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

　　1993年，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曾著文对广州是否已成为中国第三个文化中心表示疑虑，其理由是充分的，其现实关怀是批评广州知识界的夜郎自大和保守封闭。确实，在思想文化的许多领域，广州都显然落后于北京、上海，这当然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有关，在几乎一切都是“中心”的首都之外，地方城市很难在某些方面成为“全国中心”，但自我批评并不是对现状无可奈何的认同，而是要唤起一种自觉自强的意识，借助改革以来广州难得的机遇和氛围强化学术思想的建设。事实上，正是当时批评广州知识界的袁先生，而不是那些地方感觉良好的学人，为广州的文化更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袁先生主编了三套丛书，支持了一批构成广州民间知识界主体的青年学人，对现代思想文化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丛书》以及其他论著的出版，足以显示出广州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已有论者称之为“南国学术的早春”。在此过程中，袁先生本人率先奉献了众多论著，提出了许多新见卓识。

　　近代记忆令人沮丧——刀光血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挫败和屈辱，但我们至今仍未能完成由晚清开始的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我们不得不一再重温这一历史。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提问：“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对蒋先生的提问作一种肯定的回答。虽然我们又遭遇了太多的灾难和牺牲，却毕竟收获了巨大的进步和成绩；
我们终于在总结近代教训之中找到了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国家、复兴民族的合理方式，这就是发展经济技术、重组社会生活、实现文化转型。如果历史需要从对过去的重新认识中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就离不开对晚清的反思和检讨。确实，从大众传媒到学术理论，晚清史成为当代关注的重心之一，蒋先生的提问再度回荡于中国文化生活之中。袁先生以其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坦率的学术精神，回首晚清历史风云，以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等论著，从感情回归理性，以现代化而不是民族情绪为主线重新反省晚清思想史。

　　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两大主题，一是反抗外来侵略以拯救国家，二是改造旧中国以建立新中国。这两个主题的关系，魏源当年就一语道破：“以治内为治外”，这就是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观念和政治权威结构来提高中国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争取国家自由独立与繁荣富强。然而，由于现代政治文化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基于数千年相延成袭的文化观念和敌视外来侵略的民族感情，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从科技工艺、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的认识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其间交织并顺次展开着完全拒绝、被动承认、局部学习、大体接近、主动认同等复杂态度，“治内”与“治外”长期分为两橛，这就出现了袁先生提出的一个中心问题：“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最具代表性的，一是循严华夷之辨的传统而来，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与西方的平等交往而丧失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机；
二是与时俱进，在反抗西方的同时学习西方，在爱国的过程中反省中国局限，推进中国的蜕变和新生。袁旗帜鲜明地以第二种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严厉而有理有据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伦理观念的封闭性，批评弥漫于权势阶层和基层群众中盲目排外、夜郎自大的保守落后的言行，反对抽象肯定群众在“爱国”、“反帝”名义下所作的一切，提倡以理性的态度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袁强调，那些死守传统不思改革之徒，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言行只能误国害民，反侵略斗争的合理性并不意味拒绝先进的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所以盲目排外不等于爱国，更无益于救国。在此原则下，袁对晚清一素列人物、事件、观念进行了深刻反省，提出许多新见卓论。一是对“爱国”、“侵略”等结构近代史的基本概念作了崭新的历史清理。如以如何认识西方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为线索提出两种爱国主义的观点，林则徐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但晚年组织福州士绅驱赶“夷人”的行为则难以获得正面评论，而郭焘嵩以“和”为主的外交方针和除旧布新的政治面目张则反映了爱国主义的近代化。二是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了重新解释，如肯定林乐知、李提摩太等长期被视为“侵略者”的传教士对中国富强和进步的主张和行为；
历史地分析长期受到诟病的一些主“和”或“示弱”的言行，深入到曾国藩、李鸿章的现实困境之中：论理，应与列强决一死战以血恨报仇；
论势，则兵疲将寡的中国不能轻言战争，否则是把国家命运当儿戏，袁著同情地理解他们为国宣劳的良苦用心。三是对清室覆亡的原因作了新的理解，不仅是孙中山的革命，更主要在于晚清帝国的内在的顽疾，如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无力制止腐败、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等等。四是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比如学术界多认为近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甲午以前在器物层次上学习西方，甲午之后在政治层面上学西方，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学西方才深入的文化领域。但此论大有可疑，袁指出，甲午之前的郭嵩焘、冯桂芬、王韬等人均具有道器不分的观点，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关系的改革，实际上提出了民主改革的要求，并批评洋务运动学西方未得根本。而戊戌前后，改革家们也不只是热衷于政治制度的变革，且更突出了道德革命和观念变革的问题。

