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探寻大国外交的连续性

　　《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下称《世纪之旅》）一书所探讨的是世界政治的连续性，在该书的作者们看来，20世纪大国外交的风云变幻，尽管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很难发生改变，而正是这些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主宰了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

　　该书的作者们仍坚持以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的视角来解释人类的政治选择。据他们考察，在20世纪，决定国际政治的，主要却是大国关系，有鉴于此，他们又把注意力聚焦于20世纪那些对国际政治产生了主导性作用的那些大国的政治选择上，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分析英、法、德、俄、美、日、中等这些大国在20世纪的所为，找出主宰它们外交行为的稳定性因素，这些相对稳定、曾在长时期内发挥作用的因素，据他们的看法，仍将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产生关键性影响。

　　20世纪的七大国，它们的外交行为真的具有着强大的连贯性吗？该书的作者给人们很好地勾划出了这样的线索。比如，对英国来说，在20世纪前夕，它的宏大战略包含两大目标：一是保证通向大英帝国最遥远角落的航道畅通无阻；
另一是防止任何一国主宰欧洲大陆，它们都是在近几百年间形成的，在20世纪，这两大目标同样深刻左右了英国政治家们的外交选择。当然，诚如该章作者罗伯特.利伯指出来的那样，英国人对既往传统的这种固执，在二战之后实际上也成为了实力已明显下降了的英国的一个包袱。又比如，斯坦利.霍夫曼在分析20世纪的法国外交时，非常精当地概括说：“19世纪临近结束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法国有两大忧患。一百年后，这两大忧患依然未消”，法国人忧患什么呢？之一是德国的力量及其走向；
之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这两大忧患，让20世纪的法国领导人颇是大费了脑筋，而21世纪的法国人，恐怕一时还是无法走出这两大忧患的阴影。再比如，在约瑟夫.乔菲笔下，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的一切战略构想都曾想把东西方关系德国化，因为德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像英国和美国那样置身事外”，作者为此详细论证了20世纪下半叶，从阿登纳到勃兰特、从追求统一到致力于缓和的外交政策形变中的神未变，勃兰特的选择尽管看起来与阿登纳背道而驰，但这只不过表明，在不同时期因为形势变化，捍卫“道”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已，但联邦德国要扮演起东西方关系仲裁人的政策，却贯穿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外交作为。

　　其它的几个大国莫不也是如此。美国人在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与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的相互纠缠中度过了20世纪，不过，它在20世纪的一个发明：建立跨国性秩序，却已成为它的一个习惯性外交思维；
俄罗斯人的“俄罗斯特殊论”，在三个俄罗斯——沙皇帝国、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之间一脉相承；

日本人在近现代以来，却选择了“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强权第一的想法使日本外交政策非常现实，这种现实主义成了整个现代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
最后，中国人呢，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说，20世纪中，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外交政策基本上如出一辙，贯穿了相同的目标：强调统一和稳定，渴望独立，强调强大与安全，要繁荣昌盛，建立平等的社会，要求尊严、得到尊重、在国际上有发言权，等。

　　尽管本文作者并不觉得书中的所有叙述都能经得起推敲，但还是深以帕斯特们的研究思路为是。几年前，本文作者也曾深深着迷于在大国的战略选择中发掘“不易发生变化的因素”，认为任何一个具有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它的过去与现在之间，都会存在有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概括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在传统作用下的特定战略思考方式，战略文化传统或说战略思维一旦形成，就将保持强大的惯性，若无国家生存情势的根本性改变，一般情况下都将持久稳定地存在，并对一个国家的具体表面的战略抉择，起到了“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支配作用。现在再对照该书作者们的分析来看待当时所想，其实，一个国家在外交和战略决策中的连续性，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正在于战略文化传统体现了法国史家布罗代尔所讲的“历史结构”的稳定性，历史中的“长时间”和“短时程”保持有可以察觉的因果姻缘。或者按旅美史家黄仁宇的话说，一切“小历史”都能够从“大历史”中找到前因后果，“放宽历史的眼界”，一切历史发展就都没有了什么令人感到突兀的事物。

