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时：大人物时代被毛泽东称赞的小人物的命运

　　1954年政协会议上李希凡见到毛主席。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酷热的7月。78岁的李希凡迟缓地从漫长的午睡中醒来，迟缓地挪腾到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手里的扇子摇得有一搭无一搭，对面的电风扇嗡嗡地旋转。李老人家的老头背心汗滋滋的，棉布大短裤皱巴巴的。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另一个屋子里还睡着的老伴，3个女儿早已成家立业不在身边，他们的保姆刚刚辞职。天热，他的糖尿病复发并在加剧，早上吸过氧可是还是觉得憋闷，老伴的腿出了毛病不能动了，屋子里都是红花油味，房子要拆迁了，他要去医院买药，还要去菜场，……在李希凡典型的老年生活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他乱糟糟的书房里，乱糟糟的书桌上，挂满茶垢的保温杯下面压着的几页竖排稿纸和一枝钢笔？写的什么呢？哦，《红楼梦人物论系列之贾探春》……

　　但这其实也没什么，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闲暇的时光，出于个人兴趣，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也是很平常的；
只是“平凡”、“安稳”、“默默”，这一类的形容词，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历程里，却是不曾有过的，相反的，“李希凡”这个名字，在建国以来我们主流的政治风景和意识形态脉动里，一直是跳跃闪烁的：1954年因为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泽东嘉许，火速蹿红，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适，由文艺批评而判决剿灭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点燃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新一轮高潮；
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作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李希凡，激昂指点，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来，所谓“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风光显著的红人……

　　回顾那段过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命运的起落荣辱，社会潮流、时代风云辉映其间；
而所谓的时代风潮又何尝不是在与众多的“个人”的相互撺掇、相互迎合、相互塑造中涌动席卷起来的呢？而当我们试图评价这个“个人”和他的选择——在“被动”和“主动”之间，在“身不由己”和“攀强附势”，在“义气”和“利益”之间，似乎也不好说出绝对分明的界限，就像有时我们不肯指出诚恳者自欺欺人，甚至担心“真的醒来”。

　　贫寒少年爱好上马克思主义

　　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上个世纪40年代，北京郊县通州，李希凡是一个普通人家6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重病，家境衰落，13岁开始，他先在洋服店当学徒，继而是印刷厂的童工。逃难、遭师兄欺侮、半饥半饱、投亲靠友……经历着一般旧社会穷孩子生活的辛酸和粗砺。

　　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

　　“姐夫说马克思不说马克思，说卡尔；
斯大林呢，是约瑟夫。我就想这卡尔是谁？约瑟夫是谁？”于是白天，李希凡在做完家务后开始在书架旁逡巡。马列选集、鲁迅小说、苏联文学，开始了他的启蒙。

　　没有什么意外的，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变化……

　　“小人物”打响“可贵的第一枪”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这个转折，既是李希凡本人的脱颖而出、“人生从此不同”，也牵扯出5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轮文化批判、涉及了更多人命运的变故。

　　让我们稍微蒙太奇一下让这一切开始的那个偶然。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我还清楚记得我是坐在床上的包袱上写的。那时候我刚有了第一个孩子，宿舍不大。”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

　　文章写就写了，发就发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实属预料之外了。

　　首先，毛泽东看到了，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10月，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题为《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压制革命力量”、而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

　　“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希凡，就其个人功名而言，开始了风光得意的航程——

　　1954年当年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
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
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初夏时节，火车专列穿过莽莽西伯利亚，餐车里，音乐欢快，文艺代表团的活泼的女孩子正在耐心教红人李希凡跳舞……“我怎么学也学不会，到了冰岛共产党主席女儿邀请跳，还是踩了人家的脚……”

　　偶像的烦恼也总还是幸福的烦恼。当年李希凡和蓝翎遭到的追捧也是相当广泛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普遍认为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就将“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林希翎”，定为自己的笔名。而据李希凡说，他两年前为编艺术史申请经费，财政部长项怀诚慷慨地答应，笑说，自己当年可是李的“粉丝”。

　　不听江青的话

　　“小人物”的命运就此结束了。1954年秋，李希凡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反对，“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以笔为旗，革命不息战斗不止。

　　“马克思主义啊，我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年来，李希凡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为理论工具，不仅对各时期的重要文艺作品，比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发表评论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参加到历次的问题论争中来，比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批“鬼戏”、哲学上批杨献珍“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

　　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当时中国最大的人物钦点过的余辉，继续以“文名”“红”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来又因被这位大人物叱咤风云的夫人江青“赏识”而其又“不识抬举”，再起是非——“一个小人物”，在大人物们、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阴影里，左右不是，诚惶诚恐。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忆起当初影响他后来几十年的两次谈话，已经可以举重若轻。

