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里茨尔：美国社会学的麦当劳化

　　提要:本文之目的有三：其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将麦当劳化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学；
其二，是将此应用和元社会学，即社会学的社会学，联系起来，特别是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迪厄在此领域的贡献联系起来；
其三，通过这种分析，提示一点解决当下社会学“危机”之新办法。

　　社会学的社会学和元社会学

　　在切入本文最重要目的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如何将麦当劳化的概念应用植于社会学的社会学， 或如我所称得的元社会学（Ritzer, 1991）的背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名声败坏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上的一些小专题论文的手里，如关于引证率和专业排名的一些论文。然而，通过另一些关于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这个领域是可以而且应该被复兴的。社会学家处于可以利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的有利地位， 正如本文正要做的，利用社会学的麦当劳化和概念和理性化的理论，来研究当前社会学的发展问题。

　　元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和阿文 · 高德纳（Gouldner 1970）所说的“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一致的。如他所说，“反思社会学主要关心社会学家要做什么和他们实际在做什么的问题”（Gouldner, 1970: 489）。

不过，高德纳的社会学的社会学主要关心单个的社会学家。

　　布迪厄也致力于社会学的社会学的研究，他将其作为研究教育体系和文化资本的一个部分。他将这部分研究也称为“分析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1984a：5）。

和我一样，布迪厄将社会学的社会学置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的位置（1984a: xii）：“通过持续地对社会学推理的社会学批评， 社会科学可以有决定性的发展。”布迪厄进一步谈到（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68）：“我相信社会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基础向度。它尚未能成为专业，但它确实又是任何有远见的社会学实践的必要前提。”

　　布迪厄的方法比高德纳更开阔也更复杂。布迪厄也承认研究单个社会学家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类型），不过他主要关注无意识地推动社会学家的社会力量。社会学推理发生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之中，并受其影响，社会学家有义务分析这些结构的本质，或云“社会学思想的社会决定因素”（Bourdieu, 1990: 184）。这些社会结构与社会学思想的隐性结构有关，它们被称作“思想的非思想范畴，用于决定什么是可思想的，以及思想的形式将如何”（Bourdieu, 见于 Wacquant, 1992:40）。

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主观的心理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社会学的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便是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

　　布迪厄所寻求的不光是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学家的心理结构的关系，他还提倡所谓的“认识论警觉”（1984a: xiii）; 他教导社会学家要把社会学当作“一个对付自己的武器和一个用来提高警觉的工具”（Bourdieu, 1990: 27）。他鼓励社会学家要对社会结构影响他们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的方式一直保持敏觉，对反向的影响也要注意。除此之外，他还鼓励社会学家“控制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影响到社会学家自己，也可能影响到科学的话语本身”（Bourdieu, 1984a: xii）。

　　以布迪厄的术语来说，本文的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学家理解麦当劳化（作为一种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在影响社会学，如何影响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如何对此影响产生警觉，并且使社会学家开始控制这种影响，减少它的负面作用。更如布迪厄所指出的，这些影响不止在社会学中存在，在其它科研领域也存在。所以，对布迪厄及本文方法的利用，也适于除社会学以外的领域。

　　“元社会学”一词实际上存在于广泛使用的“社会学的社会学”之先。保罗 · 佛斐（Paul Furfey）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引进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学以社会世界为研究对象，而元社会学则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1953/1965：9）。不幸的是，尽管佛斐开了这样一个好头，但他最后以给出一个错误的对社会学和元社会学的区分。从一个实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元社会学是一门“为社会学提供方法论原理的辅助科学”（1953/1965：17）。佛斐的对元社会学的贬低以及把元社会学从社会学中分离的做法是有偏见的。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使用元社会学一词来表示“对社会学及其不同分支的系统研究”（Ritzer, 1991: 5）。

这个定义与佛斐的相同，也与高德纳和布迪厄的对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定义相同。但我更倾向于使用元社会学一词，因为这样有助于把这项研究与那些琐屑平庸的研究区分开来。有趣的是，尽管布迪厄不使用元社会学一词，但他对“元”（meta）的使用与此文相同，如：

　　对我来说，社会学应该有“元”，而且不停反照自我。它必须使用它自己的方法来找出它是什么以及它做什么的答案，它必须有助于知道社会学原理是否站得住脚，并且要拒绝在客观化他者的意义上使用“元”一词，从而避免不必要得争论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1）。

