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受追捧凸显“选择性仇富”

　　这几天，一条《袁隆平陪老伴逛车展，称酷爱汽车已有六七辆》的配图新闻热爆网络。与往常网络中经常充满对富人的“讨伐”声不同，对于袁隆平院士的“露富”――“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被一辆“奔驰SLK200k敞篷车吸引”，网友却一边倒地表示支持：“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这样的科学家有多少钱也没有人仇富……”袁隆平的秘书回应说，袁老家里的六七辆车都很普通，分属其子女所有，他本人只有一辆，他也不可能买奔驰。
　　袁隆平是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由于在杂交水稻研究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地方政府颁发的专项奖金以及隆平高科股票中的股份，这些足以使他成为身价过亿的富豪。此次袁隆平院士以富人的身份出场并受到追捧，原本并无多少特别之处，但由于媒体从中提炼出了“仇富不仇袁隆平”的话题，于是又很自然地引发了关于“仇富”的议论。有人认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法学家批评网友、草根存在“仇富”心理，但网友、草根在面对袁隆平时却表现得相当理性和平静，这充分说明，网友、草根并非仇视所有的富人，也并非仇视财富本身，而是仇视那些从见不得人的特殊渠道大发横财的富人，仇视那些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不敢拿到阳光下晾晒的赃钱、脏钱，仇视不正当的财富获得方式与机制。还有人提出，主流精英扣在网友、草根头上的“仇富”的帽子，现在该彻底摘去了，至少该给网友、草根的“仇富”正名了，要把“仇富”问题说清楚，网友、草根即便怀有“仇富”心理，其仇视对象也是有所选择的，如此“仇富”并没有什么不对……
　　不过，如果只是强调，“仇富”并非仇视所有的富人，而是排除了袁隆平这样的好的富人，专门针对着另一些坏的富人，如果只是把问题分析到这个层面，应该说还是不够的。一直以来，袁隆平在科学界和社会上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是富人不假，但是他最主要、最为本质的身份不是一个富豪，而是一名科学家，更准确地讲，袁隆平在中国的科学家群体中属于特殊人物――他是一位拥有亿万财富的科学家，在中国的富人群体中也属于特殊人物――他是一个具有科学家的智慧和声望的富人。因此，此次袁隆平作为富人进入新闻话题，引起了“仇富不仇袁隆平”的新闻效应，只能说明网友在对待袁隆平这个“特殊的富人”时采取了比较特殊的态度，而不能说明网友在对待其他一些不那么特殊的富人――比如那些通过经营智慧收获财富的企业家，特别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家――的时候，也能采取非仇视性态度。也就是说，换言之，网友不仇视富人袁隆平，并不能证明网友“仇富”所指一定就没有误伤，不能证明他们的“仇富”心理一定就没有泛化、扩大化的倾向。
　　有网友可能要说，袁隆平成为富人靠的是科学创造，我们相信他的每一分钱都是清白的，其他富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样也不仇视他。这实际上是在对富人进行“有罪推定”，是“仇富”心理的一个主要特征。“仇富”者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富人的财富“不用说”一定都是来路不正的――除非他们拿出如山之铁证，证明自己的每一分钱都挣得干净、清白。笔者相信，富人财富来路不正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法治社会需要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富人除了依法报税、纳税，企业家除了依法披露有关经营信息之外，他们在法律上没有自证财富清白的义务和责任――其实袁隆平也没有自证其财富的清白，只不过由于他是闻名遐迩的大科学家，网友愿意相信他的清白。假如袁隆平是个企业家、银行家，网友多半就要怀疑他的清白了，如此“选择性仇富”又有多少道理？
　　“仇富”并非始自今日，中国有句老话说“恨人有，笑人无”，“笑人无”未必是“仇穷”，“恨人有”则一定是“仇富”。“仇富”也并非只是表现为仇视富人的心理，在某些条件下，同时还表现为找富人麻烦、给富人的创业经营活动制造障碍甚至肆意剥夺富人财富等种种行为。这类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就是在今天，谁又能说富人的生存环境（非指物质意义上的生活条件）就一定比普通人好多少呢？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是全世界“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性质）’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这样说虽然难免以偏概全，但未必没有反映一定的实情。
　　以此观之，网友、草根“仇富不仇袁隆平”，尚不足以说明社会上的“仇富”心理已经完全趋于理性，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型期，由于传统体制、机制和传统财富观念的束缚，我们创造财富的活力远没有充分发掘和释放，创富环境也亟待进一步开拓和改善。我们更需要肯定财富的价值，尊重创造财富的劳动，而不是对财富做出一纸“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判决；我们更需要像保护所有人的权利那样保护富人的权利，而不是以“仇富”的心态将富人打入道德另册。
　　（作者系北京资深传媒人，知名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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