　　“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这回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

　　有人“装糊涂”，有人更识相。不久，批判《海瑞罢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接下来，李希凡的遭遇虽然谈不上特殊惨烈，但又红又正的地位显然罩上了阴影。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的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

　　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
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换大王旗’啊……”

　　与蓝翎的是非恩怨

　　在李希凡兴衰毁誉参半的故事后面，还掩映着另一个，当初令其一举成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蓝翎，的起起落落。只不过，二人的境遇似乎总有些“此起彼伏”的对照的意思。而从一开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笔，最终让两个年轻时的密友到了老年势如冰炭，笔墨开战，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间。而他们人生的对立，也不止是个人性格的差异，更笼罩着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势利和无常。

　　因为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蓝翎先生已经在今年年初去世，所以关于李、蓝二人的官司，我们只能得到一面之辞，在他们之间判定是非是卤莽而不可能的，但是，从李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年月、那个无所不在的所谓意识形态，对人的扭曲。

　　李说：蓝找他茬，一个是要跟他争当初那篇改变他们命运的文章的“发明权”，一个是把自己被划为右派的事情归咎于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这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嫉妒，是长期的心理不平衡——这“嫉妒”、“心理不平衡”是怎么郁积起来的呢？

　　按李的说法：当初联合署名文章而来的名利，分配上确实有偏向——蓝翎的风头始终没有李希凡那么健，抛头露面的事，李总比蓝多。但原因不在李“抢”，而在于蓝的上不了台面——按照当年的组织路线，蓝是有问题的，蓝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其家庭也有过“不清白”的复杂历史。

　　而且，蓝又一直“写些偏激杂文，批评官僚主义”。这让大家为难，对他情绪复杂，一方面顾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识时务。直至一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惹恼北京市的官员。随后不久，1957年，蓝翎被划为右派；
而就在这时，李希凡入党，开始了持续很长时间的文艺战线红人的风光。

　　再往后的“文革”，同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二人亦各有派别对彼此各有保留，直至“粉碎四人帮”，蓝翎的势头渐渐盖过李希凡，尤其是1986年后，李调离，蓝翎后来任文艺部主任；
但接下来没几年，蓝翎又不再主持工作；
而李希凡则因为成功地劝阻了艺术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头的好评……

　　在李、蓝是非中，很微妙的，就是二人对自己和对方在不同时间上政治立场“左”或“右”的辨析。1957年反右：蓝翎因“右”受贬并迁怒在他看来“因‘左’而保全”的李希凡；
后来蓝翎平反：蓝翎讽刺李希凡到处称自己是“漏网的右派”，而李希凡又说，“蓝翎对他的‘左’，却从未见与拔刀相向的情势”；
再后来，90年代蓝翎反省当年批判吕荧事件，称李希凡是“假右”，而自己是“假左”……

　　毛主席啊毛主席

　　关于“左”还是“右”——年轻的时候，迫于形势，有还是没有，真真假假的攀附、为利益所趋的摇摆——似乎不大好判断；
但如今，年近80的李希凡是坦率没有避讳的——“左”、“僵化”，对这样的标签，李已无意反驳；
而尤其是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理直气壮地赤胆忠心一片。

　　“1994年10月16日，是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作40周年，又恰恰是我的外孙女慧可的8岁生日。15日清晨，我备了一束鲜花，携女儿、女婿并慧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起前往毛主席纪念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当不会责备于我，当能够理解我被迫无奈的苦衷……”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

　　“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毕竟，正是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点名”，李希凡有了“别样的”、而且总体地比较地看“还不错的”出人头地的一生。虽然这份“知遇之恩”，对这恩情施与的一方而言，不过是一次借题发挥的政治需要——当年开国之初，所谓的“旧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稳固，毛泽东正在寻找时机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经历”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而所谓的这个“坚持信仰”，是诚实的不断反思而来的守护，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圆其说？

　　不容易说清，也不大忍心指明。只是，在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李希凡，一个炎炎夏日孤独烦躁的老人，虽然我们没有耐心发掘他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价值”，听他对当下社会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人，他老了；
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

　　李希凡，1927年生，汉族，祖籍浙江绍兴，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4年李希凡与蓝翎共同撰写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1955年至1986年，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从事文艺评论编辑工作。1986年后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多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中国红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年鉴主编、红楼梦学刊主编。

　　著有文艺评论及随笔集数十本：《弦外集》(1957年)、《论“人”和“现实”》(1958年)、《文艺漫笔》(1985年)、《文艺漫笔续编》(1990年)、《艺文絮语》(2001年)等。（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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