　　元社会学，特别是元理论的工作有三种。它们因根本目的不同而有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
为了创建新理论；
为了创建一种总体视角，或云元理论。本文的工作与第一个目的相符，即使用应用一个理论概念，麦当劳化，来提高我们对社会学和，特殊说来，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麦当劳化和社会学

　　在此项元社会学的练习，我将要分析到当代社会学的发展的基本趋势。本文的论题便是社会学正在被麦当劳化，正如现代社会的其它方面一样。正如布迪厄所说（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181-2）, 社会学的社会学“能教人们（如社会学家）始终意识到，在他们说什么和做什么时，他们不但受到理性的影响，也会受到已有结果的影响。”麦当劳化即是这样一个社会学最近发展的主要结果。不过，并非现代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被麦当劳化到同样的程度。社会学尽管被麦当劳化，但程度并不像快餐业那样深，那样完全。但社会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产业，而且有迹象表明它还在朝更进一步的麦当劳化方向发展。

　　麦当劳化是当前困扰社会学领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此主要分析它的负面，应该指出的是，社会学的麦当劳化，作为社会学理性化的主要内容，并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Ritzer,1996a:11-13）。

底下所要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同样给社会学带来一些益处。这些益处在其它地方都可以看到，在这里就集中讨论负面的影响。

　　将麦当劳化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的关键是，提出麦当劳化的要素，用于分析社会学的当前趋势。

这些要素是，只选最重要的四个：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及使用技术来取代人力以减少人的不可预测性，即技术取胜性。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社会学乃至现代社会其它方面，都在麦当劳化。这些要素也代表了麦当劳化的有利方面，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筛选出它们的原因。而它们的负面影响将在此予以曝光。所要提到的第五要素，理性的非理性，将使我们更直接地一些负面影响。

　　本文的下面将化为三节：一，社会学，特别是其经验研究，如何受麦当劳化的最深刻的影响；
二，社会学教科书的麦当劳化；
三，社会学理论在目种程度的麦当劳化。

　　社会学研究的麦当劳化

　　可计算性，对可以被量化的事物的强调，对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强调，正在主流美国社会学中以各种方式显明。首先，主要的社会学期刊对量化研究有一种过分的强调。许多年以前，索罗金在《社会学的现代时尚》（1956）把这种现象称为“量化喜爱症，”而今天，这种症候比索罗金的时代更严重。质的研究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在主要期刊中少之又少。甚至像《工作和职业社会学》这样的期刊，曾作为质的研究的一个部分成立，现在也找不到多少这种研究（Abott, 1993）。

这些期刊一般总会羞羞答答地发上一两篇理论论文，但一般总不让它们出现在主要页幅。因为缺乏可计算性，质的和理论的研究在麦当劳化的社会学中几无片瓦之地。

　　在主要期刊中易于被发表的文章一般建立在大样本研究上。不是因为社会更需要大样本研究结果，而是因为这种研究更容易出统计显著的结果。这和快餐店中的大大汉堡现象相似。许多人认为大汉堡好因为它大，认为麦当劳好因为它卖出去的汉堡最多；
许多人也认为一个涉及大样本并且统计显著的研究是重要的。

这两者情况下，数量成为可以替代质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快餐店和在社会学界（至少在讨论相关性和其它统计测量时），都体现出“越大越好”的偏好。

　　这种偏好和强调的结果是，大笔研究基金被用于收集建立大型数据库。而基于这些大型数据库的研究将更容易被发表在主要的社会学期刊上。因为这样数据库和论文都对对方派上用场，并且符合越大越好的立场嘛。

　　进一步说，社会学研究和麦当劳店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即：评价质次质好太难，那么我们就应该论量不论质，或以量论质。这是质的研究和理论文章相对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审稿人怎能判断人种志描述和第一人称的经历呢？ 他或她如何能估计一个新的理论的准确程度呢？这些评价是有的，但仍然很难很主观。结果常常是审稿人之间意见不一，期刊主编干脆闭眼不发了之。相反，由于数字和统计的客观特征，量化研究一般总会得到审稿人的一致评价，主编也很容易决定发或不发一篇文章。

　　第三个，也许不那么重要的量化泛化的因子是，这种文章在篇幅上容易都差不多。太长和太短的文章都不好被发表。因为，太短了会被人认为缺乏深度，太长了又合不来学术期刊的条理化了的形式。过关的长文章一般都会被要求删减一些，结果质量上也会打个折扣。

