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平：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新疆的地缘政治因素是独特的、动态的，即随着历史的推移、周边政治地图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呈现不同的时代特点，对中国西部安全和新疆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一、东新疆西属国

　　新疆地处亚洲大陆腹地——我们姑且称之为“内亚”。内亚除新疆外还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的北部和蒙古，在历史上是古代四大文明的连接和中间地带，即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因此，整个内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联系，但总的来看，内亚又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屋脊帕米尔居中；
其东，新疆、蒙古地区主要受华夏文明的强烈熏陶；
其西，则更多受到南亚、西亚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里，地缘因素是明显的。新疆地貌大致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其中天山和昆仑山巍峨高耸，这两座大山都是东西走向的，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汇于帕米尔高原，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相接，交通相对方便得多，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文化传播和经济贸易交流，中国的政治影响早已波及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但是除了唐元盛期，中国的军队部署和行政建置还是大体局限于新疆、蒙古。在漫长的古代，新疆一直处于十分封闭状态，它的西部境外还没有出现过能向中国王朝挑战的敌对势力。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其时新疆西部境外是向清王朝称臣纳贡又各行其事的大大小小封建汗国、土邦、部落，新疆的外部环境是安全的。鸦片战争之际，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魏源（1794－1857）在所著的《圣武纪》中写道：“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
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
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马兹别）；
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
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所谓的“东新疆西届国”，乃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新疆境外哈萨克、布鲁特各部、浩罕（乌兹别克）、博罗尔、克什米尔、爱乌罕（阿富汗）等部先后遣使人贡，称臣于清。清朝对这些境外部落的基本政策是“俾通天朝声教而已”。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当时）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人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它的实际的作用……只限于保持藩属人贡者之间的和平，要求它们尊重并保护帝国的领土。”（注：［法］莫理斯·古朗：《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亚细亚》，《蒙古族厄鲁特历史资料译文集》，第14集。）清朝官方文书一般将境外各部统称为“新疆藩属”、“边外诸部”、“属国”。清朝政府不在其地驻军、置官、征税，不干预其内政、外交。当然，藩部与清朝的关系疏亲又多半取决于地理位置远近，魏源所谓的“东新疆西属国”的格局，正是内亚腹地政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清朝统一新疆后的很长时间里，中亚一直处于汗国、土邦、部落间的相互攻伐之中，战事频繁，中亚的动荡与新疆的稳定成鲜明的对照。事实上，在沙俄入侵中亚之前，危害塔里木盆地稳定的是与之一山之隔的费尔干纳盆地的政治斗争局势。乌兹别克浩罕汗国18世纪中叶在费尔干纳盆地崛起，并向外扩张势力。自182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唆使、支持新疆伊斯兰权贵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等地搞分裂、叛乱活动。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一度建立浩罕殖民政权。阿古柏号称“阿塔勒克阿孜”，即“圣战者之父”，说明这一时期来自中亚的敌对势力打的旗帜是伊斯兰。

　　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英、俄殖民主义在亚洲腹地的扩张和争夺。

　　英国殖民主义者自17世纪入侵印度，逐步将整个印度变成其东方最大的殖民地。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亚渗透，主要方面是由印度向阿富汗、伊朗扩张，其战略是警惕、防范俄国假道中亚进攻印度。沙俄垂涎中亚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两支俄军分别由里海和西伯利亚远征中亚，但都失败。18世纪上半叶起，经过一个世纪的扩张，沙俄逐步控制了哈萨克草原的西部和中部。英、俄在中亚的扩张首先在1837-1838年的“赫拉特危机”中发生撞车。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历史上属于中亚帖木儿帝国南部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恩格斯曾指出：“赫拉特在强国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坦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3页。）当时英俄围绕着反对还是支持伊朗攻打赫拉特，揭开角逐中亚的序幕。为了与英国对抗，1839年俄军征伐希瓦，这支由奥伦堡武官省长彼洛夫斯基率领的远征军受到暴风雪的袭击而遭到失败，但沙俄用兵中亚的计划并未停止，它的战略目标由此向东转，转向乌兹别克浩罕汗国和中国的新疆地区。经过30多年的殖民战争，完成了对乌兹别克的布哈拉、浩罕、希瓦三汗国和土库曼的征服。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势力也积极北上，征服克什米尔，建查谟一克什米尔邦，吞并旁遮普，把他们的统治推进到开伯尔山口。1891年俄军进入帕米尔，开始与英军直接对峙。新疆从此处于最富于侵略野心的英、俄两大殖民势力的夹击之下。

