。这大概就是苏慧伦歌中的“灰蓝”吧。说到底，台湾的天空里也有一种迷茫郁结之气。

　　在台北的下半夜，看着这个被泛滥的政治斗争和工商废气所折腾的城市，终于可以小睡一会儿。这个海岛为什么如此泛滥地闹腾？是不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住内心的迷茫郁结之气？

　　2004年7月，我曾有一次台湾之行。来台湾前，应当说对台湾不陌生。尤其喜欢李行、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还有黑衣人罗大佑。他们的镜头和艺术语言都不说谎，虽然其中不乏凝重沉郁之气，不过在我看来，并没有沉郁到打结的地步，因为还有明天可以期待。可是来台湾后，看到台湾的现实发酵着沉重的过去和沉重的未来，心想善良的台湾百姓将如何承担这样的沉重？这个忧郁、沉重的结又是否可以化解？

　　“……今天特别不好过。我想我是被我爸爸的几句话给扫到了。总之是有关一些敏感问题。”小萌说。有一段时间，小萌每天坐火车从新竹来台北上班，中午休息时，就溜到旁边的公立图书馆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小萌和台湾，都有一些敏感的心事。

　　“台北真是令人忧郁”。小萌国中时代来台北听音乐会、看画展和游植物园的青涩快乐记忆，如今被这一句话所覆盖。

　　在台北，听了不少小萌讲的事情。也听了许多像小萌这样的普通台湾人对时局的见解或心事。在台湾的日子里，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大多数台湾老百姓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优雅有礼，一点也不聒噪，甚至有一些矜持（但也好像觉得，他们内心很累很累）。

　　这是中国的一片有自己性格的土地。

　　台北有大都会的喧嚣，但也能在不少地方寻着小城镇似的幽静。从八德路四段经市民大道去国父纪念馆捷运站，路上安静得好像经过了阿哈埋宝贝的树下（侯孝贤《童年往事》），也仿佛是过去眷村人们午休的时刻，连黄狗也在铁皮屋檐下做黄粱好梦。走在牯岭街、中山北路、新生南路，似乎随随便便地在路边地下一挖，都可以起获一串被尘封的台湾历史记忆。

　　龙山寺附近一条小街上的小刨冰店，一位长得像刘若英的女店主忙碌的手边，排出一长溜安安静静的队伍。这些人看来与岁月已经达成了双边和平的框架协议，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大事，只剩下那尖尖的刨冰等待他们的舌尖去化解。某个上午，我排在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末尾，心想，前面如果有更多的人排队就好了。

　　心想，今天，我就是一个台北人。如果我们所生存的冰冷世界的冰冷法则总体上依然难以改变，这个世界至少应该容得下这条不太宽的街，和这样一群在等待水果刨冰的人。

　　百年来的悲情缠绕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罗大佑《鹿港小镇》）。

　　鹿港小镇的妈祖庙是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台湾，文化上的中国处处可寻；
在相当大程度上，大陆是台湾的文化母体。台北市的地图，就长着一张非常中国的脸，大概有一半街巷，是以大陆地名来命名（连康定路、内江街、汀州路都有），其数量和密度之高，堪称中国之最；
还有一些路名，则是儒家伦理的词汇轰炸（忠孝仁爱信义四维八德之类），或是对“中华民国”历史和主义的种种纪念。

　　不过台人中也有一句谚语：生的请一边，养的大过天。多少年来，谁抚养过、眷顾过他们？是他们一代接一代胼手胝足自己养大了自己。在“二二八”阴郁的气氛中，岛上百姓自叹是“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侯孝贤《悲情城市》）。作为时代的弃儿，台湾人痛苦地发现：“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然而，台湾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有胆直接挑战统治机器和政治现实的人之外，大都选择了“乡土救赎”的道路，乡土成为最后的避风港。在清美的音乐中，文清与宽美在弯曲山路上与世无争地缓缓行进，一时间让人觉得，这样的淡定似乎可以化解和抵挡呼啸而来的时代和政治（侯孝贤《悲情城市》）。在60年代清澈发亮的溪水边，农家女孩小月选择了疼爱和抚养她的养父林伯伯，而不是有先天血缘关系的亲哥哥；
她也选择了做这片淳朴乡土永远的女儿，而不愿回到亲哥哥身边搭戏班子四处做秀（李行《养鸭人家》）。

　　小萌有一位在山区做守林人的干爸。这位隐居山野、学养深厚的干爸似乎就是小萌的理想象征。小萌小时候的印象中,除了探险玩乐，和玩伴游山玩水之外,最喜爱、最珍惜的事就是和妈妈、年长的朋友及干爸以及他的太太“促膝长谈”（这种生活样式一般属于大人），内容无论是天马行空还是琐事交流, 或是学新的事物、道理,她总是觉得被照顾着和被爱着。她也常常叹息：人总是比不上神灵与大自然。

