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巴甫洛夫的狗和思想改造

　　19世纪最后十年，当沙俄帝国风雨飘摇，人人都在谈论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时，一位名叫巴甫洛夫的俄国科学家却在俄国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系的实验室中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实验。他的实验对象和工具非常简单：一只狗，一个铃和一包狗食。

　　凡是和狗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当狗饥饿并看到食物时，就会流口水。这是狗与生俱来的天性，其生理功能是口水会帮助进食时的消化。这个自远古时代野狗被驯化以来人们见惯了的现象在有心的科学家那里获得了新鲜的意义。巴甫洛夫每次喂狗前，就摇一阵铃。经过多次重复，一个意义深远的现象出现了：有次巴甫洛夫摇了铃，但没有给狗食，当狗听见铃声时，口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

　　今天，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现象叫做条件反射。如果你长期给予动物一定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环境同时发生，经过一定量的重复，动物的神经系统会自动地把这个信号的出现和相应的物质条件或环境相联系，从而自动地作出对那种环境的反应。这种功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的训练形成的。这个今天的常识在一个世纪以前是科学突破。1903年，巴甫洛夫在马德里的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实验和研究报告，认为条件反射是高等动物和人类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生理机制。1904年，巴甫洛夫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为俄国科学界的泰斗。

　　十月革命后，当俄国处于可怕的大饥荒，科学家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就连高尔基烤火的木材都要列宁亲自过问才能解决时，1921年1月24日，列宁签署了一道政府命令：《科学家I.P.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其中当然包括狗食。

　　曾经对高尔基说知识分子不是人民的大脑，而是他们的粪便的列宁为什么如此看重巴甫洛夫呢？难道仅仅因为巴氏得过诺贝尔奖，是俄国科学界的象征性人物吗？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更有可能的是巴氏的学说在列宁眼中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难道不是吗？马克思主义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来看人性，认为人性没有什么内在的不可改变的东西，完全是环境的产物。人性就是阶级性。马克思的名言是：\"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而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在列宁看来，十月革命的最终目的不但是改造社会，更是重塑人性。他从世纪初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让工人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托洛茨基更是认为革命可以最终从生理上改变人：\"

　　\"人将最终达到自身真正的和谐……他将首先控制自己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的器官活动，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再生产，在必需的限度内，他将使得所有这些活动听从理性和意志的支配。甚至最纯粹的生理过程都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动听从理性和意志的支配。甚至最纯粹的生理过程都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

　　巴甫洛夫的理论无意中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真是太美妙了！因此说巴氏的发现\"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决非言过其实。

　　从列宁往下，各级苏维埃干部对巴氏毕恭毕敬，人人都会说\"条件反射\"。斯大林在把党内反对派往死里整的同时也没忘了下命令要\"巴甫洛夫阵线\"和\"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问题委员会\"好好工作。苏联时期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作了极大的投资，然而却宣布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一褒一贬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它们和苏维埃政权以重塑人性为最终使命没有关联吗？1949年以后巴氏理论曾经在中国生物学界一枝独秀，恐怕也是和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运动遥遥相对吧？

　　然而巴甫洛夫本人并没有因为这种殊荣而归顺新政权。就在列宁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后不久，他在给学生开课时公开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绝对真理，它们可能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他根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有什么成功的把握，认为\"把大量款项用在发动日本革命，而我们的实验室每个月只有三个金卢布\"是不可思议的。他反对用内战来解决政治问题，说俄国为了布尔什维克的理想牺牲得太多了，还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正在把俄国引向\"死路\"。

　　由于巴氏的地位，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对他的言论作出反应。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巴氏实际上代表了俄国知识界在对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发出挑战，是继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之后又一次严重的斗争。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写了长篇文章，题目是\"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和其他\"。布哈林把巴氏的\"死路\"论拿过来，把巴氏的观点排列为四种，逐一加以驳斥，认为它们才是俄国的四条\"死路\"。他质问道：\"科学家巴甫洛夫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日本\"化了巨额款项\"？\"针对巴氏\"牺牲得太多\"的说法，布哈林说：\"如果斗争的胜利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没有选择：(为了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先牺牲其他的东西。\"布哈林还摹仿列宁训斥知识分子的口吻，轻蔑地说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对革命的怀疑是\"石器时代的思想。\"

　　巴甫洛夫后来没有再和布尔什维克公开作对，他对政治的发言已经超出了一个科学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在科学史上再留下一点东西，而在这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倒是十分慷慨。但他却始终把自己支配的那一小块地盘看管得十分谨慎。1933年英国作家威尔斯(《世界史纲》的作者)采访了他。威尔斯发现巴氏的研究室和宅院是他个人的领地，在这里根本感受不到苏维埃社会的气息，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巴氏当着威尔斯的面对辨证唯物主义能指导科学研究那一套官方教条嗤之以鼻。

　　或许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自觉地抗拒条件反射的方式吧？他可不想一听见铃声就淌口水。

　　和后天获得的许多功能一样，条件反射不是一经建立就永久不变的。更重要的是：狗不会说谎，而人会装假。如果你连续摇铃但不给狗食，时间一长，狗的口水就干掉了，但人会照样跟着喊口号，表态，交心。

　　历史证明，苏维埃领袖不懂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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