　　也就是沙俄大举征讨中亚之时，乌兹别克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建立起得到英国殖民主义支持的“哲德莎尔”政权。1871年沙俄趁乱攻入北疆霸占伊犁。新疆陷入被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清朝政府在平息了陕甘一带的动乱后进军新疆，驱逐阿古柏（1876-1877），收复伊犁（1881），新疆完全回归。19世纪90年代，俄、英在阿姆河一帕米尔一线划定了各自领地和势力范围，各自都急需消化、稳定自己所攫取的新土地。英、俄殖民势力对新疆都有野心，在无力独吞的情况下都更不愿对方占上风。它们之间这种既争夺又相互牵制的结果是，新疆成为两大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夹击下的缓冲地、经济争夺的前沿地。至此，新疆在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动荡和外敌人侵后终于平静下来，一方面清朝统治受到沉重打击；
另一方面，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动乱，新疆未被瓜分出去。

　　19世纪80年代新疆的归复，无论如何也是件大事。事实上，在弃还是收新疆这样的大事上，清廷内有过激烈的争论。左宗棠（1812-1885）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站在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收新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冷静分析，在此后20年，德人拉采尔（F.Ratzel）方才构筑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注：拉采尔1896年发表《国家空间的成长法则》，次年又发表《政治地理学》。虽然，“地缘政治”（Geopolitik）这一概念是瑞典人哲伦（R.Kjellen ）1901年提出来的，但一般以为创建地缘政治学的是拉采尔。）而左宗棠的这段地缘政治的精彩分析，时至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

　　三、孤悬塞外的新疆

　　20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终于引发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远离这场大战主战场的新疆及其周边地区，一时还感受不到战争的硝烟。

　　对当时新疆政局直接冲击的是第一次大战前后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两场伟大的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满清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在这场大战前后走到它的生命尽头，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也发生重大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新疆各族人民举旗响应，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和全国形势一样，新疆的政权落入了旧官僚手中，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军阀统治。早在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后，“库仑、恰克图之间已入俄人势力范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沙俄侵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页。）辛亥革命后，各省自立，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际。在沙俄唆使和武力支持下，库仑活佛哲布尊丹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外蒙古之独立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并直接威肋到新疆的安全。1912年刚刚就任新疆督军的杨增新将军（1863-1928）在厂次演讲中说：“新疆孤悬塞外，从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如今情势，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开辟西域，以迄改建行省，历次大军西征的军费和承平时期协饷之所耗，中原金钱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其重，倘若一旦掌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注：白振声等：《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杨增新此所谓的“孤悬塞外”，是辛亥革命后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地缘政治的基本形势概括。此时对新疆局势构成威胁的为左右两个方向。

　　右面是外蒙古“独立”。当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并举兵东犯科布多时，杨增新立即派出三个营精锐部队驰援，但援军未到，科布多已于1912年8月20日陷落。1913年6-7月，俄、蒙军进犯阿勒泰，挑起科阿之战，新疆省军迎头痛击，守住了这片疆土。阿勒泰旧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隶属镇守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将军。1905年，阿勒泰从科布多析出，设办事大臣，直隶中央政府。1919年应杨增新的要求，北京政府撤阿尔泰办事长官，置阿山道，并入新疆省。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地区成为俄国白匪军活动的天地，俄国白匪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推行“大蒙古计划”，企图建立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国。1921年7月苏俄红军在未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下入蒙作战，击溃了白匪军，宣布成立蒙古人民政府。1924年5月，苏俄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外蒙古事实上被分裂出去而成为当时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新疆三面受到苏联的包围。

