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太深山里的幸福生活

　　在浙江天目山朱陀岭，村民们盖起了一幢幢小别墅，吸引了来自包括上海在内的老人，来到深山之中安度晚年。 　　 　　一位上海老太的山村生活 　　 　　当夜栖在村头柿子树上的雄鸡飞落到一旁的竹林空处，踱开方步、扑腾着翅膀、伸长了大红脖子仰天长啼时，九狮村朱陀岭的清晨开始了。太阳尚未爬上村东的山头，薄薄的雾气漂浮在水塘上，村支书汪苗华家的一窝小狗把头埋在母狗怀里，懒洋洋不肯动身。
　　朱老太太在被窝里暖了一会下床了，没有戴起手套像往日那样到池塘边的空地上打太极拳，一个人在不到40平方米的屋子内忙碌起来。衣服、鞋子，还有那些装药的瓶瓶罐罐，东西零碎，可是并不多，朱老太太把它们全都塞进了一个黑色的提杆箱内。
　　66岁的朱老太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老伴3年前去世，9月份，做外贸生意的儿子把她送到了浙江天目山深处的这个小山村避暑养老，3个月一晃而过，如今，深秋季节的山村寒气渐浓，儿子前一天晚上打来电话，说要接她回上海了。
　　阔别3月，老太太确实想念儿孙，想念上海街坊里的那些老姐妹，甚至还有农贸市场里那熟悉的吆喝声和飘溢的油条香气。虽然，这3个月内每过两个星期，儿子都会驱车3个多小时，带着妻小到山里来陪她住上一两天。
　　临安九狮村，与别村合并前叫“九思村”，朱陀岭是其中的一个小组，48户农家，两年来逐步发展成了一个上海、杭州等地老人养老的乐土。
　　汪苗华说，两年前的九思村“穷乡僻壤”，几乎无人知晓，因为毗邻天目山景区，村中7户农家翻盖了农屋，率先搞起了农家乐，“客人每年三四百人次”。
　　杭州一家企业的老总偶然间发现了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提出了一种合作模式，即企业出资推翻农屋，盖建崭新的4层洋房，房屋产权归属农户，农户一分钱不需要出，但须将三四层楼的30年使用权出让给企业，作为回报，农户每年从企业领取物业管理费7200元。
　　望着破旧的农舍，朱陀岭的村民们觉得天上不可能掉馅饼，“4层洋房起码要三四十万元，就这样送给我们，还给我们发工资，可能吗？！”“村民们都担心有猫腻。我第一个吃螃蟹！”汪苗华的算盘是：不管企业打着是怎样的算盘，也不管企业是否变卦，房子盖好，他总不可能把房子从山里背走吧！
　　汪苗华的老宅本来已经破败，“迟早都要推倒重建。”他与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几个月后，一栋4层洋房伫立在汪苗华的宅基地上。“我们本来的想法是搞农家乐，但操作后却发现吸引了大批上海、杭州地区的老人。”该企业的总经理介绍。
　　新房一共15间，每间40平方米左右，汪苗华将底楼使用权归自己的一些房间也一并出租给了企业，在他之后，又有几户与这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一栋栋农家洋房拔地而起。
　　“企业将这些房间30年的使用权拿到城市里销售，底楼的一般一间4．5万元，三四层的5．5万元。”汪苗华介绍，朱陀岭青山绿水、民风淳朴，加上企业的大力宣传，很快先期建好的房子就被上海、杭州正在寻找安逸养老场所的老人抢“购”一空。
　　“距上海毕竟还有一段距离，买30年使用权的主要还是杭州的老人。”汪苗华说，老人们一般8月至11月才搬到朱陀岭。“主要为避暑，这里自然环境好，吃的都是没有污染的农家菜、本地鸡。”汪苗华介绍，“上海老人多是包吃包住，费用原先是每月800元，现在物价涨了，提高到1200元。”
　　城里老人的出现立即让懵懂的山民意识到了企业如此大方的“玄机”。于是剩下的部分村民走出山外另寻合作商，甚至自己贷款盖楼，迄今，48户中已经有90％做起了养老生意。
　　走在朱陀岭，随处可见正在建造中的洋房，农妇向红英把记者当成了山外的老板，一定要拉记者进屋参观。这是一栋两层的农家别墅，因为不舍得推倒重建，向红英没有与企业合作，她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都改造成了三四十平方米的单间，添上床铺、电视，每间再建一个卫生间。
　　向红英前几天刚送走一批上海客人，她希望记者给她介绍能“买”她房子的上海老人，“价格好商量，你看那栋房子，今年建的已经涨到8万元一间。”她指着对面一户4层洋房。