　　著作长度也是出版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专著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现在出版成本直线上升，出版商的数量又因为市场竞争在减少，加上多数社会学家都不会点出50美金以上去买本书，出版商对成本变得很敏感。著作越长意味着成本越高。愿意出版专著的出版商常常会坚持要求删节，有时要求大量删节。这种删节常常会伤害著作的质量（尽管有时会对质量有所帮助）。更有甚者，一些出版商会在作者提交著作之前对字数和页数提出苛求。

　　第四，在美国社会学界强调出产大量可供发表的论文。正如布迪厄所说（1984a:125）， 研究者“为展示工作量不惜牺牲一切。”量化迷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学界。这与美国学术界的终身职位制度有关，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学术界常常重量不重质的通病 – 发表文章数好数，文章含金量难测啊！不久前，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因为一份报告而忧心忡忡，报告指出“大约半数的教师相信，在学校的人事升降中，他们的著作仅仅被点数，但无人认真评价之”（Cooper, 1991: A12）。

　　量化因子主宰美国社会学，正如它们主宰快餐店和其它麦当劳化了的社会一样。这个统治无法抵御，量对质的损坏无可避免。

　　可预测性，标准的美国社会学已经达到了穆林斯（Mullins, 1973）讨论过的一种可预测性 – 研究论文在形式上趋于一致，在长度上能被预测。结果是，研究者能很精确地估计工作多长能得到结果。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所有研究论文都有一个可预测的形式—文献评价，假设，结果，图表，解析，结论， 脚注，和参考资料。读典型的美国研究文章给人以吃大汉堡一样的感觉。社会学家知道地很清楚，能指望出什么结果，八股文章如何去做， 正如食客清楚大汉堡里包括发面面包，肉饼，黄瓜片，调味品，和“特品酱汁，” 如何你喜欢把汉堡拆开来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要素。知道汉堡包里有些什么和知道研究论文有什么货色一样，都给人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因为两者都是高度理性化的，汉堡和美国期刊中的论文是午餐间碰头的好伙伴。相反，如果在这样的午餐时间读布迪厄或哈贝马斯的近作，那才叫滑稽好笑呢。汉堡和研究论文给人的东西一点不少，挺好；
给人的又一点不多，太糟！

　　学术审稿的本质增强了这种可预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审稿人一般都是提交论文领域顶呱呱的人物， 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荣登审稿人宝座常常是因为提交的文章中引了他们的著作。审稿人通常期望新作应该建立在他们的著作的基础上，也应该是他们“学派”的一个部分。平淡无奇自无一席之地，红杏出墙更会惨遭辣手。常规科学的产物，那些在主导范式下的细微改良，才是屡投屡中的高手。

　　整期整期的学术刊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可被预测。我们早知道每一期都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量化研究。许多期又都意思意思一下，发一篇理论或质的研究，免得让人批评。

　　效率至上性，这种文章的高效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它们能很快被读完。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格式，老读者读起来不费吹灰之力。评价起它们来也很快，因为这些结构固定，形式统一。

　　炮制这种文章也会很有效率。作者知道文章该有什么组成部分，该按什么样的顺序。

各部分该如何炮制也有章可循。如果有许多文章将基于同一个研究，这些文章的各部分能被预制和预定—文献分析，方法论，图表，参考资料，等等—到时候拿来插进文章的适当点就成了。像流水线作业吗？本来就是嘛。如果是一组分工明确的研究人员在一个课题里工作，流水线作业方式还会被增强。每个部分都交给不同的人员，每个人都专于一项 – 图书情报员，数据分析员，计算机人员，写作人员，理论家，如此等等。这也是为啥社会学文章有越来越多的合著者的原因之一。和制造汽车一样，一组专家比一个通才干活更有效率，和制造汽车一样，这种工作方式也有它的弊病。正像布迪厄所批评：“社会分工把建构社会学对象的过程分裂，具体化，和分割成互不相干的专业之中”（Wacquant, 1992: 32）。

　　如此种种，为有效复制此类研究也提供了方便。各种组成部分和它们的顺序早就写出，研究者只要迅速浏览一期新刊上的相关研究，到计算中心找到同一个数据库，加几个变量，重新处理一下数据。不出几周，一篇复制版文章就成了，被接受的几率还很大，因为被复制作品的作者很可能会切磋，商榷一下。如此反复，关于一个具体课题的知识系统就被很有效率地建成了。