　　左面是苏联的五个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相继建立。十月革命后，沙俄遗留下的民族殖民地是苏俄首先面临的问题。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具体说，就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识别”、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然后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现“重新联合”，建立苏维埃联邦。按斯大林的话来说：“如果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联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么这只是说，布尔什维克找到东方人民群众深远意向的一把钥匙”。（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7-288页。）在平息白卫军和巴斯马奇叛乱后，苏俄在中亚“识别”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五个民族，并组建了五个民族共和国。（注：有评论说：“郑重地承认’民族自决权‘不仅是博得非俄罗斯民族好感的最恰当的武器，而且是他们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立的正确无误的手段”，“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策略”。俄国没有被肢解，1922年成立的苏联，是一个个单一的民族共和国的联盟。

　　然而，70年后，苏联正是沿着当年组建的民族共和国一分十五的，这是当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无论如何，这是在从没有民族国家的地区人工组建民族国家所付出的代价；
参见潘志平等：《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宣言：“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居住在东方，与东方民族有密切接触，我们要做俄罗斯革命影响的传导者。我们认为，革命的东方，从零散的行动正转向同全世界强盗进行积极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共产主义思想透入东方各国，并号召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解放……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加入俄罗斯联邦行列，希望成为一座东方革命学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此伟大时代，我们声明，我们将用一切办法把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扩大到东方。”（注：中央民委参事室译：《苏联民族政策文件汇编》，1954年内部印刷。）。这是一份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向东方“输出革命”的宣言，杨增新对此立即有所反应，他在一份《陈说对待俄事意见》电文中报告：“现俄人许俄属缠（按指乌兹别克）、布（按指吉尔吉斯）各族以回教独立特权……该党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留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且与俄边境种族姻娅往来，关系密切，将来俄属回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盖俄人之能否图我，当在印度事定以后，而目前最当严防者，惟此回教独立问题。”（注：《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民国九年），第81页。）看来，这位新疆督军早在1920年就已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中亚的“民族自决”思潮的冲击。如果说，“民族自决”在新疆还是个比较抽象的说法，那么，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分裂新疆过程中却有着具体的鼓动内容。这两个主义分别发端于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和阿富汗。泛伊斯兰主义鼓吹的是以伊斯兰统一全世界，把世界置于一个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
泛突厥主义则蓄意在当今世界虚构一个“大突厥民族”，并以此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其基本原则是民族或种族的。

　　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人民中广泛传播，且中亚的当地主要民族除塔吉克外都是操突厥语的民族，因此，这两个主义（以下简称“双泛”）很快在中亚得到发展，并紧密交织在一起，有时还是互为表里的。新疆和中亚在历史文化上最重要的联系在于——按学术语言说——都大体上经历过“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过程，因此，“双泛”很方便地由中亚传入新疆。1933年和1944年的11月12日，在南疆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先后建立了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双泛”孕育出的怪胎。前者是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动的，后者则是当年苏联出自利己的沙文主义动机插手“三区革命”的具体表现。苏联曾深受“双泛”之苦，十月革命时期，英国、土耳其势力所支持的反苏维埃的巴斯马奇匪徒，打出的旗帜就是“双泛”，但是这并不妨碍苏联政府利用“双泛”向新疆渗透。

　　从1911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期，“孤悬塞外”的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其间还有中亚难民流入（1912年、1916年、1929年）、白俄败兵窜入（1920年）、苏联红军入新（1921年、1933年、1937年）、中蒙北塔山事件（1947年）。按一般逻辑，新疆不仅孤悬塞外，而且民族宗教情势极为复杂、处境最危急，在“三北”（东北、外蒙古和西北）

　　中最有可能被分裂出去，但并未像外蒙古那样分裂出去，分析起来至少有两点：一是新疆首先建省，然后有东三省，而外蒙古始终未建行省，没有经历过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二是清代新疆进行移民实边、社会经济整合；
东北开放柳条边后东北边地得到充实；
惟有外蒙古始终未允许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整合，结果外有强邻蛊惑，内有王公易帜，最终分裂出去。（注：参见王栓乾主编：《走向21世纪的新疆》，政治卷·上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四、友好的后院——“反修前线”

