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当代学术”如何成“史”

　　作为学者，我见证了“学术史”从一个简单的“随想”走向拟想中的“学科”这一全过程。我说的“随想”，是指我1991年6月写的那篇《学术史研究随想》，更指诸多友人发表在《学人》第一辑上的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学术史的研究。当初的“随想”，十五年后，竟然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课题”，甚至有了今天相当夸张的说法，叫“学科建设”，这让我感慨良多。

　　今天，每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大概都免不了要跟所谓的“学术史”打交道。从研究生撰写论文时的“文献综述”，到专门家刻意经营的专著、杂志开辟的专栏，有关学术史的诸多话题，正在课堂、学界乃至媒体中积极酝酿并顺利展开。而我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成了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略作清点，上半年，我在国内外大学所做的讲演、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接受专访或发表论文，竟大都属于学术史或教育史的话题。这么说，不是自得，而是自嘲——我的专业是文学或文化研究，从不敢以“学术史专家”自居。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积极提倡呢？当初的设想，包括纠正时弊、自我训练、引领学风等，所有这些，此前的文章已经谈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学术史研究从一个冷门的话题，转变成学界的时尚。既然是“时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多加自我反省，正是基于此，我着重谈下面五个问题，主要是清理自己的思路，并不要求别人也这么想、这么做。

　　首先必须追问的是：“当代学术”能否成“史”。这个问题，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界。那时有一场争论：“当代文学”到底应不应该写“史”。不少学术功力很深的老先生认为，当代文学仍在进行中，而且近在眼前，缺乏必要的沉淀，这样的对象，可以批评，也应该研究，但不适合撰史。那次讨论的结果，大部分人还是认同了“当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成“史”；
但讨论中反对派的意见，同样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二者的区分，还是很清晰的。就说当代文学教研室吧，做文学批评的，比如张颐武他们，特别关注近两年不断冒出来的新作家新作品，给予及时的抑扬褒贬；
至于治文学史的，比如洪子诚老师，他们更追求长时段的眼光，其评价标准与叙述语调，跟做批评的不一样。

　　这样的区分，同样适应于“学术批评”和“学术史”——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这里所说的区别，在体例，在眼光，更在使用的尺度以及评价的立场。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好处是感受真切，缺点则是分寸不好把握，目前的普遍状态是：学术门槛太低，评价标准偏宽，于是，“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谈学术史，需要长时段的考量，不能只盯着眼下最活跃的那几个人。“批评”是短兵相接，无暇仔细分辨，偶尔说些过头话，不要紧；
“撰史”可不一样，要严肃得多，一般来说，不允许出现大的偏差。

　　其次，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自从有了“课题组”，有了“科研经费”，有了“造大船”等提法，“通史”这一著述体例特别吃香。从综合性的中国通史，到分科性质的教育通史、文学通史、学术通史等，全都是大部头的著作。表面上看，学界一片繁荣，拿出来的书，全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
可实际效果呢，不客气地说，“著述”变成了“编纂”。不能说学者不努力，或者毫无见地，只是那点独特的发现，在汇入“通史”这部大书时，被彻底“稀释”，以致被“淹没”了。另外，我之所以赞同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很大原因在于它跟我们血肉相连，可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变革，影响当下的学术思潮。这样的话，更应该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盲目追求体系的完整或体积的庞大。

　　第三，我想谈谈“学术史的周边”。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要“有精神”，而且“能落实”；
而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上挂政治史，下连教育史。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明白，“学术”并不“纯粹”，与现实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起码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这里，是行不通的。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也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学术史的研究，确实跟政治史取向不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眼光与尺度；
但如果完全切断学术与政治的联系，抛开整个社会及文化思潮，那样来谈学术史，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技术操作，意义不大。至于为何需要“下连教育史”，理由很简单，对于知识生产来说，体制化的力量是很大的。从晚清开始建立的这一套学术体制，包括教学、撰述、评价、奖励等，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在学校教书，深知若离开课程设计、学科建设、教师选拔，还有与学生的对话等，很难说清楚具体的学术潮流或著作体例。我曾经提到，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文学史书写”成为大热门，为什么？不放到大学课堂来思考，你说不清楚。

　　第四，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屋建瓴，但不无可取处。王瑶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正、续编，是以人物为中心的；
这两本书对于大学生、研究生之“亲近学问”甚至“走进学术”，起很好的作用。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另外，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且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这一研究，配合各专门领域或课题，很容易展开，也较容易深入。

　　第五，关于学术史研究的课程建设。十五年来，我在北大开过两轮以上的与学术史相关的专题课，就有这么几种：“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学研究百年”、“现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这些课程所选择的分析对象，有名著，有学者，有学科，有思潮等，不一而足。为什么这么“转悠”，是想做试验，看哪一类课程最契合学生的需要，对他们的学业有实际的帮助。另外，每次讲课，我都会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只一次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当然，有些问题，比如揭发抄袭，只凭常识就能判断是非，那个时候需要的是胆识，而不是学问。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包括学术批评）又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园地，不应该有门第之见。

　　（《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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