　　但是，当山海、天空、大自然也浸透了忧郁，忧郁被打成了结，最后的避风港在哪里？

　　回到大陆后，再一遍看读悲情弥漫的台湾电影，再一次跟随着长镜头中缓慢的生活与历史的细节。……直到脸上冰凉，才知自己被“扫到了”。

　　与一个地域的历史苦闷与荒谬记忆相比，国产“残酷青春”影片中的那点利比多苦闷算个鸟。

　　台湾人的残酷青春与时代和政治纠缠在一起，成为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记忆。在沉重的撕裂、整体的悲情、不自主的流亡、不得已的隔海对抗之下，他们怎敌得过时代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罗大佑《滚滚红尘》）？岛上出生和长大的孩子所构建的少年江湖，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苦闷的时代和血腥的大人世界的翻版：马司令的孩子可以轻易拥有小明，荒蛮的江湖沙漠上同样也有政治和阴毒，而小四这样的失败者只能在一个柔弱女孩身上屠戮自己的青春（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盲目的暴力是荒谬时代的荒谬快乐，解脱悲情的最好方法就是麻木、夸张地自我放逐。刚刚驾到的21世纪，凭借琳琅的电子挂件、电脑网络和种种“新锐”生活理念，带给人们更多的莫名快乐。《台北晚九朝五》中的化学快感和海绵体快感，轻易地使人生在一刹那间不再沉重。

　　由政治的苦闷到青春的苦闷，由政治的撕裂到人心的颓唐，台湾人似乎注定要持久地承受悲情。当阿远回到村庄，恋人已经他嫁，但四季的土地和温暖的乡情仍然可以疗伤（侯孝贤《恋恋风尘》）。可是一代人、一个地域的伤痛和迷茫却不是这乡土和自然能够治疗的。在前路迷茫的困境下，近年来台湾电影可以说是从乡土救赎走到了不知所措的自我麻醉，“女生爱女生”的电影（如《飞跃情海》）接二连三，真正敏感的主题却无人敢去触碰。在台北西门町，眷村时代的少年江湖仍在延续，只不过所谓“反叛”，更加像是在做秀而已。而当年火烧岛上的英雄豪杰们，也一个接一个陷入闹剧或失语……。

　　在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道精神奖的影片《悲情城市》中，台湾的左派革命者给孩子留下的遗言是“要尊严地活”。可是，如何是有尊严地活？又如何做到？浮华的潮水冲刷着今日的台湾，浮华似乎已替代尊严成为生活的第一选项。

　　当静坐、拜票、熙攘奔忙的白天过去，夜晚的台北街头，不时看到几只流浪狗在阴影中低低哀嚎。从它们脸上还残留的一点雍容神态来看，也许是富贵人家的“遣散人员”。这些曾经被人珍爱的宠物旦夕间就成了“生活垃圾”，而台湾人在整体的忧郁中疯狂丢掷的东西其实远不止一两样心爱之物。新店溪上，年年都是一样的月光，可是，百年来的悲情缠绕之下，台湾人的心脏似乎已经苍老。

　　内心骄傲的抗争者

　　在这个孤岛上悲情与忧郁的猎猎风尘中，有着大面积的颓唐，也仍然有许多内心骄傲的台湾人，对现实和命运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抗争。

　　登上政大后面的“猫空”茶山，看了一回台北的黄昏：淡水河一带红尘蒸腾，101大楼一带浮着沉沉青霭，竟是有些妖气了。妖其实也算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妖比那些面目模糊的天仙，性格多半更生动、更人性化；
与人相比，则更敢于追求自由和幸福，更没有禁忌，行事在正邪之间。可以说妖是人性中深藏且被压抑的本性之一。孙悟空做妖的时候，是知名的革命家，最喜欢颠覆秩序和嘲讽权威，令后来的革命家也心生钦敬，引为知己。老孙做了佛之后，他的传奇故事也就彻底结束，可见做佛之无聊。台湾政坛上，现在也有一大堆戏谑江湖、率性而为的大妖小妖，自封齐天大圣，发动草根革命，把政治和社会运动搅得风生水起。台北某个深洞中，还盘踞着一产自中土、性情阴桀的千年老妖，唤作李敖；
他有一位革命战友，是位姓陈的女士，据说已驾雾西行，正通过电子云雾致力于传播蓬莱“妖法”。

　　在台湾的时候，还遇上了规模空前的台湾各地原住民在台北“出草”。所谓“出草”，是原住民受到外来侵害或侮辱时所采取的非和平行动，包括以冷兵器猎头、斩首之类。当我置身于山地服装博览会式的“出草”现场，发现这只是原住民各族的一次针对当局的“反歧视、争生存”的和平抗议，是岛内多元政治中的一景。岛内政治都带一点表演加狂欢的性质。其实政治哪有绝对真诚的？做秀总比打仗好。

　　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是“出草”行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个具有一半原住民血统的美丽女人，李安电影《喜宴》中的“顾威威”，她扎头带和族人一起坐在街头抗议的时候，比她当艺人时更可爱。高金素梅患过癌症，经治疗后有所好转。她发愿做终身义工，并且在她的原住民身世中找到了精神依托，成为原住民在台湾政坛上的知名代言人之一。她从政后，仍保留着当艺人时的一些夸张做派。台湾的政治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夸张和兴奋中透支了太多。不过，我依然喜欢这个战胜了癌症、回归了部落、内心骄傲、夸张地全力以赴的女人。

