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病恐慌与制度性说谎

　　世所罕见的萨斯病自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省首次被发现以来，因遇到了说谎性信息封锁的制度环境，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迅猛扩散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空前的萨斯病恐慌。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外出、旅行．走亲访友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遭到了最紧迫的现实威胁。笔者与大多数“恐萨”人一样，不愿轻易外出，忍痛取消了原定于今年五一黄金假期去湘西看望年迈父母的计划，老老实实地呆在省城一个角落里看书上网写文章。

　　在中国大陆一直习惯使用“非典型肺炎”的萨斯病，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正式命名，英文全称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萨斯是英文缩写SARS的简称。这样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因在人为的“信息保护”和“谎言开路”的特殊庇护下，立足广东，迈向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恐怖大瘟疫。世界和中国人都为此饱尝了谎言酿造的苦果。现在，世界各国与中国一道，正在为抗击萨斯作不懈的努力，我也坚信这场瘟疫迟早会被人类杰出的科学智慧所降服。但在萨斯病肆虐中不幸死亡的冤魂，怎能不追问在萨斯魔鬼出现后所展现出来的某些人性丑陋和制度罪恶。在民主国家，任何严重损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传染病都不可能借助制度性谎言而四处蔓延。只有在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狭义的中国仅指中国大陆，人们一般使用中国时多指狭义上的中国），萨斯病才能通过制度化的谎言管道充分涌流。如果不是WHO的强力干涉和世界舆论的猛烈批评，萨斯这个盖子很可能还将继续捂下去。可喜的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后期顺应了世界民意，及时公布了萨斯疫情透明信息，果断撤换了谎言官员以儆效尤，力图挽回因政府信用严重缺失而大量流失的民心。令人欣慰的此举无疑戳穿了说谎者常祭起的“杏黄旗”――“真相会影响社会稳定”。事实恰恰相反，了解真相的人们会更加信任政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从“小平您好”到“胡哥挺住”>>一文，就充分说明了国人对执政党和政府抗击萨斯的深切理解和道义支持。尽管如此，深受谎言之害的国人，即使在萨斯恐慌中也不能不反思中国式的谎言和谎言产生的制度土壤。

　　当代中国人说谎，可分为个人谎言和公共谎言。个人说谎，也许仅仅是个人的品德问题；
公共谎言，就不能仅看着公众人员的个人品德问题，尤其是这类谎言不断重复繁殖时，就需要理性的人们审视那些事与愿违的造谎制度。

　　众所周知，萨斯谎言（笔者将中国在萨斯问题上的说谎称为萨斯谎言）是一种震惊世界的公共谎言，它之所以引起全球关注，并不是它是当代中国谎言史的序篇，也决不是中国谎言史的终结，而是因为萨斯谎言不仅损害了中国人的生命安全，而且直接危及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生命安全。作为典型公共谎言的萨斯谎言，是中国数不清的制度性谎言的冰山一角，只不过这回运气不佳，正好撞在世界舆论的“枪口上”而闻名遐迩。

　　公共谎言在中国由来已久，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地竞相“放卫星”就是一种典型的祸国殃民的公共谎言。改革开放以来，虚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遭到了空前的消解，片面追求政绩就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所谓政绩，充分体现在一大串泡沫数字上。为了追求政绩，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们对诸如“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样的顺口溜早已见怪不怪。至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类现象则早已成官场顽症。在行政管理中，一系列分解明细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及其严厉的诸如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一票否决制”，已在事实上形成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管理机制，公开说谎就成为各级官员确保乌纱帽和谋求升迁的公开秘诀。

　　在萨斯风暴中，两位部级高官被迅速解职，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舆论的普遍赞誉和民心的大量回归。但笔者认为，他们在“抗萨战争”中因谎言丢官虽属“咎由自取”，但他们二人只不过是传统的谎言机器流水线上的普通“员工”。“员工”下岗了，但整个谎言机器却照样运转。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罢官事后不久，就连连出现了几起隐瞒矿难事故和学生中毒事件的丑闻。这种传统官僚说谎制度，是一种极其虚伪、不负责任的非正义性制度安排，它已明显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前进的重大掣肘。

　　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
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很显然，萨斯恐慌暴露了传统说谎性官僚制度的非正义性。对这些祸害无穷的说谎性官僚制度，到了该彻底改造和废除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能借萨斯恐慌契机从根本上改造和废除了说谎的制度环境，那就是深受谎言之害的中国人不幸中的万幸了。

　　笔者十分忧虑的是，中国人有其难以克服的劣根性。几千年来，中国人只知反暴君不知反暴政，一场又一场的农民起义，只起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作用，丝毫没有将国人从暴政中解放出来。现在，我们能否实现从单纯的撤换说谎官员到废除说谎制度的转变，确实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家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的重大考验。

　　人们日益清晰地看到，要从根本上铲除制度性说谎，那么迈向政治民主化的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对于这样一个粗浅的政治法则，执政者决不是不知。当年毛泽东就清醒地懂得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邓小平也十分清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是，作为治国的政治家，仅仅是大大方方地说“民主”，还是要实实在在地兴“民主”？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近代以来世界先后兴起了三次民主化浪潮，它不断地拍击、冲垮着专制主义的堤岸，使大批独裁专制同家融入了世界民主潮流。在21世纪的今天，与前三次民主化浪潮失之交臂的中国，能否在经历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萨斯病恐慌后，理性地兴起新的民主化浪潮的新高峰？

　　200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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