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新安全观·利害共同体·战略通道

　　[摘 要]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应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在新安全观的理念指导下，创立和发展国际利害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下决心维护陆地和海洋利益，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并积极扩展战略通道。

　　[关键词]国家安全；
新安全观；
厉害共同体；
战略通道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应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在新安全观的理念指导下，创立和发展国际利害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下决心维护陆地和海洋利益，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并积极扩展战略通道。

　　国家安全观念的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中，安全是任何国家战略目标的首要乃至最高的诉求。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1]“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2]但是，与以往不同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制度化和有序化；
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增强，并逐步得到应有的重视；
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表现在安全问题上，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非此即彼”的零合（Zero-Sum）博弈模式在减少；
出现国际缓和与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双赢博弈越来越普遍。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合作安全、全球安全等新的认识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3]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而且使得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成为安全利益的新内容。[4]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共同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终目标。过去，中国最担心的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现在，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威胁充满疑虑。正是这种内外互动，促使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之中。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如扩大到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军事领域），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体现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5]成为构建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石。

　　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国家战略利益在拓展，国家安全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在逐渐扩展，如加强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的维护，强调人类安全的重要意义等。鉴于此，中国国际战略应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在实践上，中国应主要采取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安全模式，强调加强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积极性；
在军事战略层面，秉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在军队建设上，要由数量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中国国家安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是国家利益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能否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标尺。当然，随着安全综合性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国际合作，通过国际战略的实施维护国家安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途径。

　　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安全概念可谓无所不包，而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也变得多样了，当然其难度无疑也在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

　　建立、发展利害共同体

　　迄今为止，中国崛起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中国采取的积极进取、承担大国责任的战略作为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中国崛起必然冲击国际社会固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必将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多之大国的不安、不快与应对措施，而它们的某些应对措施可能构成中国崛起的障碍。鉴于此，我们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的利害共同体应视为促进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推动下，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不断加强，世界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速度加快，总体上把各国联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它不但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整体发育，而且使得世界各国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大为增加，世界越来越进入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政治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都将随着世界生产力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性而发展。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上，各国利益密切相关，人口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跨国毒品交易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而非单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可怕困境，也需要各国努力解决。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呼唤各国之间的合作。就中国而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经济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信息冲击等成为战略性威胁。正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所阐明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面对现代恐怖主义、毒品威胁及其他跨国犯罪的挑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世界各国应在本地区和全世界范围内就解决上述全球性问题开展最广泛的合作，并做出实际贡献。”[6]

　　这种整体意识导致建立国际利害共同体的实践。实际上，国际利害共同体就是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认识付诸实践、予以规则化、制度化的过程。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曾致力于建立利益共同体，传统的结盟、新兴的自由贸易区和区域一体化都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体现。这些方式有的体现了传统的思路，有的代表着新兴的趋势。国家利益往往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国家间的利害关系，国际关系史就往往表现为各自利益交往、争斗、冲突的历史。由于环境保护、AIDs、有组织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灾害——它们已不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日益突显，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亦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建立利害共同体的国际条件基本成熟。而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和全面参与国际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建立利害共同体提供了国内基础和实践经验。

　　建立利害共同体应着眼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建立促进全球合作、应对国际危机（包括反恐、生态保护等）的利害共同体，应注意有效利用现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同时加强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在区域层面建立利害共同体，应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生态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在经济上，促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调“10＋3机制”可以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逐步形成一种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7]建立起区域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
在安全上，扩展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范畴和目标，加强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军事上，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反恐、防止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概言之，中国应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即首先在东亚这一战略疆域（Strategic Territory）——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强调分享、共荣、双赢，避免零和，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

　　建立并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

　　建立蛛网式战略通道、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保障战略通道畅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对战略通道更为关注。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必然引起物资流量的巨大增加，而物资流量必须依靠战略通道。一些国家在战略通道上的让步，以确保国家领土安全和战略通道畅通为前提。例如，美国提前交还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就是在确保美国的运河利益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8]对中国来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日趋密切，中国国内资源生产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各类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等能源的进口逐年增加。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其他战略性生产资源的进口也在迅猛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能源资源需求的迅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急剧上升。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资源短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部石油依赖的增强，在这方面，变化往往是不可测的，同时也是不可控的，如油价的大幅度变动可以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把稳定外部石油供给来源和保障供给线畅通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的石油储存都是生产性库存，没有战略储备型库存，实际原油储备仅够消费7天左右。生产性库存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战略通道的重要性因此愈加突出。极言之，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发展，中国的战略利益能否拓展，端视战略通道是否畅通无阻。