　　《世界之旅》一书的作者们同样不仅仅满足于指出大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对大国外交行为中产生一以贯之事物的背后力量，表示了极大兴趣并给予了一些解答。帕斯特在他的概括性文字中，把支配大国外交的“背后力量”归结为四个方面：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国民精神风貌，以及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在以上四个因素中，前三者都“具有相当大的常性和连续性”，所以非常“有助于解释一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该书作者把注意力投向于探求大国外交的连续性，然而，我们又并不能把一国外交政策的常性特征夸得太大或把它教条化。变化是有条件的，不变化也是有条件的，一个国家的外交和战略选择，虽然极大地受到上述所谈三个常性因素的制约，但一国所处的国际体系、以及该书所没有点出来的另一种影响大国外交的至关重要因素——一国的文化形态，却并不是难以改变的，相反，它们都有很强的变动弹性，当这两者发生巨大改动时，一国的战略需求将相应发生变更，而它必然又会反映到一国的外交实践中，在这时候，一个国家可能会改变自身的外交行为，也必须改变自身的外交行为，否则，将使外交和战略选择不能反映实际的战略需求。

　　在这方面，英国在20世纪的例子，尤其具有典型价值。二战结束以后，光荣了几个世纪的大英帝国已经消失、英国实力已不能与往时同日而语，根本无法再扮演起昔日帝国的作用和发挥过去的影响力，然而，政治强人丘吉尔仍禀承着英国传统的大国思维，把英国看作是和美国与苏联一样的大国，而且是代表重要的英联邦利益的首领。战略思维相对战略需求的这种滞后，竞然使丘吉尔大发奇想，提出了“三环”理论，这位二战时代的英国英雄傲慢地认为，英国应该对统一的欧洲扮演一个赞助者或祝福者的角色，而不是正式的一员，即使成为正式一员，英国也应该处于中心地位。丘吉尔曾经说过：英国“位于欧洲，但不属于欧洲”。在英国人不合时宜的世界大国心态作用下，英国迟迟不能调整外交决策，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1956年在和法国相联合、自以为是地发动了为夺回苏伊士运河而对埃及的战争后，美国、苏联乃至全世界都对它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最终，在政治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下，英国迫于自身困境只好从苏伊士撤军。

　　历史意志是无情的，在强大的历史意志面前，顺应才是应该作出的选择。读完全书，本文作者认为，该书所探讨的，虽然是大国外交的连续性，但提醒人们要去思考的，却是两个方面：其一，一个国家应该如何服从于历史的安排、从对自身战略文化传统的了解中汲取政治智慧，从而提高外交和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其二，一个国家又应当如何挣脱历史的安排，在变化了的情势下，适时更新战略文化，以利于合理作出新的外交和战略筹划？本文作者觉得，这两点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都特别具有现实性，当今中国不仅要关心战略文化的连续性，也要关心其变革性。从近百年的时间来看，中国人的外交行为和战略思维实际上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一点与《世纪之旅》的作者们的判断有所区别。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与一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已由一个传统上与世隔绝、独来独往的“天朝大国”，演变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对于一个相互纠缠的世界，中国不可能再象一百年前一样来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传统资源对于今天并非已全然没有了意义，流行了上千年的“天下主义”和“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对于在当代世界建立国家与国家间的交往理性，仍然有着强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当代中国人在与外部交往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吸收传统战略文化资源来为现实的战略抉择服务，使中国人的战略追求不远远偏离历史规定的轨道；
另一方面，如何认识与把握近百多年来在外部环境、文化形态和自身实力上的改变，从而主动积极地推动战略文化的变革，以塑造出一个新型的地区性大国和有着世界影响的普通国家。

　　（《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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