　　向红英的别墅北边还有一套已经破败的老宅，“也是我家的，但我没有资金，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合作。”别墅往南10米，村中最大的一栋“养老房”刚落成，向红英说，那是一个临安老板投资的，“池塘对面，还有上海老板投资的”。
　　
　　身体好了，就是有点寂寞
　　
　　向红英打开鸡舍的小门，一窝鸡仔跟在母鸡后面，一路小跑钻进门前竹林觅食。那边，朱老太太也开始边散步边与村民道别了。“今年村里接待一千多人次的老人。”汪苗华说，朱陀岭的经济被显著带动。老人“买”下单间后，自己出钱装修，伙食包给农户，一天伙食费25元。“不包括土鸡，老人们都说这里的蔬菜非常好吃。”
　　老人入住山村后，子女每到周末来探望，这又带动了村里的假日经济。村民每打扫一天房间还可以从杭州那家企业得到10元报酬，如此，村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汪苗华介绍，现在一般与企业合作的农户每年可以赚五六万元，而自家独立经营的高达八九万元。
　　由于环境优越，老人到朱陀岭后，按村民的介绍：长期失眠的，两三天后就可以睡得安稳；一些患呼吸道疾病的老人，住上一段时间后甚至不再需要每天服用大把的药物。朱老太也对这里空气的清新赞不绝口，她说几个月下来，体重增加了不少。
　　不过，这个季节在朱陀岭已经很少见到外地老人了，“天凉了，老人陆续离开了。”汪苗华说，前几天，住在他家的一对老红军夫妇被子女接到海南过冬去了，“80多岁了，从南京过来的，住在这里两个多月。说明年还来。”
　　山村里，一辆推土机正在铺路，一个村民在另一条路边修建下水道，汪苗华介绍，这都是城里老人的建议，这几天还要安装路灯。老人入住朱陀岭后，每天早上爬山锻炼身体，中午晒太阳、打打牌，到了晚上一起唱歌、跳老年舞。在本村老人的眼里，这些城里的同年人很开放、活跃，活得很有滋味。由于几十年不同的生活背景，城市老人与乡村老人在最初并不能很快融入到一起，往往是城市的老人在跳舞，村里的老人做观众。
　　因为涉及自己的养老环境，城里的老人还对山村的管理、建设提出了很多要求。山民们历来都是将污水直接排进村中的池塘，但来自上海的几个老人发现后找到汪苗华要求改正。于是，现在的九狮村村委会决定花费35万元全面改造村里的排污系统，并且引入山外资金清理、开发水塘，修建亲水平台。
　　这两年，除了铺设水泥马路，移动公司与联通公司也都在朱陀岭增设了信号接收设备，山村里没有宽带，但很多上海老人炒股，村委会于是出资解决。
　　不长的时间，外来的老人们便渐渐与村民融为一体，尽管有些村民至今仍对上海的老人们有点小意见：他们喜欢算账，斤斤计较。汪苗华说：“很多老人晚上到村民家串门，还有个上海的退休医生，有一阵子每天早上在村子里转悠，观察村民刷牙，然后纠正村民的姿势。”
　　村头的一个小山顶上有几栋木质别墅，汪苗华介绍，那是村里补贴给杭州那家企业的地皮，别墅同样卖给城里人养老，30年后，产权、使用权交还村委。
　　企业在城市里的宣传是：“花5．5万元就可以拥有一个舒适的养老场所，天然氧吧，每年不到2000元，这个费用甚至不到城市里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
　　不过，也有精明的上海老人说，“40平方米，折合单价就是1375元一平方米，而且只有30年的使用权，按商品房70年算，就是3000元左右单价。临安城区的房子不过多少？！”
　　“企业总是精明的，就是抓住人们总价低的心理。”向红英笑了。太阳爬过山头的时候，朱老太太儿子的帕萨特轿车也出现在村口，老太太很兴奋，抱起从车里溜出来的小孙子就亲。
　　汪苗华坦言，由于刚起步，老人娱乐设备缺乏，住久了，难免乏味。朱老太太说，毕竟在喧闹的城市住了大半辈子，乍一到山村，觉得耳根清静许多，但时间长了，心里还是难免失落，老太太进山的第二个月还跑回上海住了一个星期。
　　对于老人最关心的医疗问题，汪苗华解释，村里准备设一个医疗站，如果老人身体不舒服，也可打电话叫山下派医生上来，再不行就送老人到临安城里的医院，“不到一个小时”。
　　“不过，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突出，毕竟来这里度假养老的都是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体都比较健康。”汪苗华说。对于农村医疗条件的相对落后，朱老太太事先也有估计，所以进山前，大大小小的药罐带了一大堆。
