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舆论的强制与自由

　　故事

　　好莱坞明星向来蛮关心政治的，而且，好莱坞的传统一向是跟政府——尤其是保守派政府——唱反调。这不，在美国政府大肆鼓吹对伊动武的时候，已经有点过气的娱坛大姐大麦当娜录制了一首4分半钟的MTV《梦醒美国》，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在这首MTV中，有一个情节，麦当娜穿着迷彩服，带领女兵冲锋陷阵，在一句“F”开头的美国国骂后，麦当娜发动迷彩吉普车冲进上舞台，表演一番之后，最后干脆拿出手榴弹，咬开保险丝猛力掷出，接到手榴弹的，正是一位酷似美国总统布什的家伙，不过，这个手榴弹只是个打火机，而这位“布什”却用这支打火机点燃了他的雪茄——那可是前总统克林顿的法宝。

　　美国一些电视台本来准备定于4月4日播出这首MTV，不过，4月1日，已经定居伦敦的麦当娜紧急叫停。她解释说，“这部作品是在战争爆发前拍摄的，我觉得现在把它播出并不合适。基于世界不稳定的状态以及出于对军队——这些我所支持以及祈福的人——的尊敬，我不想冒触怒任何人的风险，因为他们可能会曲解这部音乐电视的含义。”她还说，“做为一名美国公民，我有许多理由感到幸运，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有权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麦大姐这个举动可能比较明智，因为，娱乐界已经有前车之鉴了。乡村音乐界颇受欢迎的“狄克西三人组”（DixieChicks )由于一时口快，遭到美国大众和国会议员的猛烈挞伐。这个合唱团的主唱娜塔莉·梅恩丝曾说，布什受到她的德州乡亲支持，她对此引以为耻。此言一出，全美电台开始抵制她们的歌曲。而电台播放歌曲对于流行音乐是否畅销至为紧要，结果，电台抵制导致狄克西的新专辑《家园》销量暴跌40%以上。

　　四个角色的关系

　　本文不准备讨论上述故事中谁在政治上正确这个问题，只准备提出一个问题：民众通过舆论表达出来的道德强制，是否构成了对于个人自由的侵害？

　　分析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四个角色：通过MTV表达自己意见的麦当娜，被麦当娜讽刺嘲笑的布什，拒绝接受——甚至反感——麦当娜的个人意见的观众（美国很多民众），及因此而向民众屈服的媒体。不过，最后一点在麦当娜的故事中表现得不够显著，但在“狄克西三人组”案例中表现得很突出。

　　这四个角色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关系：麦当娜攻击了布什，布什自己当然不会跟这种娱乐明星叫劲；
但民众却表示了对麦当娜的反感；
媒体在看到民众的反应后，知难而退；
面对这种压力，麦当娜放弃表达自己的意见。

　　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在这个故事中，最初，每个人都拥有表达的自由。麦当娜制作那个MTV是行使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布什本来拥有反击的权利，但他没有行使，但他仍然保有那种权利；
民众也有对这首或那首MTV、或者歌曲、或者歌手、或者电影等等所表达的意见表示反对、反感、甚至愤怒的权利；
而每家电视台也可以自由地播放自己所喜欢的歌手的MTV。

　　然而，这时，一只无形的手却操纵了故事的结局。民众的反感被电台、电视台感受到了，而电台、电视台是个商业机构，它要想挣到广告收入，就必须时刻关注观众的偏好和情绪。他们不敢得罪观众。于是，在“狄克西三人组”的案例中，他们取消了这个小组的节目，而在麦当娜案例中，麦当娜自己主动撤退，免得遭到电视台撤消节目的羞辱。

　　表面上看，剥夺这两位歌手表达自己意见自由的是电台、电视台，实际上，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观众、听众。电台、电视台也可以说自己是被观众强迫的。当然，麦当娜也被迫暂时闭上了嘴，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关于“舆论强制”的两种看法

　　我们看到的是一桩典型的道德舆论限制、抑制个人言论自由的案例。100多年，英国思想家密尔曾在他那本《论自由》中对于这种“多数的暴虐”现象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和他种暴虐一样，这个多数的暴虐之可怕，人们起初只看到，现在一般俗见仍认为，主要在于它会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而起作用。但是深思的人们则已看出，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
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
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
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论自由》，商务，1996年，第4-5页）

　　显然，在密尔看来，麦当娜、“狄克西三人组”的自由已经受到了侵害，而罪魁就是舆论，也就是民众的偏见、好恶。他们通过电台、电视台而把自己的感情和意见强加于艺人，或者对她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独立的意见。