　　从原油进口来源看，中东地区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1995年中东地区比重为45.4%，2000年上升为53.6%；
非洲地区由10.8%上升为24.1%。近几年来，中国从中东地区石油进口均占进口总量的50％以上，中国对非洲石油的依赖也在稳步提升。这些石油资源的进口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其中4/5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然而，我国对这一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相当有限的[9]，中国的能源生命线越来越依赖守卫世界运输线的美国舰队。如此，中国战略通道的脆弱性可谓潜伏的经济安全危机。美、日、印等国在马六甲一带屯兵布阵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鉴于此，保障战略通道畅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必须从新的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台湾海峡、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仍然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中国应加强保障海上资源运输安全的海军力量；
积极发展大型远洋运输船队；
加大对中东、非洲等世界重要产油区的战略投资，通过加强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稳定能源资源来源；
保持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以保证海路资源运输的安全，加强海上战略通道的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应下大功夫加紧蛛网式战略通道的建设，有效降低中国在海上石油运输被中断所导致的脆弱性，减少对西太平洋战略通道的依赖。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分析家都强调了输油管道的潜在战略利益。[10]首先，加强中国南海石油的开发，并着手建设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南中国海有石油资源235亿吨、天然气资源10亿立方米，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中国应加强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中国海石油开发上的合作。其次，加强东北亚能源合作，建设东西伯利亚-中国－韩国－日本的天然气管道，以及西西伯利亚－中亚－中国－日本的石油管道建设；
再次，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中国对中亚和俄罗斯能源资源的投资，能够为中国提供避开美国海军控制的航道的石油供应线，降低中国由于中东石油供应阻碍甚至中断所造成的脆弱，而且中国的陆上军事优势将发挥积极作用。[11]

　　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居世界第三位，建立与之相连结的战略通道具有重大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建设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到中国的输油管道，可以确保中国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从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应积极参与远东能源开发，使得远东到中国东北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不仅局限于安大线）成为连结俄罗斯与东北亚的战略纽带。与此同时，中国应促使能源合作纳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更加积极地促进中亚合作，与哈萨克斯坦等推进中亚战略通道的建立。2000年，中国开始实施修建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全长4000多公里的“西气东输”管道计划。可以说，中国西部大开发和“西气东输工程”启动为这一战略通道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这条管道将中亚国家、乃至东北亚油气资源稀缺国家的利益与中国联为一起，它将是连结中亚、远东与东北亚的石油大陆桥，可以提高在世界市场和石油贸易中石油供应的稳定性，有效确保中国战略通道的安全，并突出中国在保障战略通道的主导地位。

　　战略通道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应不遗余力地建设蛛网式战略通道，并大幅度提高确保战略通道畅通的能力。战略通道建设将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事业，应发挥中央政府在战略通道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政府投资和融资体系，在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上应重点向战略运输通道建设倾斜，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保障重点建设项目。

　　参考文献：

　　[1]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82;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etc.

　　[2] 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3]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领土完整，即主权不受侵犯，危及主权安全的主要是外来的军事威胁。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保证资源供给和维护生存环境，也可以说维护发展和生存权，危及非传统安全的主要是非军事威胁。参见：张蕴岭：“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期，第4-16页。

　　[4] 丁志刚：“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认证与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8期，第68-71页。

　　[5] 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5页。

　　[6]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30日第6版。

　　[7] 张蕴岭：“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6期，第3-14页。

　　[8] 王志军：“‘后领土时代’与地缘战略的嬗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5期，第32-35页。

　　[9] 张文木：“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11-16页。

　　[10] 张文木：“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11] Eric Strecher Downs, 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Ithaca: RAND, 2000, pp.31-33.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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