　　向红英硬是装了一大袋红薯干送给记者尝尝，朱老太太临走也带走了一大堆山里的特产，有农户送的，有儿子替城里的朋友买的。有村民说，自从来了城里的老人，山里的特产供不应求，有老人的子女将单位同事组织到村里，一顿晚饭就将他家的土鸡吃光。
　　除了想家，朱老太太觉得在朱陀岭几个月的养老生活没有更多的不适，临走，她表示，明年还会来住一段时间。当然，最好叫上几个老伙伴一起来，否则一个人闷得慌。
　　
　　这要比养老院好
　　
　　在浙江的杭州、莫干山、千岛湖等一些景区，记者同样发现了与朱陀岭类似的养老模式，在朱陀岭合作建房的杭州企业老总介绍，他们有计划在全国其他景区，如黄山、大连、海南等地推广这样的模式，为更多老人提供异地养老场所。“我们计划搞一个会员制，老人在一个景点买了我们的房子，就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房子换住，这样一个老人就可能在全国有多张床，夏天在天目山，冬天到海南。”
　　在毗邻上海北门的江苏太仓浏河地区，同样有企业在拷贝这样的模式。安吉，浙江另一个旅游城市，有名的竹乡，黄浦江的源头，上个月，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组织的千名老人异地养老试住测评刚刚结束。安吉县旅游局农家乐规范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静介绍，安吉450万的旅游人次中，70％都是上海人，安吉很期望能在上海人心目中打造出一个异地养老的品牌。
　　与天目山的情形类似，浙西很多旅游景点这几年都在大力发展农家乐经济，又在这项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上海异地养老的市场潜力。
　　异地养老模式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20世纪末，日本在老龄化加速出现之际，也曾制定过“异地养老”方略，即在国土辽阔的巴西以及距离较近的泰国、新加坡建造日本社区，在那里配备适应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各种设施，然后安排老年人迁到那些国家养老。但这一措施因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没有得到推广。此外，英国也有不少老人把自己的养老地点选择到西班牙、南非这样的国家。
　　但在国内，异地养老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进行异地养老的调研，浦东新区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说是第一家”，活动的执行者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下属社区服务行业协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朝阳说，“政府的初衷是，现在60多岁的这批老人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困难，理应让他们在老年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李传福介绍，浦东新区现有老人36万，占人口总数的20％，与上海市的整体水平接近，区域内养老机构70家，床位8630张，解决了2％左右老人的养老床位。
　　“老人最怕的不是生活窘迫，而是孤独，目前的养老院给人的感觉像医院。我们认为养老院有专业护理能力，适合那些高龄、行动不便、思维障碍的老人。但还有大量五六十岁居家养老，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的老人怎么解决？”刘朝阳说。
　　2006年12月，刘朝阳与他的同事们对浦东新区7000多名老人进行调查发现，老人们对异地养老兴趣很浓。“我们开始考察，走遍了三分之二的安吉与三分之一的临安，我们有一个异地养老的环境标准，一定要山清水秀，水源质量高，附近没有工厂等等。”