　　第二次大战后，美、苏由联盟走向对抗，世界格局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

　　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开始了中、苏两国最友好的时期，新疆和中亚作为两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后院，也进入最友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和中亚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其间经济关系发展、人员友好往来，增进了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印度也在二次大战后获得独立，成为中、苏的友好邻邦。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地缘政治关系十分和谐，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意见分歧。起初，这种分歧还在两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展开争论，后来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发展，中、苏两党的分歧影响到两国的国家关系。1962年春，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引诱、煽动，、胁迫中国公民逃苏，制造了“5·29伊塔事件”。其后又不断挑起边境事件，在新疆塔城巴尔鲁克山地区制造军事冲突。与此同时，苏联大量增兵中苏、中蒙边境，至1975年，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军达45个师近百万人。（注：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之时，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紧张，时值国内又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又趁机挑起中印边界战争，西战场就在新疆西南缘的阿克赛钦地区。1969年，苏联已完成从东欧向中亚调动战略轰炸机的部署，还将大量核弹头瞄准了中国，实施核讹诈和武力威胁。1979年，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对新疆已形成三面包抄之势，“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一判断表明中国不得不认真地看待新疆所面临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缓和。

　　中苏对抗时期，中亚的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电台每天以四至六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对新疆展开反华宣传，广播各类文章2万余篇、3000万字之多，主要是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煽动给维吾尔族“民族自决”，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注：参见蒲开夫：《60-80年代苏联对我区的分裂主义宣传》，新疆社会科学院《内部参考资料》，第13期。）这些反华宣传和分裂破坏活动给新疆稳定带来严重影响，突出表现在1969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暴乱事件。该党的章程称：“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政权”，并先后12次派人到苏联、蒙古乞求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苏联间谍机关曾多次派遣特务携武器、发报机和活动经费潜入新疆与“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联络。美国学者指出：“很明显，苏联还抱有将新疆变成蒙古这样的缓冲国的企图。不断有关于拼凑‘自由突厥斯坦运动’组织的权威人士的报导。这个组织有自己的武装，由1962年伊犁骚乱中逃离新疆的人士组成，其基地在阿拉木图，以一位前新疆维吾尔族领袖泰波夫（音译）将军为首，它在七十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90页。）20世纪8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开始活跃，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它与苏联在20世纪60-80年代以民族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开干系的。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多少牵制了苏联对中国“北方威胁”的压力，也多少缓解了新疆地缘政治的恶劣环境。

　　五、新威胁：三个“动向”和三个“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格局，也结束了一个时代——冷战时代，但世界仍不太平。在后冷战时期，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失衡，原先被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凸现、失控，国际关系格局并未定型。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题更为鲜明，许多积极的因素孕育、发展，并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比如，始于1996年的中、俄、哈、吉、塔首脑每年定期会晤的“上海五国”机制已形成，2001年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它对于维护中亚、亚洲乃至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然而，恶化国际大环境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滋长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明显的基本动向：其一，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寻找新的“敌人”。苏联解体在西方是一片欢腾，然而新问题是，原来的老敌人不复存在，那么“新敌人”在哪里呢？哈佛大学的亨廷顿（S.P.Huntington ）教授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引起巨大反响。如果他当时还闪烁其辞地指责与伊斯兰教文明“勾结”的儒教文明，那么到1997年则明确地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他提醒美国公众，正是因为没有明确这一点，“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忽视”，“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的认同”。（注：［美］《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这无非是：一是美国必须要有敌人，否则国将不国；
二是认识不到中国将是美国的新敌人，美国也国将不国。在这种冷战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威胁论”、“即将来到的美中冲突论”等不胫而走，如西方的一篇评论所说：“把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2001年，布什总统一上台就确定：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对手，这就给美中关系定下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强硬基调。2001年3月，美国国防部报告“要求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人们愈来愈相信：“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苏联的敌人，美国的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

　　其二，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随着苏联解体，出现了世界性的当代民族分立主义（Ethnic Separatism ）高潮。它是在殖民体系完全瓦解、彻底崩溃的背景下，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多民族主权国家里，搞民族分离、分裂、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可以说，除拉美外世界各地都有民族分立主义。苏联一分为十五和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之后，车臣和科索沃继续在闹分立，当代民族分立主义泛滥之势仍在继续。

