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的变化

　　去年以来，我们对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制造业企业做了调查访问。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以制造业为基础，所以这方面的变化可能对理解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有帮助。

　　从两家公司说起

　　先从两家公司开始谈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优势吧。第一家是中国集装箱集团公司，它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家公司，开始是中外合作，由外方管理。但企业的市场情况一直不好，到1992年公司差不多决定关门。这时一个叫麦伯良的中国技术员要求公司决策层给他一个机会，从50只标箱的订单做起，开始了他与中集公司的故事。1996年中集开始扭亏，2004年中集一年就生产销售出157万标箱，占世界集装箱市场总量的58%。

　　第二家公司叫比亚迪，1995年在深圳创立，选中了手机电池作为第一主打，每年销售额以超过70%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长。到2004年，比亚迪每天生产充电电池300万粒，其中镍镉、锂离子、镍氢电池销量分别居全球第一、二、三位。全世界平均每四台移动电话中就有一台使用比亚迪的电池。今天，比亚迪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移动电话零部件制造商。

　　这两家公司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它们当然是中国制造业的佼佼者。不过，这两家公司的故事都包含了重要的经济含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的由来。

　　中国成本优势的由来

　　竞争优势可以有很多划分。第一种我想称之为独到性优势，就是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有能力制造市场欢迎、但竞争对手却造不出来的产品。至今为止，我的看法，这种独到性优势还没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工业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二种竞争优势可以叫成本优势，就是某种产品，你会造，对手也会造，但是在同等质量下，你的成本明显低，所以在市场竞争中有价格优势。上面我们看到的中集和比亚迪，并不是说欧美日韩公司不会造集装箱和手机电池，他们都会造，开始时候也只有他们会造——那时是他们的独到性优势，但是后来中国公司会造了，开始可能还造得不那么好，再后来，质量上去了，但成本却比发达经济公司的低很多，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一下子就上去了。

　　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主要由三部分组合而成。第一个部分是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人的平均收入等于美国工人的1%。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02年和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专家调查的结果，美国制造工人的平均时薪金为21.11美元，而中国只有64美分。这跟中国长期的贫穷，特别是城乡隔绝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部分是改革开放急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开放使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改革使旧体制下不能做甚至不能想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组织方式成为现实。其中三件事情最重要：(1)开放市场使得经济要素容易流动和重组；
(2)产权界定有历史性进步，奠定市场交易的基础；
(3)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开展了国内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加起来，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大幅度下降。

　　第三个部分，人力资本增长得很快，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观念、知识和信息大范围传播，人的努力和干劲截然不同于“大锅饭和铁饭碗”时代，集中表现在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方面的显著进步。最突出的是，大规模制造的组织知识在中国有了用武之地，这种知识的进步，是中国成本优势的重要来源。

　　由于以上三项条件的配合，大约从1990年代中开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显示出国际竞争力。

　　中国制造与“中国价格”

　　用结果来衡量成功好了。现在不单单集装箱、电池占了全球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份额。其他方面，从玩具(占到了世界市场70%)、自行车(60%)、鞋(50%)，微波炉(50%)、影印机(2／3)、个人电脑(2／5)、电视机和空调?1／3　及冰箱(20%)。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球，中国也被称为世界工厂。

　　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的大市场和大买家：最大的商用航空器市场、设备和工具市场、汽车市场，原油、原材料和粮食进口大国。2004年中国GDP占到全球总量的4%，居世界第六；
按平价购买力算，占全球总量13%，居第二位。2001-2003年中国GDP增量占全球增量的1／3，宋国青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增量大国，这是有经济基础的。

　　中国制造业影响了全球经济布局。今年美国《商业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标题就是“China price(中国价格)”。这篇报道举证了许多制造业产品的中国报价后说，中国价格“是最让美国工业界胆战心惊的词汇。你必须把产品售价削减30%，否则就将失去顾客。从家具生产商到网络设备公司，几乎所有制造商都受到了冲击。”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件美国的制造品，只要中国也学会了制造，并且产品质量提升到与美国产品可比，那确实是让美国工业界胆战心惊的事，因为竞争的经济规律必定要发生作用。

　　那么现在发达经济的工业界如何应对呢？看来主要是三项：一个是“跑”，就是把技术、资本、产业和服务转移到全球更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地区，不光来中国，而且还有印度、越南等等。二是强化他们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独到性优势，加快技术和商业组织的创新。最后一个反应，就是搞贸易保护，增加可以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的中国产品出口的种种麻烦。

　　新动向：要素成本上升

　　中国价格冲击了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制造业，如何应对由他们去忙吧。但是中国自己也面临如何消化自己成功的挑战。上面讲到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国际上开始大有苗头是1990年代中。

　　恰恰在那之前，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有一个大变化，就是长期歪曲的汇率经过一次性调整后稳定下来，与美元挂起了钩。不是正式的联系汇率，但是稳定的挂钩。这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因为转型经济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政府靠滥发货币来对付转型时的各种矛盾。人民币币值稳定，减少了这个危险。可是谁不能事先完全料到，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恰恰在人民币挂住美元之后有了令人吃惊的加速。我的理解，主要就是上面讲到的成本优势的三大要件，廉价劳动力早就在，改革开放也开始了20多年，唯有人力素质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需要时间积累。积以时日，中国制造品的品质上去了，世界经济的大变局就开始了。