　　技术取胜性，以上所云种种非人化的技术手段不但在外部控制了社会学家，而且把他们作为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研究过程中重要得是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和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大量研究交给机器，编程员，模块化了的程序和统计软件。这些技术使研究更加量化，也更可预测因为大家都用技术而非人力，还更有效因为所需无多，惟技术耳。

　　布迪厄、向宝敦（Chamboredon）、和帕斯荣（Passeron ）（1991：5）描述过当代社会学对“科学妙方和实验室小计”的依赖，并且批评“对技术方法的盲从”（1991：10）， 及技术手段对科研创造性地降低和排斥倾向。他们批评“对方法论的过分迷恋者，如弗罗伊德的病号，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擦镜片，却从不戴上看一看”（Bourdieu 等，1991：5）。

　　在我看来，当代美国社会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如上所述的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 亦即社会学研究，如社会的其它大部分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被麦当劳化。这种理性化走向它的反面—产生和传播社会学新知识的理性体系存在着非理性因素。

　　种种非理性之一是，全世界的社会学都变得扁平化。麦当劳化，的确有着使事物扁平化的效应。如，快餐横扫美国导致地方风味的减少。地方风味在麦当劳化中闻风而降，它们的许多特色已荡然无存，几乎无法让人辨认它们与原汁原味有何联系。与之相同，社会学的美国模式也在全世界制造克隆文章：欧洲与美洲文章并无二致；
洋东和洋西术语已经趋同。

　　这种理性的最大非理性是它的非人化。如塔卡（Takaki）所指出（1990：ix），因为理性化，“自我被限制，情感被控制，精神被驯服”。快餐店对店员和顾客都有非人化的倾向。店员的作用被降低到汉堡装配线上的一个齿轮的地步，或者是给顾客传送汉堡的无心机器。用餐呢，也被降低到类似装配线工作的经历—最好的例子是开车过一个个窗口的外买经验。在社会学研究的装配线上，个体社会学家的创造性也被抽掉。布迪厄批判这种麻木的社会学条例使社会学的艺术性消失几尽。如他形容法国学术界大致是“没有惊奇的世界”（Bourdieu, 1984a: 153）。这是指可预测性吧，又一处麦当劳化了的世界！他又说（1990：26），“对我来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艺术家的生活更靠近，而不是和学院的繁文缛节靠近。”布迪厄对社会学艺术性的重视，可能使有人有疑问：进攻社会学中的科学？-- 特别是，社会学的， 套库恩的术语，“常规科学”？

　　在回答此疑问之前，让我们提一个更广的问题：科学本身受得了攻击吗？科学确实有上面所说的特点：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技术取胜性。科学是理性的一个前驱，毫无疑问，科学及其特性有着积极的发展。进一步承认理性及其要素有许多积极的成果也很重要。但这不能使我们变得盲目，在科学中，在社会学中，理性也有着一些负面的效果。

　　问题不是在于那几个特点，而是在对这些特点的过分依赖—对可量化的研究的过分重视；
对越大越好的研究及结果的追求；
对大量发表的职业角度的考虑；
对八股体例的过分依赖；
对专家评审的过分信任，以及由此的过分谨慎；
对写，评，读效率的过分专注；
对社会分工的过分细化；
对可克隆的研究文章的过分强调；
以及对非人力技术的过分使用。人类创造性在科学中的角色被降低了。

　　社会学的问题是把科学理性发挥到它的最坏的部分。正如在其它科学中，理性的作用有好有坏，但社会学中，钟摆总是偏向坏的一边，为什么？也许科学理性的要素在常规科学中才发挥得最好。要成为常规科学，得有一个学科范式才行。可是社会学恰恰缺少这样一个主导范式（Ritzer, 1975/1980）。若无一个好的范式，科学可能只会成为它本身的拙劣模仿，掉入理性的陷阱。常规科学需要能解释过去的突破性发展并且能预见将来的发展。但社会学也缺少已有的重大成果来导向一个主导范式，也很难在近期有这样的成果。在社会学，循规蹈矩地跟从常规科学的大旗只会对能“艺术性”思维起妨碍作用，而这样的思维是产生范式革命的基础，或者对社会学更合适地说，产生库恩所言的第一个“真正的”范式。