　　其三，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泛滥。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中东地区兴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并很快地蔓延至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建一个极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其基本特征是：通过鼓吹“圣战”思想实施恐怖主义，以达到建立由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的政治目标。其典型口号是“既不要东方（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资本主义）”。它在“圣战”的狂热鼓动下大搞血腥的恐怖活动，对有关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许多伊斯兰国家（在极端势力看来，不是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权仍是“非法”的）的生存、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它是对政治与宗教分离、世俗化进程的反动，因而也是当代国际政治最严重的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新疆地缘政治的新问题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或曰“三股势力”。

　　民族分裂主义。苏联解体在中亚最直观的变化是政治地图的变化，在新疆西部出现五个不大的新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苏联的解体，意味新疆曾面临的“北方威胁”已不复存在，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或许不是坏事，但这只是其一；
另一方面看——如前所述——美国愈来愈看中中国，让中国充当第一假想敌国，这并不是件好事；
再者，中亚新独立的国家直观上看是民族共和国，车臣、科索沃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分立主义在后冷战时期崛起，这在客观上对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有鼓舞作用。

　　宗教极端主义。中亚诸共和国很快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趋向，它明显地表现出两股潮流：一是由政府引导的以民族复兴为内涵的宗教文化的认同，一是与反政府势力相勾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崛起。在1995年以前，前者为主流，随着民族国家建设步入轨道，这种内涵为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复兴趋于平稳；
在1995年以后，后者为主流，特别是在中亚的一些地方，如费尔干纳，营造了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至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Movemet of Uzbekistan）”和“伊扎布特（Hizbut Tahrih ）”等极端组织的活跃，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严重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冷战结束前后便在西亚地区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并与本·拉登摘在一起，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基地之一。笔者认为，恐怖主义都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爆炸、绑架、劫机、投毒、暗杀等残暴手段袭击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平民和政府行政、执法机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而将其政治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以实现其罪恶的政治目标。有无政治目标是界定恐怖主义的重要标尺。中、南亚一带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不是民族分裂，就是宗教极端；
有的既搞民族分裂，又搞宗教极端，因此中、南亚的这“三股势力”总是错综复杂地缠在一起。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塔利班，与车臣、克什米尔民族分立主义、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新疆民族分裂组织相勾结，推波助澜，造就了危害地区稳定的一座座火药桶，其中阿富汗、克什米尔、费尔干纳三座火药桶就在与新疆毗邻地区，它们与中亚西北缘的车臣恐怖分子遥相呼应，新疆已处于国际反恐怖主义的第一线。这是千年之际新疆地缘政治的突出特点。

　　六、“9·11”事件后：新问题

　　2001年注定是个非常之年，其“非常”不是因为它是世纪、千年之初，而是这一年在美国的心脏纽约、华盛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9·11”事件或许是世界历史划时代的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政治大格局从此发生重大变化，并至少影响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里最为关注的是大国关系的变化。

　　美国。“9·1”事件后，美国总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提出以是否支持其反恐划线，但问题是：敌人、敌国是谁？拉登是敌人，但他只是一个人，代表着恐怖势力的恐怖分子。塔利班是敌国？但它只是一支收藏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事实上它的“政权”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在“反恐”战争之初，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胜利”下的定义是：将使美国国民不再因恐怖主义而恐惧。这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除了在阿富汗还要对付上山打游击的塔利班残余分子外，还有个对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网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

　　据报导，美国政府已拉开四大洲“反恐”阵势，新一轮打击目标为：伊拉克、也门、苏丹、索马里及菲律宾、巴拉圭、乌拉圭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2002年年初，布什提出了引起广泛争议的“邪恶轴心”，更加明确了美国的这一目标。如果还按这种做法，朝这个目标奔，“没完没了”的事够它不断地去忙了。美国如深深陷于“没完没了”的“反恐”泥潭之中，它将不得不重新定义美中关系，如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的说法：“华盛顿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好战分子威胁的关注，将使对中国的担心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注：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2001年9月5日文：《中美关系被重新定义》。）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外交大环境。从这点考虑，中国未来的外交大环境可能要好一些，至少要好于小布什刚上台的那段时间。，美国防部2001年12月的一份报告仍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国家安保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威胁”的“第二大威胁国”。（注：“中央社”2001年12月5日汉城电。）2002年3月9日，美国媒体披露的《美国核态势评估》秘密报告称：五角大楼需要准备向中国、俄罗斯等七国使用核武器。在“9·11”事件后不久（2001年10月17-18日），欧洲议会竟将自己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大厦借给新疆民族分裂分子举行“研讨会”。从这一点看，“9·11”事件还不大可能改变几百年的对抗模式，也不可能改变美国及西方的价值观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态度。

