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民间社会和文化问题

　　民间社会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欧洲特有的政 治条件（存在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法律条件（法制较为完备，司法较为 独立）、经济条件（私人财产权利较有保障）以及孕育其中的历史条件的 特殊性（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无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的庄园和城堡）有 关，将"民间社会"作为概念框架引入作为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 工具，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学理问题。

　　本文不拟进行精密的概念梳理和充分的理论阐论，仅对与民间社会有 关的文化现象作出描述、分析和总结，在这种意义上说，本文的概念立场 和葛兰西相近。用笔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民间话语空间已经出现， 但问题、困惑、争论也随之而产生。

　　民间话语空间凸显的背景

　　民间空间的发育本来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于中国知识界而 言，注意到民间文化空间的存在和对之进行热烈讨论，却伴随著一种巨大 的心态转变。这种转变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时间标志：它发生在80年代末90 年代初。这期间发生的政治风波固然有极大的震荡力，但中国的经济、社 会结构却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突然变化。这次震荡，紧接著的沉寂、茫 然，以及出乎意料的经商潮流，使许多人的心理和观察视角发生了巨大变 化，民间社会问题成了视野中摆脱不掉，甚至带焦灼性的问题。正是在这 种心理突变的带动下，民间社会问题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生活中 种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才清晰地凸显出来。

　　如果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情况作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中 国的国情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应该完全两样，但文 化讨论和批评的格局却大大地变了。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像一大把同 质同构的铁屑，被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巨大磁场中，革新与守旧、吸引西学 和维护旧传统等大问题像磁铁的两极，使大多数人有固定的指向和趋向， 人们可以观点各异，但问题和关注点归根结底是相同的。人们地位、身份 实际上不一样，但并未明确意识到有朝野之分、体制内外之别，人人都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投入"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争论之 中。

　　在90年代，人们突然意识到，许许多多无法用以前的标准来定性和归 类的文化现象已在不期然之间出现了，比如几乎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 容的小品、随笔、报刊的周末版、商业性影视、音乐节目，总之，被人称 为"消闲文化"、"商业文化"，说不清是属于新还是旧，中还是西的东 西风靡一时，与以前黑白两极分明的情况不同，现在出现了一大块灰色地 带。有人试图以旧的框架对这块土地上的生长物分类，或褒或贬，或喜或 忧，但最终只能显得自己的看法不伦不类。

　　80年代讨论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未消失，并且在超过以前的广度和深 度上被思考和讨论。但是90年代的讨论自发性和个人化倾向大大加强了。

　　话语方式出现了明显分化，80年代观点各异，对立分明，但话语系统 大致只有一个，90年代至少存在两个泾渭分明的话语空间。活动于一个空 间的人对另一个空间中的概念、观点不是不懂，就是充满误解，而另一个 空间中的活跃分子则对相异空间中阶照常话语不屑一顾。在我看来，大多 数有价值的讨论都是在民间话语空间中进行的，其中的问题和结论并不以 是否符合惯常观点为指向和归宿，而是就事论事。当然，这里也有标准， 比如对中国的现代化是否有利，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等等。当然，这里面 也充斥著伪问题和洋泾□语言，但大致可以说，立论者是在表达自己的观 点，而不是充当传声筒。

　　在民间话语空间，争论相当激烈，比如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对后现代 主义、东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不同观点交锋激烈，甚至很不客气，但 这种争论和批判具有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即只是摆事实、讲 道理，不扣什么"主义"，什么"倾向"的帽子。而在另一个话语空间， 则正是五六十年代那一套，首先在动机和立场上定性。不过应当客观地 说，后一种做法现在很少，职业性的批判家和嗅觉异常敏税的人活动空间 是大大缩小了。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他们惊奇而愤懑地发现，"左"倾思潮不一定处于官方和正统地位，他们对于在野身份极不适应，大叫大 嚷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这宣传那啦，其实，由于惯性，这些人心理上行为 上还是十分有恃无恐的，只不过民间话语空间中平等、讲理的规则太难为 他们了。但问题在于，只有民间话语才有吸引力，你总不能把大批判文章 当广告一样出钱刊登吧。

　　面临多元化产生的困惑

　　民间社会的存在使中国当前的文化形势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使许 多习惯于单向或大一统思维的人感到不适应，许多困惑和文化争议由此而 产生。

　　最能反映知识分子把握不住文化格局变迁和自己使命的，是有些人把 自己的失落、惶惑心态向外投射，编织并反复述说一个关于90年代中国社 会、文化形势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中国文化的基 调充满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而90年代是世俗化、道德失范的；
80年代的 政治意识形态论争突然消失殆尽，商业意识取而代之，并对知识分子的生 存地位造成致命威胁；
因此，知识分子由处于文化、政治的中心地位而被 挤压到社会边缘，有人对此发出哀叹，有人聪明地证明，知识分子的边缘 化是一种历史必然。