　　由于袁的解释模式不同于“爱国/卖国”这类近代史的“标准”结构框架，也因此引发了一些议论。其实，袁的创造不是否定这一解释性框架，而是要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基本任务把这一框架具体化，反对把“爱国/卖国”抽象化、形式化。他看来，“不能混淆来自外部的两种冲击。一种是武装入侵带来的社会震荡。……另一是先进文化输入引起的回响。”列强“既是引路的先生，又是拦路打劫的强盗。不过，中国发展的快慢归根到底取决于内部状况。除了外敌入侵的短暂时期外，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来自内部。”（第356页）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有爱国主义恰恰必须有自我批判精神。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文化有“反求诸已”的传统，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仅仅对外义愤是不够的，重要是如何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战胜西方的侵略，师夷之长以制夷，夺列强之所恃。从近代渊源看，魏源、郭嵩焘以降先进的中国人持有一种既反抗外敌又深自反省的理性主义爱国传统。比如对于广州的反入城斗争，薛福成就指出：“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从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薛福成选集》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历史如此，学术也是如此，袁先生的一大贡献，就把这种理性主义贯穿到晚清研究之中，不但对提供了对历史的新解，更重要的是为今天的现代化提供历史教训和思想资源。

　　严格地说，只要中国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晚清”就不只是过去，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就需要追溯到晚清。“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间，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些有着重大影响呼唤历史风云的人物却对发展史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自由有着过多的疑虑，他们不但不敢直截了当地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反而企图利用他们所发明的种种空想去限制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第135—136页）袁著更新了我们对晚清史的认识，也启示着我们对近现代中国命运作更重要的开掘：为什么近代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一再受到耽误、延搁？在《中国现代思想散论》一书中，袁实际上再度深化了这个问的讨论：“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接受过多的外来文化而丧失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发展。相反，每次挫折都与对现代文明的不了解息息相关。”袁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先后九次丧失了现代戏代实现现代化的机会，没有及时地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没有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没有以开放的心态了解世界文化，以至袁“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感到我们老是做错事，让机遇白白飘逝，应站在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呈现出高度的连续性，一方面是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完成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一方面是数千年形成的民族惰性，畸形昂扬的民族感情，僵化封闭的文化结构。这不但是晚清士人的顽固心态，也是当代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土壤。所以现代思想史，是多灾多难的民族心灵史，是关系到中国向何处以去的问题史。在对一些引领潮流的一些人物的评析中，袁先生着意批评知识分子的四个思维误区：不了解100多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全盘西化”的现实危险，低估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能力；
担心本国文化消灭的弱小心态；
以为只有弘扬本国文化才能保持稳定。改革开放如今已经20年月日，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危机，与开放的不平衡有关：经济领域已经提出了与国际接轨，但在思想文化的领域我们仍然过多地囿于民族特点，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我们的思维结构；
文化眼界依然在受到限制。因此，在现代思想史的主要环节中，袁先生总是对“五四”一往情深，并因此而参与了一次重要争论。

　　1986年12月，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5万册数月内即售完，一年后增订再版，印数2万册；
1988年9月，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讲演内容不久即传入国内。这两位海外著名学者，学术思想并不相同，但其表达出来的对现代中国激进思潮的反省、客观上表现出来和对文化传统的保守态度，却改变了、或者说丰富了我们对"五四"的认识，在世纪末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界，甚至有不读林、余不能谈“五四”的说法。