　　不过，另一些学者却并不这么看。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邓正来译为《自由秩序原理》）中专门提到了密尔，哈耶克评论说，“一百多年以前，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较为严苛的泛道德氛围中，同时也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最少的年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即密尔——引者注]就对这种‘道德强制’（moral coercion）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抨击。就此而言，他很可能夸大了自由主张的适用范围。但是无论如何，这很可能帮助我们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绝不能将舆论做出的赞同或反对（为了确使人们服从道德规则及惯例）所产生的压力，误作为强制。”（《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上册，第181页）也就是说，哈耶克不认为观众对麦当娜的自由构成了强制。

　　哈耶克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麦当娜，就呼吁来政府出面来禁止麦当娜演出。那肯定将是对麦当娜表达自由的侵犯。不过，既然麦当娜拥有表达她的意见的自由，观众也就同样拥有反感麦当娜的自由，并有表达这种反感的自由（只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诽谤）。这两种自由并没有高下之分。麦当娜不能强迫观众喜欢她的MTV，“狄克西三人组”也不能强迫电视台播放她们的歌曲。即使她们知道电台是因为反感她们的政治立场而拒绝播放她们的歌曲，她们也没有理由提出指责，因为电台没有必须播放她们的歌曲的法定义务。是否播放她们的歌曲，是电台的自由。而电台根据自己的道德考虑和商业考虑，而拒绝播放她们的歌曲，正是在行使自己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最终，到底谁的意见会被抑制，完全取决于数人头。假定此刻民众中厌恶布什的占大多数，那么，电视台完全可能选择大肆播放麦当娜的MTV，因为这样可以迎合观众。而现在，民众似乎对于布什没有那么厌恶，反而反感嘲笑布什的话语，也就是说，支持艺人的人数落了下风，结果，这次只好她们让步。而我们知道，在越战后期，反战的人数占了上风，结果，电视、电台经常播放的是反战的艺人们的作品。

　　规范的功能

　　坦率地说，我本人支持哈耶克的看法。

　　麦当娜闭上了嘴。但从理论上，她仍然没有失去表达的自由。她可以坚持播放自己的MTV，“狄克西三人组”也可以继续坚持她们对于布什的嘲笑。但如果她们坚持这样，她们将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比如，继续失去观众、听众的支持，遭到观众、听众的抵制，唱片卖不动，收入减少，等等。

　　正是这种代价本身，引起了很多学术上的争论。有人会争辩说，这不等于社会的强制吗？这不是扼杀艺人的个性吗？事实上，在科学、艺术、文学、语言、习俗等等领域，创新者经常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和压制。不少学者也像密尔一样，激烈地批评这种道德、舆论的强制。不过，我的看法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行使某种权利也可能必须准备承受某种代价。而这种代价正是社会在创新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机制。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以及科学规范、文学艺术传统、语法规范、传统习俗等等，因为，从个人的角度看，遵守这些规范能给自己带来收益；
而从社会的角度看，遵守规范可以降低交流成本，提高社会交往的效率，从而增进社会普遍的福利。

　　但所有这些规范并不是由国家权力来强制的，所以，人们不一定非得无一例外地遵守它们。你可以违反这些规范，但你的这种违反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困扰，因此，社会会让你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你干了道德规范不允许的事情，人家都会嘲笑你或不理睬你；
你写了不合乎语法规范的文章，人家会讥笑你文笔不通，你甚至可能因此而谋不到一个职位。这种代价本身会使你在违反规范的时候三思而后行，而不会非常随便地违反规范。如果随便违反规范的代价非常低，则违反规范的人数将会不断增加，而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交往成本急剧递增，会基本的交换合作网络将会解体，因为社维持这个网络的正是各种各样的规范。

　　创新其实也是一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创新——或者像麦当娜表达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意见——可能会对创新者带来超乎寻常的收益（比如名利），对于社会的进步而言，也是很宝贵的动力。然而，一个基本稳定的秩序对于社会的维系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任何创新都有失败的可能性，而失败的创新会扰乱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社会通过道德、舆论的嘲笑、谴责等等方式警告潜在的创新者。这确实会使很多潜在的创新者知难而退，由此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耽误了新的知识、习得新的行为方式，我们无从得知。这是维持社会规范的机会成本。但假如潜在的创新者认为自己的创新可能带来的收益，超出他可能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他就会义无反顾地进行创新。而他所取得的成功会使他的知识为其他人所接受、模仿，他及社会都会从他当初的冒险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因此，道德谴责和舆论强制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但这种稳定器通常并不借助暴力来发挥作用，因而，它对于具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的约束力，不会强大到扼杀真正的创新的地步。一个好的社会的标志，就是在创新与稳定之间寻求到一个恰当的动态的平衡点。

　　麦当娜当年曾以其赤裸裸的性感挑战世界，那时，她所面临的舆论压力不比今天小，但她仍然顶住了，并因而声名大振。或许，如今的麦姐真的老了，而失去了面对舆论的勇气。她屈服了，仅仅是因为她变得软弱了。她没有理由责怪舆论的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她有唱歌自由，但别人也有反感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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