　　当各个政治阵营都在宣泄他们的悲情记忆和希望诉求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台湾10多个原住民民族觉得他们所承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悲情比谁都多。小萌曾提到她干爸攀登合欢山的事，合欢山离大名鼎鼎的雾社不远。1930年10月，发生了泰雅族英勇抗日的“雾社事件”，这场针对日本占领者的“出草”行动先以泰雅族的大胜开始，最终以部落战士及老幼的战死和跳崖惨烈结束。高金素梅的母亲，便是泰雅族人。

　　在台湾时还遇到一位草根政治义工──花莲县的“野姜花王子”徐正邦。在“3•19”枪击案后的追问真相的群众抗议活动中，正是这位文质彬彬的乡野花农和其他几个人率先突破警察设立的屏障，结果被关进了警局。野姜花在广州我也买过多次，但都不如徐正邦赠送的香、靓、正。徐参与政治，全凭一腔善良而年轻的激情，尽管他其实已人到中年。

　　出演了《悲情城市》、《恋恋风尘》和《童年往事》的辛树芬，突然急流勇退，人间蒸发，仿佛暗示着台湾一个文化时代行将告终。但是导演这些电影的侯孝贤，却是老而弥坚，和林怀民、南方朔、幾米等人组织起政治联盟，试图阻止台湾族群间日渐对立的悲剧。可是在众声喧哗的台湾，侯导演的声音只能是越来越小，远不如他的电影有力了。

　　台湾知识分子中不乏具人格魅力的先驱者。在贫病中早逝的作家钟理和（1915-1960），他的傲骨和对乡土的挚爱、对命运的抗争，成为台湾写作人的榜样。而他与妻子钟平妹在贫困漂泊中的相濡以沫，也是一段感人的佳话。平妹为支撑家计，种地、做小工，历经艰辛，也历经屈辱，但无怨无悔。钟氏夫妇的生平，被记录在李行导演，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原乡人》中。影片中还有邓丽君演唱的插曲《原乡情浓》，是一首传达草根患难深情的海岛山歌，这首歌后来被王菲翻唱得哼哼唧唧，充满厌倦和慵懒情调。我想，也许古典的时代确实在无可挽回地消逝，但是，只要有钟氏夫妇这种坚韧友爱的精神在，台湾社会和台湾人仍然可以收拾局面，理性从事，从悲情走向有希望的明天。

　　“米葫觅桑！”

　　小萌有一次在大陆的高速公路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北欧读书时养的那只天堂鸟：因为爱天堂鸟的色彩和它自由的模样，为了占有它的美丽，就把它带回了家。可是当这鸟儿被人占有，也就失去了光彩，失去它生命的动力和远景，也失去了它的当下。由这件事，小萌想到人的生命的本质是孤单的，孤单的生命之间，可以分享好的东西，但是不能互相占有。

　　“小时候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永远。现在长大了，明白占有不等于永远。永远就是这道理不变。”小萌悟出的道理，其实用在人类世界的所有关系上，都是合适的。

　　作为一个对历史比较敏感的人，我不会简单地排斥战争，战争、动乱是历史感最强的事件，人们往往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和平年代才会说自己在“亲历历史”。然而战争也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大的游戏。我在网上看到过某些大陆网友发表的令台湾普通民众实在是不能接受的一些言论和所谓“搞定台湾”的蘑菇云图片，我并不认为这些言论和图片有利于妥善解决两岸关系。我非常痛恨“台独”势力要把台湾人民裹胁进战争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是，我也不认同某些网友简单地把占有当作永远的想法，百年来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两岸关系不是你占有我或我占有你的关系。“胡四点”中明确提出：“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而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也非常恰当地指出：“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也就是说，两岸可以和平地共享一个中国。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

　　据此，笔者也曾提出两岸关系的未来模式，可以用“两岸联合”替代“两岸统一”。

　　针对台湾与大陆长期分治的具体情况，尊重台湾主体性、尊重台湾人民的回归安排才是对这段历史最恰当的回应，而归心的回归，才是真正的回归。为此我们应当多做让台湾人民渐行渐近的事情，少做让台湾人民渐行渐远的事情，尽最大努力拉近两岸人民的内心距离。

　　每当听到台湾雾鹿布农族长老和儿童用“八部合音”唱诵出的“米葫觅桑”（Mihumisang，“祝福你”的意思），总让我感到这些鲜活、善良的血肉之躯离我是那么近。我也很想把这些布农族歌谣送给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网友们并且祝福他们。

　　2004年7月我在台东西太平洋海水中和当地小孩交谈时，岸边山头上，F16战机掠过天空。隔日，又有幻影战机在高速公路上起降的现场直播。这是台湾方面的“汉光20号”演习。可一个“汉”字，道出的仍是中国人内部的一场争斗。对于两岸来说，仍然有重新合为一家的基础；
对于绝大多数无辜的台湾人民来说，他们也不愿意被一轮轮的悲情所持久缠绕。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寻找最妥当的办法和路径，以最大的善意、诚意、耐心和最小的代价，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尽量避免在百年悲情之上，又添更大的悲情。（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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