　　林毓生的著作仔细分析了陈独秀、胡适与鲁迅等人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认为就其影响之巨、持续之久来说，它是世界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辛亥革命推翻普遍王权后，政治权威崩溃了产生了对旧社会秩序的否定。由于中国的思想模式乃是一种有机整体观，即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所以要彻底否定旧社会制度，就要彻底否定旧文化。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的思维模式，所以否定旧制度要从文化入手，由此产生了全盘反传统主义，从“五四”到“革”均是如此。林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中西文化在中国历史舞台对峙而产生的问题。余英时的讲演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为轴心，解释性地描绘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过程，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基本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它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即可视为思想和情绪不断激进化的最高峰。

　　林毓生、余英时以认真的学术态度和真切的现实关怀，试图从思想文化上解释现代中国的艰难命运，表达了对“五四”的新的认识。林是政治自由主义，他的基本立场是现代化的自由、民主、法治是不能经由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逐步得到。余也强调“我决不是提倡用‘保守化’来代替‘激进化’的潮流”，重要的是开始养成一种文化上的雅量，对保守或近乎保守的言论不动辄出之于轻薄的或敌视的态度。”所以，尽管他们的思路与文化保守主义很为合拍，但不能说他们是“五四”的否定者。

　　国内学者首先对林著作出回应的，是王元化和袁伟时。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对传统中的古代神话、小说、民间故事、歌谣，对儒家以外的墨子、老庄、商鞅以及魏晋思潮等等都是肯定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都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此后，“文革”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包括像批《海瑞罢官》、批《水浒》、批儒家、批孔子等等都是以历史物和故事为影射的符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策略家，从早年到晚年都浸润于传统之中，反对言必称希腊数典忘宗。海外学者昧于实情，被彻底批判和彻底决裂的叫喊所迷，以致作出错误判断。从方法上讲，王元化认为，林毓生以他的理论模式为先决条件，用材料去填补既成的理论图式，无法对思想史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另外他过分尊崇儒家，以儒家作为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而将诸子百家一概摒除在外。

　　差不多同时，袁伟时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五四怨曲试析》一文（１９９２年发表于山东《哲学杂志》）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袁文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确认“五四”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猛烈批判，但历史的进步需要观念的转变，把权威的没落看作历史的灾难的观点是没有足够根据的忧虑；
二是指出“五四”领袖们并没有“全盘拒斥中国过去”，他们反对的只是中国传统中与民民、科学背道而驰的部分；
三是认为现代中国的重重灾难，与新文化运动毫无关系，其根源有的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有的是由出自统治者的专制，有的是指导思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倡导的政治民主化与科学文化的发展来扫除。后来在《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袁进一步指出，激进主义的后果，不是起源于现代启蒙，而是源自1913年国民党在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流而动。国民党本为爱害的一方，但孙中山在回应暴力过程中，一逆法治大潮，用非法的军事手段对待违法乱纪法的行为；
二逆人心思定的大局；
三是逆党内理性的声音。孙的暴力行动，给袁世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提供了借口，在没有国会和强大反对派的情形下，袁世凯成了没有制度约束的寡头总统。袁先生引用了当时人的一些敏锐观察，如梁漱溟先生1922年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到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运河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到极点。”袁先生认为：“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有意无意地把启蒙赞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于事无补。”

　　“五四”究竟是不是全盘反传统，这是一个思想史事实问题，原则上可以通过对有关文献和材料的阅读分析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但20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不是一直行进在激进的反传统思路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这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论题了。喜人与林、余等人论争没有很大规模，但由于所涉及的不只是对现代思想文化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也与中国未来的取向有关，所以这一问题实际上中国世纪末思想文化的内在核心，我们可以在有关激时主义、自由主义的热门讨论中发现它的踪迹。

　　帝国的“落日”早已沉沦，“五四”的朝阳并未引来万丈光芒，而我们对晚清、对“五四”的认识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穷尽。为了未来，我们有必要充分正视袁伟时先生的意见，在更深入的理路上和更广阔的背景下检讨晚清以来的思想史，获得对与现代中国的真确认识。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羊城晚报》1999年5月1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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