　　其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十年变化虽大，但尚不至于 使中国的社会结构、面临的主要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发生根本变 化。连续性蕴藏于变化之中，90年代的局面绝非与80年代迥然相异，充其 量可以说，多元局面开始萌生，以前共处一个巨大磁场之内的情况发生了 改变。以下试举两例详作分析，其内容都与前不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有 关。

　　在关于理想、崇高、市民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撇开一切枝节 问题和感情因素，可以发现，参加论战的双方在价值取向上其实是基本一 致的，分歧在于对危害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的认识和估计各 有侧重，而这又基于对当前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有不同看法。一方认为，革 新与守旧的矛盾已由高雅与鄙俗、精神追求与放纵物俗的矛盾取代，原有 的极左思想对现代化的阻抗作用表面上还存在，但实质上已不是问题，而 恰恰足世俗化引起的鄙俗化腐蚀了人们的上进精神，成了现代建设的大 敌。而另一方认为这种看法是幼稚肤浅的，他们坚持，现在的情况和以前 一样，"左"倾思潮即使不是唯一的阻力，也是最主要的阻力，由于旧意 识形态以理想、崇高、精神追求为旗帜，反对市场经济的建立，因此，对 伪崇高的批判和消解起到厂为新时代到来开路的进步作用，对之进行谴责 与声讨客观上有助于走回头路的倾向。

　　大规模的、阵线分明的对垒战似乎已经结束，但隔膜和偏执显然继续 存在。

　　令笔者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社会新旧交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 候，人们会认定只有一种问题？最近一年中国思想理论领域发生的事情证 明，"左"倾守旧的倾向远未消失，把消场经济导向当成资本主义大加挞 伐的力量不但存在，而且异常活跃，断言政治意识形态业已消退，商潮成 了对文化的最大威胁，显然是无视事实。

　　但另一方面，以为极左的旧意识一直是、永远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 碍，也失之于对现实的变动缺乏应有的敏感。虽然反右、"文革"之类的 教训应该永志不忘，但它们显然不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唯一形式，历史和当 今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无体制的物欲、拜金主义的腐蚀也会 成为一个文明民族的大敌。

　　多元化局面显然包含地域差别这个因素，社会和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 了知识分子心态和对文化时局看法的不同，虽然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由于这一点很少有人论及，现在不妨尝试作一些分析，这里以北京、上 海、广州为代表以表明一种南北差异。

　　前几年，知识界为经商下海潮所震撼，抢先入水者有之，证明其为新 历史使命者有之，以悲壮的姿态表明誓死不屈心迹者亦有之。仔细观察， 风潮涌动最厉害的地方是上海，为什么？在北京，开放程度最低，经商致 富机会最少，政治意识仍强于商业意识，不是没有人想下海，而是淘金必 须南下，北京的文化人受攀比感染影响相对最小，因此显出一种"任凭风 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气派。广州开放程度最高，淘金成了主流，少数文 化的坚守者既不能靠呼应以成气候，只好各自埋头苦干。

　　惟有上海，情况介于北京、广州之间，发财的诱惑力既强，机会也较 多，但文化根基也有一定深度和广度，于是选择的考验最大，人格的分裂 最甚，下海者欲在形而上层面找到合法性，留守者也需喧嚷呐喊给自己打 气助威。

　　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观点的分野也有地域差异在起作用：京城的文化人 易于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倾余毒，而商品经济更发达的南方对俗 文化、拜金主义的丑恶现象会观察更多，感受更深。

　　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

　　在最近几年的文化讨论中，是否应该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否 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道义立场，成了众说纷坛的话题，甚至成了争论的主 要问题之一。反对继续承担批判责任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知识分子应 该化解自己的精英意识、导师心态，不要以为自己洞悉历史前进方向，可 以从事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
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边缘化、非政治化和非 意识形态化，不要企图占居主流地位，垄断话语权力；
知识分子应该适应 社会多元发展的局面，放弃以我为标准的心态，以低调代替高调。从以上 几方面看，主张放弃批判立场和民间社会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以上主张是不正确的，至少不切合中国当前实际，以下分四方 面简述我的理由。

　　第一，民间社会，依照公认的定义，与国家力量、政治意识形态有一 定独立性，这似乎说明，我们以前在单一政治领域中习以为常的批判做法 应当改弦更张。

　　我认为，与这表面理由相反，如果在国家领域主要靠行政力量来规范 人的行为，那么在民间社会，自发性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是必 不可少的。我们应当记住一个关键的区别，以前的所谓批判是自上而下、 运动式的，而在民间话语空间中进行的自发性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符合 "批判"一词的本来含义。