　　俄罗斯。苏联解体以来的十年中俄罗斯外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普京上台标志的第三阶段“新欧亚主义”的浮出，其基本点是：实用主义。“9·11”事件后，俄罗斯打破几个世纪的游戏规则，将中亚走廊让与美军使用，其贴近美国的转向是其彻底的实用主义的表现。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一直良好，“9·11”事件后更趋向于好。俄罗斯近年与中国在反霸、反恐、反NMD 、反北约东扩等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双边关系已在2001年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体现，也在双方共同主导、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中得到深化。“9·11”事件后，俄罗斯过于贴近美国，是个新动向，它的发展及对俄中关系的影响，还有待于观察、研究。

　　印度。近年它一直在做世界大国之梦，热中于扩军备战。它与俄罗斯关系最密切。俄罗斯政界的主流一直有“俄一印一中”的“普里马科夫三角”的设想，但它似乎更倾向于“印—美—俄三角”。“9·11”事件前后，印度支持NMD 和几乎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有在印巴冲突和克什米尔问题上得到美国回报的希望，同时还有点为此焦虑。同时也应看到：达赖集团是分裂主义，印度在克什米尔等地也面临着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在打击“三个主义”问题上中、印是有共同语言的。在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的大气候下，中、印两国取得进一步的谅解、合作的机遇还是有的。

　　“9·11”事件后，“反恐”军事打击在阿富汗如火如荼，全世界聚焦于紧贴新疆的这个我们的邻国。因此，新疆的地缘政治形势从来没有如2001年那样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最危险的火药桶——克什米尔。如前所述，近年由于“三个主义”的横行，在新疆西南缘出现克什米尔、阿富汗、费尔干纳三个火药桶。“9·11”事件后，塔利班、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以阿富汗为基地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已受到沉重打击，只有克什米尔的极端组织仍继续活动，克什米尔局势升温，已到了“爆炸”的临界点。近几年，克什米尔分离运动原教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使这一地区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2001年12月13日克什米尔极端组织袭击印度国会，印、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边界附近陈兵百万，印度仅在其控制的狭小的克什米尔地区就部署了50万大军。在长达1800英里的印巴前线任何一个地点只要闪过一颗火星，都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军事冲突，核战争阴云密布。据估算；
在核战的第一天将有‘1200万人死亡。（注：参见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网站2002年5月28日。）人们可以相信瓦杰帕依和穆沙拉夫本人不打核战的表示，但意外事件和误解却是难以预料和防范的。在当前，克什米尔是一个最具危险的火药桶，新疆紧挨着这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不得不为此捏把汗。

　　“后塔利班”问题。实际上，美国一开战，这一问题就已被提出来。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能为阿富汗各方接受并与各国特别是与邻国友好相处的联合政府；
在阿富汗实现永久和平，是善良的人们的愿望，但也可能是几十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在波恩召开的阿富汗各派代表会议达成建立新的临时政府协议，该政府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阿富汗各派之间、各派内部的分歧是固有的，“后塔利班”的前景不能太乐观；
只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只要阿富汗不能恢复和平，中南亚的和平安宁就不能实现。

　　“前线”国家。美国军事打击塔利班以来，各国的外交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当属阿富汗周边各国，而麻烦最大的是“前线”国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

　　美国宣布将对恐怖分子及其庇护者给予打击之后，巴基斯坦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巴基斯坦政府在劝说塔利班的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与美军全面合作，由此得到一定的外交和经济回报。2001年11月9日，巴基斯坦爆发百万人的反美、反政府抗议游行。

　　在美国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约四千巴基斯坦人进入阿富汗与塔利班并肩作战。对此，穆沙拉夫总统一再呼吁：在如此危急时刻，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问题之一是，顶着国内极端势力的压力跟着美国，能走多远？问题之二是，在美国和国内的双重压力的夹缝中穆沙拉夫政权，能支撑多久？问题之三是，如何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这场危机的最危险的“震中”会在巴基斯坦。2002年4月30日的巴基斯坦全民公决的结果显示，穆沙拉夫的努力似乎得到较广泛的认可，但巴基斯坦现政府最困难时刻是否过去，仍需密切关注。巴基斯坦不大乱，中、南亚的局势就不至于太糟。