　　在组织浦东新区19个社区主任实地考察后，今年9月14日开始，民政系统组织了16个社区1030名老人分批赴安吉体验，每批试住3天，至11月26日才完成。“要求必须是浦东市民、身体健康，且对教师、先进工作者、工程师这些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老人优先考虑。”
　　3天内，老人们入住安吉的农家乐，对养老的各项环境指标进行测评，“安吉那边的环境确实很好，吃住适应性问题也不大，关键是异地养老价格问题。”刘朝阳介绍。
　　活动结束，组织者发放一千多份问卷，在收回的864张有效问卷中，90％的老人觉得包吃住，一个月1000元至1200元的价格能够接受。刘朝阳也进行过测算除去交通等费用，一天35元比较合适，“但这个价格，在安吉已经很难操作。”
　　老人一旦入住安吉几个月，涉及的问题远比现在的3天活动所遇到的要复杂。“子女探亲方面，我们准备每两周发一次车，接送子女到安吉陪老人住一两天。我们也会派工作组跟随老人到安吉，大概每一百人配备一个工作人员。老人一旦在安吉发病，我们计划立即送回上海，这也是在距上海车程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范围内选址的原因。”
　　李静谈及这个问题时表示，一旦合作，安吉将在老人入住地派驻医护人员并在房间内安装呼叫铃。刘朝阳的意思，“你不派医护人员，我上海也要派，而且保险公司还要介入。”
　　“这么长时间，老人要有活动内容，否则会憋坏，问题是如果娱乐项目跟上，费用也上去了！”安吉方面给出的预算是五六十元一天，但浦东这边据此一算，再摊上其他费用，人均月需1800元左右。
　　“864张问卷中可以接受1600元以上的，只有28张，我们设置的最低标准是1000元，还有很多老人在问卷里问能否更低。”刘朝阳说，政府要考虑绝大多数老人的接受能力。“异地养老肯定受欢迎，但不能做砸了，否则以后很难推广。我们每一步都必须小心。”
　　
　　浦东将在明年正式推广
　　
　　选址时，刘朝阳也到过九狮村，但他认为一是商业味渐浓，二是那边房间同样给人一种在养老院内“病房般的感觉”。“我们不是要旅馆一样的房子，而是要让老人体会到人情味。”他说，希望能够让老人融入农户，与农家孩子亲近。
　　刘朝阳说，浦东新区计划明年夏季就正式推广异地养老，“现在剩下的就是群众接受度的问题”。群众接受度的问题其实就是价格与政府补贴多少的问题。这次测评，每位老人只需交130元，剩余的100元由政府补贴给机构。“将来正式实施起来，住一两个星期补贴100元立竿见影，住几个月还是补贴100元就看不到多少效果。”
　　异地养老对当地的经济推动作用确实不容小觑，安吉一个山民告诉记者，他砍一万斤毛竹不过赚2500元，一旦安吉成为上海的养老基地，出山打工的青壮年们都可以回来了。
　　李静说他们正在等上海方面的测评结果以对不足之处改造，对于医疗条件，刘朝阳表示，上海方面不排除出资与安吉合力改善的可能。
　　这次测评发现老人对参加当地农活、竹制品厂的生产很感兴趣，刘朝阳呼吁民间企业赞助，“大家应该把这事看作一个爱心事业，哪怕给老人提供一顿饭，就省下老人5元钱。”
　　浦东现在正在广泛征求社区老人的建议，不过，刘朝阳与李传福都表示，异地养老只能是对居家养老的部分补充。以浦东新区为例，36万老人中绝大多数选择了居家养老，其中政府提供上门服务的近2．5万人，李传福介绍，全区建立了23个居家服务社，这部分老人中，5000名左右是低保、低收入家庭，享受政府补贴，另2万人左右为高龄独居。
　　另有500多名老人入住15家日托所，1．5万名老人享受全市系统的“安康通”工程服务，家中设有呼叫铃，一有不测、不便，按通即有专业人员上门。
　　“异地养老只针对那些经济实力、身体状况都比较好的老人，提高养老质量，要代替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不可能的，否则本末倒置了。”李传福说。
　　他认为政府应该将老人区分，在不同类型老人群体中承担不同角色。“按上海人退休后平均寿命20至22年划分，前10年身体较好，适合居家养老与异地养老结合，政府牵线搭桥提供便利。后12年身体渐衰，适合半护理，甚至最后4年全护理，交给专业化养老结构。”
　　刘朝阳认为像九狮村那样能把30年使用权买下来的老人毕竟是小众，“有山民贷款造房，甚至花费百万元，哪有那么多老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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