　　科学的理性化了的实践，特别是它们的极限形式，并不适合于现今的社会学。当然了，它们在其它科学中也有不利方面，可是成熟科学对这些负作用有容错能力。社会学似乎采用了这些理性势陷，但不幸并没有一个可供发展的知识基础，或范式。不管读者是否把社会学看作是科学，或应该是科学，在当前社会学的现实条件下，它确实太依靠麦当劳式的规程了，而对非麦当劳式的艺术性创造又太不重视了。应该记住，所有成功的科学都包含这样一个混合体：艺术性创造（特别是在革命发展时期）和理性化方法（特别是在常规科学阶段）。

　　社会学课本的麦当劳化

　　前面的讨论的主要是经验社会学，美国社会学麦当劳化的堡垒。美国社会学的其它方面也在麦当劳化。如在他处我曾抨击过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社会学课本，特别是社会学导论的课本。来自出版者，评论家，和采用人的压力使人们看到令人沮丧的千篇一律，平淡无奇的统一模式课本。出版商们特别注意他们的竞争对手的畅销课本。当一个课本，如约翰 · 马绍思（John Macionis ）或吉登斯的社会学入门书，成为买点时，竞争者总要试图找出什么因素使得成功，然后就开始克隆。当一本“新”书成稿时，审稿人总要检查一些因素，特别是使模范教科书成功的因素。如果他们发现缺了什么要素，作者们就得加上它们以使他们的书看起来象成功的老课本一样。重复来重复去，所有的教科书都看起来一个样了。采用教师也是平面化课本的重要同谋。在许多情况下，教师们都喜欢用老掉牙的备课本，这导致他们喜欢用以前的课本或和以前课本雷同的课本。

　　教科书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理性化。对章节长度，全书长度，阅读对象年龄和年级，销售额，都有个讲究。书只要卖得好，管它质好质次，多多印刷，多多出新版就是了。质量再高的课本，只要卖不动，就会立即从出版商的名单上消失。书要好出还要易读，要效率嘛。要有几个作者和一组作者，根据一两位社会学家所策划的大纲，大家分头行动，最后合在一起就成了， 还是要效率嘛。书要读起来有效率，给学生一个像在快餐店买份好吃那样方便。

　　出版商使用技术去造书，不过也有例子。如成功的课本对技术手段的重视有时比对质量的重视还要甚。这些技术如附个CD版拉，计算机题库拉，视听带什么的。

这些技术都是人造的，没错，可它们把学生带向一个个非人性化的界面， 而非教学相长，以友辅仁。

　　这导致课本的理性的非理性化。如上所述是与课本有关的非人性化。作者的每一点独特的声音都被消除了。平淡的，可读的，机械的比独特的更重要呢。学生们更多地与屏幕交流而非与教师交流。非人性化是非理性的最极端形式，但不是与课本有关的唯一的形式。例如，对阅读对象年级的量化要求（通常低于大一水平）其实是鼓励他们的有限性而非帮助他们突破和提高。又如，严格以学生为写作对象限制了对作者的其它要求，从而无法使他们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社会学家可以做的比编讲义更多，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与课本有关的非理性还可以举出来，不过以上的一些足以说明我们的目的。

　　应该指出，课本本身也是卖当劳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课本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让学生去读原版是低效率的。相反，只要让课本作者读这些书，提要它们，用喜闻乐见的形式给学生表现出来就行了。学生们习惯于课本里的摘要叙述以后，读原著对他们就难了，变得几乎不可能。

　　社会学理论的麦当劳化

　　也许对以上一些观点很容易反驳，因为我本人是搞理论的。那我就再通过对社会学理论的观察，证明社会学的麦当劳化所言不虚吧。很难想象社会学理论在被麦当劳化，就像很想象巴黎奶油面包被麦当劳化了一样。不过，不幸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两者确实都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造成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学科地位低的原因，至少在部分上，是因为它的麦当劳化。在不久前，美国的主要理论家还可以刻意地用不那么理性化的方法来建造不那么理性化的理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必去考虑工作量和工作效率的问题。