　　第二，从目前事态的发展看，不能乐观地认为，从权力政治的构架中 脱出的民间社会一定是一块健康、清新力量的领地。比如在农村，农民从 大跃进的"放高产卫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政治运 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但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又陷入宗族式的政治、经济 羁绊之中。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各国的现代历程表明，由于法制、文化 等基础薄弱，随著经济发展出现的不一定只是人民期盼的民主、富裕，还 有金权政治和文化，以及黑社会的沉渣泛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批判和 文化批判既起到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定向的作用，又有为历史条件先天 不足补课的性质。

　　第三，民间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以市场经济为先决条件和基础，中国人 根据自己以前的切身体验，对以前强制性计划经济的弊端看得相当清楚， 对市场经济抱有较大希望，这固然不错，但有不少人不假思索地从经济基 础推到上层建筑、精神文化，以为市场经济条件一定会产生出一种健全、 优越的文化和道德，这却是想得太乐观和太简单了。精神、道德并不是某 种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方式的附随现象，而需要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去塑 造，在某些发展的关键时刻，甚至需要以精神和文化加以指导、定向，我 认为目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时刻。

　　第四，从更宏观和长远的历史角度看，社会的进步和文化、道德的暂 时紊乱与堕落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比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系列 中的谴责和抨击，虽然有保皇色彩和为旧时代唱挽歌的嫌疑，但其价值是 得到公认的。说得极端一点，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期，文学作品反映新旧矛 盾是有意义的，纯粹站在精神、文化价值立场进行批判从来都是站得住脚 的。我所知道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站在人性、人道立场，捍卫人的尊 严、文化的价值，我还想不起哪一部"歌德派"作品是属于大师级

　　的。

　　更需指出的是，中国民间空间的生长紧密地与权力政治纠缠在一起， 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同时存在，相互刺激，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社 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十二分地需要。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目前存在从各种立场出发的 对现实的批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否定改革开放路线，企图回到旧时代 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话语陈腐，但往往也切中时弊（比如批判分配不 公、国有资产流失、腐化堕落、祟洋媚外等等），如果只有"原教旨"型 的人高举批判大旗，而既能认准历史前进方向，又能坚持道义立场的知识 分子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中国的前途就未可乐观。

　　真问题和假想敌

　　在民间文化空间，由于具有某种相对的自发性和独立性，当代中国各 种代表性的思潮在激烈交锋，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自由讨论是文化 繁荣的必要条件，并将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争论的许多问题具有紧 迫性和不可回避性，比如效率与平等的关系，理想的护持与消解，儒学传 统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功过与是非，甚至对 于现代化本身的合法性，都引起了争论。但是，并非一切问题都是与现实 相关的真问题。有一些文人学者比一般中国人有更多机会与西方文化界打 交道，或更在意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成就的评价，西方人自觉不自觉的强势 话语地位给了他们很深的刺激，造成他们情绪的激烈反弹，这种可以理解 的情绪上升到学理层面，于是给处于关注转型期复杂问题的中国文化界树 立了一个很值得搏斗一番的假想敌：文化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话语霸 权。

　　我可以举出一打以上的文本作为这种倾向的例证（它们集中于文艺理 论界和经济学界），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看看张宽发表于《天涯》 1996年第2期的《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就够了。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恰如其分地把自己所代表的立场称为"民间的民 族主义"。

　　在我的一系列文章中，我将此种立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名称不同， 性质一样，因为它是一种民间的、表现于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

　　文章的标题向我们提示，作者认为，成为文化新殖民地，是中国面临 的现实危险（这是一种谨慎和含蓄的说法，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已经部分 地成了殖民地，而且不仅在文化方面）。按照作者的看法，"与其说我们 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新殖民"的 提法是否来自著名的"反修"文献"九评"中的第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 护士》？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还是掀起反对帝国 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作者的真实想法可能是，在文化方面，中国恐怕还没有从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 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作者认为，"中国的"五四" 文化运动，大体上足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而 启蒙话语包含殖民话语。比如，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道主 义，是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主要支撑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罪 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作者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走到今天，中国的主导话语越来越接近国际通行的理念"，这种主流话语 或体制话语是什么呢，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列举的是："与国际惯例接 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作者在另外场合还指"人权"、 "知识产权"等西方权势话语，以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 性"、"人是万物之灵"等"资本主义的观念"。我在此仅仅写到了作者 的一系列观点，而不作详细辩驳，因为我比较自信（或武断）地认为，它 们的荒谬和不得要领是一望而知的。而且，既然作者承认他所反对的东西 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也就是人们的共识，那么对之挑 战、论证的义务就在他那一边。这不是把萨依德的生平故事讲一通，或引 他几句语录就解决问题的。若一定中我针锋相对，鲁迅、陈独秀、胡适等 中国大师的现成话多的是，他们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萨依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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