　　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不懈地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前些年还加入了具有亲西方色彩的古阿姆联盟，成为这一联盟（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第五个成员国。（注：最新的消息说，乌兹别克斯坦决定退出这个联盟。）近两年来，由于受到了以塔利班为后盾的IMU 武装恐怖分子的侵袭，乌兹别克斯坦加大了对恐怖分子打击的力度。这一行动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同时却受到西方的广泛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并与俄罗斯改善了关系。然而，“9·11”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新的选择是与美国全面合作，为美国军人和飞机等提供一个地面空军基地。这是美军在阿富汗周边所获得的唯一扎实的地面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因此得到的回报是，美国不再在“人权”上为难它，并在新公布的国际恐怖主义黑名单中再次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明确列入其中。同巴基斯坦一样的问题是，乌兹别克斯坦紧跟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此外，阿富汗的邻国伊朗也是个地区大国。它曾是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当代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但20多年的发展，它正走出极端。“9·11”事件后，伊朗既“反恐”，又坚定地反美，敢对美国说“不”，十分引人注目。

　　“三个主义”合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分析家认为：它的政治目标依然含糊不清。其缺陷在于，圣战是它的唯一选择，它还没有其他政治形式可以借用。（注：参见巴基斯坦学者阿赫迈德·拉什德文：《IMU 的军事基地：塔维尔达拉》，转自《中亚西亚情况反映》No24（2001年5月9日）。）然而2001年5月传来的消息是：它组建新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其目标定为在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穆斯林聚居区新疆，实现伊斯兰化。它的这一新的政治定位非常引人注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府官员以及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媒体纷纷评论说：重新命名的新运动如今将新疆和克什米尔的分裂主义分子招募其中，以便于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其目标也被认为是建立一个东起中国、西至里海的伊斯兰国家。面对各方舆论反映强烈，一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高级领导人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注：《中亚西亚情况反映》No28（2001年7月5日）。）显然，“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杂烩，以泛突厥主义整合力量是它的一个政治选择。看来，泛突厥主义对于这一地区各种反现政府的极端势力是有较高的政治利用价值的，质言之，当代泛突厥主义的新动向——极端地反现政府。它也生动地体现了中亚的“三个主义”正在寻求合流。

　　美军进驻中亚。此前，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集中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西亚的海湾、小亚细亚地区。中亚地区一直是被俄罗斯认为是自己的“后院”。近年，北约东扩的劲头很足，通过“古阿姆联盟”和“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向中亚渗透之意日显。但按常规，它要越过高加索真正在中亚落地，还不知猴年马月。此次对塔利班的“反恐”行动，给美军一步到位地进入中亚以千载难逢之机。俗话说：请神易送神难。如果美军就此长驻，那就是将其在亚洲东、西两端的军事部署在中亚实现战略衔接。俄罗斯前国防部官员认为，美国为了称霸世界，企图借反恐控制欧亚大陆，目前正在实施的手段是：美在俄周围下“蟒蛇套”。（注：参见［俄］《议会报》2002年4月5日。）这表明了俄罗斯方面愈来愈大的忧虑。实际上，从安全角度上看，最近的地缘政治变化可能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连旁观者都已看到：“鉴于美国在日本、韩国、印度洋以及中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空军基地都有驻军，事实上，中国的整个领土现在变得极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现在，只有中国的北部，即俄罗斯，没有美国驻军。中国的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当地大量报刊对允许英、美使用哈萨克斯坦东部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南部城市塔尔迪库尔干的机场的可能性展开讨论，这引起了中国的特别关注。”（注：《哈萨克快报》2002年4月11日。）事实上，哈萨克斯坦已原则上允许美国使用其基地用于“反恐”。毫无疑问，美军进驻中亚已成事实，新疆的地缘政治走势，复杂多变，确不容乐观。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潘志平，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16号

相关热词搜索：地缘 新疆 国家安全 考察 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