现今的非人性化的技术在那个时候要么不存在，要么还很简单，还有，就是那时候是技术被人掌握而不是技术掌握人，如打字机等。由于理论生产的理性化程度不高，理性的非理性的表现也就很弱。主要说来，那时理论家要呕心沥血，灵感勃发，才能生产出理论来。如，米德一生的写作并不多；
他的主要作品，《心灵，自我，和社会》是他死后，他的一些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篡而成的。贺伯特 · 布拉默尔一生也著述不多。默顿尽管多产，可他自己也说过写作有多慢，多费力，多辛苦。高夫曼的作品独树一帜，不入俗套。帕森斯也多产而独树一帜，很难想象他的长篇高论放到今天会被出版。现在的出版商只会让老帕删之又删，改了又改，以致于无味。

　　那么具体说来，麦当劳化是如何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中出现的呢？理性化理论研究比理性化经验研究要难，不过理性化已经在几个方面影响理论研究。其一是，美国社会学家比起欧洲社会学家来，要有更大的压力去在期刊上发文章而不是著书立说。在美国社会学中为争终身职位和升迁，经验研究者已经想尽办法去在主要的，有参考价值的期刊上发一定数量的文章。为了和这些搞经验研究的同事竞争，理论家们不甘寂寞，要在数量上取胜。然而，让理论观点合乎期刊文章的篇幅限制还真难。在社会学史中看来，在当代欧洲社会学里看来，合乎理论著作的地方是书籍。但是，在这样一个经验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已经打上了期刊论文说了算的印记。书籍嘛，好像是属于那些不怎么理性化的领域，像文史哲。

　　被逼去写短文章，美国的理论家只能按经验人员的规程行事， 他们只能把复杂的思想分解成一系列的小块饼子，也许有点嚼头，容易做也容易消化，可那比的上欧洲同事煌煌巨制的理论大餐！

　　为了做这种理论小饼，为了在期刊上发表，理论家们只好屈从于经验工作的评价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已有的理论传统上修修补补的文章才会被发表。为了让大家能接受这些工作，理论家们还必须采用正确的理论背景和参考资料。换句话说，理论家被迫得遵守“常规科学”的规程。尽管是理论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消失几尽。

　　理性化还导致美国社会学只发一种类型的理论文章。别指望在这些期刊中发现独特的思想。能发表的文章都是注来注去的文章。这种文章只是理论祖宗和欧美理论的解经学。它们是关于理论的研究而非理论原著。尽管解经也能解出新意来（一个好例子是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不过能出新意的文体已不多见了。

　　当然了，出版理论书籍也有同行评议的问题。

不过，评议书和评议论文可有不同，审议书的人一般对不同意见可以比较开发，即使同一个人审书和审论文也有这种区别。简单地说，书稿比文稿更能接受非理性。篇幅和格式并不重要时，充分发展新观点新视角就有了充分的空间。图书产品也被理性化了，但还不像论文理性化的那样盛，所以，美国理论家被迫写期刊论文而不是书籍，成为美国理论过于理性化和赶不上欧洲理论水平的原因。

　　造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麦当劳化的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分重视继承性，一个理论家常常被要求要师出有门。这造成社会学理论的分工细致：理论家要么是结构功能主义者，要么是冲突理论者，要么是符号互动论者，要么是交换理论者，如此等等。一个人只能在某一理论传统下建设，和经验社会学的方式很像。专业化导致了理论发展的过度理性化。在传统范式中增砖添瓦是多么有效率啊。专业化的弊病是对新生事物常常横加指责，不愿取长补短。

　　欧洲理论就没有这样明确的分界线。欧洲理论常常是多个传统的产物。它们要的是与理论祖宗和理论同伴不同的创见。像在法国社会科学，最大的压力是与众不同而有创意（Lemert, 1981）。这种风尚下创造出不少有建树的社会理论家，如布迪厄，福科，德里达，利奥塔，巴什拉，和威理奥。这与当代美国理论界患得患失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很难想出一个当代美国理论家，在原创性和独特性上能和当代欧洲理论的佼佼者一决高低。

　　当然，美国社会学理论也有重要变化。我们发现理论分野正在变得模糊，综合情态正在变得明显（Ritzer, 1990）。但还不够，因为这些综合常常是在某一传统下的综合，而不是综合不同的传统。最好的例子是杰夫理 · 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还被看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承（亚历山大和Colomy, 1990）。相似的例子还有费恩的建树（Fine, 1990）被看成是符号互动论的延伸，库克等的建树（Cook et al, 1990）被看成是交换理论的延伸，等等。与经验知识的贡献相仿，它们如在已有理论上的适度增加，而非蔑视边界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家不光专精于某种理论，而且专精于理论；