　　这就是国青刚才讲的，中国工业的生产率进步很快。就提高率而言，超过了发达经济。新矛盾于是来了，人民币与美元的稳定联系，不能反映各自生产率的相对变动。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产品的贸易顺差；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其实是进入投资回报较高的地方。两件事情加到一起，中国人赚回来的美元，外国人投到中国的美元，每一美元进中国要换出八点几块人民币。这应该是另外一种货币压力，不是政府滥发货币的压力，而是稳定的汇率不反映相对生产率变动的货币压力。大家可以看看去年宋国青的研究，基本判断是汇率不动利率就难免不动。刚才他又讲，总需求有反转之势，汇率不动，利率就应该动。两率都不动，政府就要辛苦了——行政干预一定要来。

　　回到“中国价格”对自己经济的影响。货币压力在市场上发生的时候，一般讲，绝不是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价格一起变动，也就是价格总水平上升，而相对价格不变。如果真是那样，对经济倒无大碍。问题是没有那回事。常常一部分价格升得快，另外一部分不升，或升得慢。市场里的主体，几家欢乐几家愁。预期不同，行为就要变化。

　　可以看到什么呢？去年7月份以来我们有限的公司调查，感觉到有一个新变化，就是中国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升得比较急。第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其实就是劳动力供求形势在局部上、阶段上的变化。深圳今年提升了法定最低工资，最近我们看到缺工人的情况就减轻了。当然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也非常关心中国工人的状况，我们知道现在许多大的订单签约之前，要派代表查看中国工厂的工人福利条件，不合要求的，要改善，不改，拿不到订单。这些变化对于提高中国工人、尤其农民工的待遇，有积极意义。但是从竞争上看问题，人工成本的上升，要有消化能力；
消化不了，竞争优势就减弱。

　　第二个就是能源紧缺，集中在油、煤、电的供应上。这方面报道很多，研究中要注意一点，因为价格管制，能源短缺不完全反映到价格里，但是从企业角度看，为竞争获取能源的努力就反映到企业商务成本的其他方面，比如搞关系、跑部门等等。实际要增加资源，就是成本压力。

　　第三是土地，也是数量管制，地价和房租没有完全反映短缺。我们看到像华为、中集这样的一流企业，要扩大生产，土地也是很大的限制因素。温州工业用地拍卖，有100万元一亩的记录。当然是个别，但过去多少年，没有讲过这类个别。土地成为长三角、珠三角许多公司的第一位限制条件。

　　环保要求提高了，对企业在短期内是净成本。最后是政府税收，涨得也快，而GDP涨得快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情了。

　　因为企业在市场上既是买家，又是卖家。它们在上游买要素，在下游出产品。目前制造业下游的竞争激烈，上游竞争也激烈。到了企业层面，上游竞争的激烈就是要素价格升、成本升；
而下游竞争的激烈，却不容企业轻易提价。我们不知道这个局面可以维持多久，最近一些行业看到产出品价格全线上升。但是不容易，尤其国际市场上不容易，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压力正在上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大体而言，夹在中间，怎样应对成本上升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题目。

　　应对之道：案例研究

　　也看到一些成功应对的案例。在优秀的公司中，印象最深的是华为。2002年华为提出过冬，最后逼出了一个战略就是冲到国际3G市场上拿单子，因为中国自己还没有开，但世界上有120个国家和地区开放3G了。为了竞争国际市场的单子，华为持续地坚持其企业的管理变革，使企业的管理达到了国际先进公司的水平，加大科研的投入力度。华为的基本经验就是靠管理变革和研发投入，应对了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

　　许多中国公司会走华为之路。有舆论认为中国公司的技术限制难以逾越，有个别日本人甚至说中国公司连偷技术的热情都不足，当然言过其实。技术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应对成本急升挑战的障碍还是整体性的。比如为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无论银行还是股市，实在乏善可陈。

　　奇怪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表现那么好，金融和其他高端服务那么差，这怎么加得起来？秘密就是开放，大公司和一些幸运的小公司得到境外金融的服务，我以为这是香港房地产价格重新上升的真正基础。其他小公司呢？靠体制外循环，就是地下、半地下金融，或正规金融服务的“非正规方式”。生产成本低、交易费用高，这应该是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竞争力的模式。现在生产成本无可避免地在上升，交易费用或更广义的制度成本能不能大幅度降低，就变得至关紧要。

　　判断和抉择

　　基本的判断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企业、地区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可能有很大的相对变化，竞争格局正在重新形成。一些公司从商务成本的高地开始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一些公司靠管理和技术的适度升级来应对，会成长出一批更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有不少公司靠“扛”过日子，就是听任成本上升吞噬利润，逐步降低竞争优势。

　　要帮助企业在微观上应变，宏观经济政策非常重要。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反映经济温度的价格信号要真实，避免调控不了气温就调控温度计，徒然增加微观组织的活动代价。二是核心部门的改革要加快，关键是金融、土地市场和政府本身的改革。改革关系的不仅仅是短期经济稳定，而是中国经济的长远竞争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首届“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实习生杨卓整理，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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