亦即他们无视经验研究来创造理论。布迪厄是这种专精的严厉批评者，他相信“与具体研究实践不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对建立社会理论无用”（Wacquant, 1992: 32）。

尽管我不同意布迪厄的这观点，因为我觉得纯理论可以而且已经在社会学中产生贡献，但我只专精于理论或只专精于经验研究都对社会学有不良影响。

　　结论

　　也许社会学永远不会达到像快餐店被麦当劳化的程度，当它已经而且还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本文讨论的目的是：向读者描述这个发展过程及提醒社会学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和他们所要注意的，或如布迪厄所说，对此发展保持“认识论警觉”。毕竟，再如布迪厄和华康德所说（1992：183），“你们（社会学家）应该学习如何避免成为在你们社会学实践中的社会势力的玩偶。” 由于麦当劳化的广泛势力，社会学家很有可能成为大势所趋的牺牲品。

　　该谈论本文第三个目的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学的当下危机。现在有人见到某个社会学系的关闭，或某个社会学系的缩减规模，都是社会学深刻危机的表现。学校预算缩减时，社会学可能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尽管这些担忧可能太过了，但社会学的问题确实不少，麦当劳是其一个。简言之，麦当劳的胜利进军将进一步导致社会学的原创性减少和其学术装配线上产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如何社会学家的作品变得可预测及无原创，那么越来越多的学术管理人员将会发问：为什么要这些人？至少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有创造力的学者无可替代，但那些流水线工人和撞钟和尚会遭人疑问并可能被取代。

　　理性化理论可能让人悲观，不过这绝非本文作者的目的。毕竟，是人们自己创造了这个理性化的社会和理性化的社会学。人们历史地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人们也在每日地再创造这个世界， 人们有能力改变其创造物。具体的社会结构被创造出来，具体的社会结构也会被消灭掉，前苏联的兴衰证明了这一点。应该指出，前苏联的结构是非常非理性的，也许正因为此，它才如此容易分崩离析。理性化的结构，在韦伯看来，是难以被攻垮的。社会学家有能力使这些社会结构消散，他们可以成为高夫曼所云的“危险的巨人。”何哉？盖社会学家们通晓各种社会过程，能以社会学工具解析社会学，在其位也，故能针砭社会制度，消除其最坏结果。社会学家亦能鞭策大众，使之不致盲目接受影响其生存的社会结构。不过，社会学家只有自己克服限制他们和他们工作的理性系统，才能使他们对大众社会的批评更有效用。这可以成为对日益控制我们生活的理性的大反攻的第一役。我承认这只是很牵强人意的主意。但是切记：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所有社会系统都是人类建构物从而也可以成为人类解构物！

　　本文批评的目的不是消弱社会学本身，而是如华康德一样，“寻求保护而非攻击社会学的认识论安全性。”最终目的是提醒社会学麦当劳的过程，对如何减少和控制其负作用提出建议， 从而建设社会学事业。用布迪厄的话来讲（1992：211）：“我始终在用社会学来清理我的著作中的社会决定因素。”如此说来，本文目的亦即清理当代的主要社会决定因素—麦当劳化—它如何在整个世界及社会学发生影响。

　　最后，说一下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元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坏名声问题。如上所提到，这恶名来自于该领域的许多琐屑无奇的论文。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社会学家们一直不愿意用他们的工具来研究他们自己， 和研究他们如何也受影响每一个人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华康德在讨论布迪厄的方法论时提到了这一点：

　　社会学的反思性很快惹恼了我们西方人，因为它直接攻击到有关个体的那种神圣意识， 以及知识分子的光环，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没有偏见的，自由探索的，身份优雅的。

　　本文可能也会惹恼一些社会学家，因为本文把他们和社会学的一个坏趋势联系起来，而他们不喜欢这种联系，更不喜欢因此挨批评。但是，有必要让社会学家意识到他们也受这趋势的影响，要反抗这个趋势，社会学家得死守学科的核心。意识到了这些，社会学家就可以看到，用自己的工具研究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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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G. Ritzer 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学会理论分会会长。　本文选自他的《The McDonaldization Thesis》一书，由Sage出版社1998年出版。本文也被选入他的《社会理论探索》（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Sage, 2001）。译者感谢Ritzer 教授惠寄资料。

　　作者：乔治·里茨尔 ， 陇西布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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