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与河北往事

　　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
　　
　　“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晚年的程维高，很大的怨气是中纪委对他定性“违纪”，而在舆论上，他被刻画为一个腐败分子――“许多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时间之长，远远超过对高级干部中一些经济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事实，我也无话可讲，但许多媒体的文章中90%是伪造、编造的，凭主观臆断炮制出来的……”
　　这种说法，有些武断。
　　事实是，作为被报道的主角，没人采访过程维高。检索一下当年的报道，包括厚厚的3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录》、《我告程维高》、《李真盛衰记》，无一例外，所有的信息源，都缺程维高这一块。
　　“其实我们知道，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这所有都涉及程维高的报道里，他的‘声音’是缺位的，甚至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就是现实？”一位资深媒体人这样发问。
　　幸好，程维高去世后，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留存了下来。本刊在常州采访期间，见到了这本带有自我辩护色彩的回忆录，也见到了一段程维高与河北的陈年往事。
　　进入河北：与一把手的矛盾
　　程维高是1990年7月，在辽宁、河北、河南三省长“转圈交流”中，从河南平调到河北的。之前，他对河北“知之甚少”，而这片京畿要地的复杂性在于，它是革命老区，又靠近北京。
　　晚年的程维高，和友人们讲过一个故事：西柏坡重建纪念馆，河北省向中央要钱，报告打上去，一直没结果。没想到，一个农民跑过来，说我可以帮你们要到钱，后来还真给这人办成了！
　　这个故事，被程维高和他身边的很多人解读为，河北人神通广大，很多干部都是“房屋顶上架天线”。
　　在这种情况下，57岁的程维高进入河北。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是“想不通，把一个干部从一个省的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省的领导岗位上，不作详细介绍，不讲调动的原因，不给明确的交待，这是党的干部工作惯例吗？”
　　后来，在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一贯雷厉风行的程维高，点名批评了秦皇岛。理由是，作为国内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却成为全国14个开放城市中的倒数第二名。”
　　“我的发言自己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但参加会议的人却觉得非常震动。特别是对秦皇岛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我是在有意向原省委书记的秘书、当时的秦皇岛市市委书记丁文斌挑战。”
　　很快，他与当时的河北一把手发生了嫌隙――“我讲到河北干部精神不振奋、精力不集中，下面的干部反映省委用人不当时，领导的脸色当时就变得不怎么好看。”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退休官员向本刊回忆，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前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退休官员说，他亲眼看到，在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由于没话语权，发过言之后，程维高就走出会议室抽闷烟。
　　“面对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况……要千方百计避开监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设法见到中央领导。要见中央领导，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要通过很多环节……”
　　1991年下半年，程维高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不敢住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也不敢通过河北驻京办事处的人与上边联系，而是住进南京驻京办事处”，把中组部一位领导请到办事处，向其汇报。
　　后来，程维高当上河北省委书记后，事情调了个――“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 邢崇智的夫人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我家老邢。”
　　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邢崇智去世――2000年3月3日，73岁的他因患淋巴癌去世。人们传言，两天前，程维高原秘书李真被抓，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后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
　　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基于这种情况，邢崇智在1992年底离任之际，没有推荐程维高，理由是：一、（程维高）懂经济，但不懂政治，当省长合适，当书记不合适；二、不会搞团结，不能团结班子、团结人；三、工作粗，作风粗。
　　多年后再来看，这大体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即便是程维高自己，经过反思，也认为：“事实证明，我不是当省委书记的料。”可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他并不认为邢崇智的不推荐有什么道理。
　　最终，中央出面解决了河北的问题。1993年1月，邢崇智退休，程维高接任河北省委书记――“4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和邢崇智谈话时，中央对我十分支持，当着邢崇智的面说，河北的省长、人大主任由谁干，由维高同志提名，中央组织部要尊重维高的意见。而对邢崇智，中央则要求他离开河北到北京安置。”
　　接纳李真：秘书之外的价值
　　多年后，回忆起和邢崇智的角力，程维高形容为，“到河北不久，碰到了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境遇。”就在这个时候，跟随他多年，从江苏跟至河北的秘书吴庆五，突然提出离职的想法。
　　老友陈源潮认为这符合程维高一贯的风格――工作中，雷厉风行，想象着手下人都应该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有时候，就会忽略手下人的利益诉求。不想，时代已经变了，个人利益的追求，光明正大。
　　那么，谁来接替吴庆五的角色呢？
　　在程维高的回忆中，最初他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时，“要通过很多环节，而且要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吴庆五为此做出了很大功夫。”此外，他也带着河北省政府的另外一个秘书李真去过北京。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据《李真盛衰记》记载，刚去河北的吴庆五，不熟悉环境，李真向其介绍很多政坛内幕，二人迅速成为好友。当李真得知吴庆五有下海经商打算，向其许愿：“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可以相互支持。”）
　　最终，在借调过来使用一段时间后，程维高“考虑到李真的长处，特别是吴庆五即将离开的实际情况，也就同意将他调过来”。没想到，调动李真时，遇到一点阻力――时任河北省纪委书记的刘善祥表示反对。
　　8年后，随着李真窝案的爆发，刘的这个行为被解读为有先见之明。可在当时程维高的眼中，刘善祥是邢崇智提拔起来的人，而且刘善祥“也没有说出李真有什么问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真的经济犯罪当时并没有发生”。“从常州到南京，到河南，我用什么人当秘书，都是办公厅安排和我自己挑选的，谁也没有管过。”
　　对刘的这种干涉，程维高很是不快。
　　1994年12月，李真以程维高大秘书的身份出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4个月后，在程维高蹲点的平山县西柏坡乡下，二人发生了一次“争吵”。
　　那一晚，李真告诉程维高：“我不想再留在你身边了，我想下去锻炼锻炼，最好是去保定当个副书记。保定是个大市，工作面广，对我锻炼提高有好处，而且保定情况很复杂，可以掌握大量信息供您参考。”
　　程维高回绝了李真的这个要求：“你当副市长还可以，但不能进常委，当副书记，我是不会同意的！”
　　看到程断然拒绝，素有手腕的李真开始诉苦：“你到省委书记岗位上，我跑前跑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也不能当了书记，就忘了身边人呐！”
　　感觉到威胁的程维高勃然大怒：“我当书记，你跑前跑后，确实付出了很多辛苦，但你也要明白，我这个省委书记不是靠哪个人就跑得下来的。我同中央领导交谈，只反映河北的情况和问题，从来没有提出个人要求。”
　　“如果一个省委书记靠一个秘书就能跑下来，那这个党还成什么样子？！”程维高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李真跟他一直纠缠，执意要下去当市委副书记，他不同意，“争论到晚上12点，闹得很不愉快”。
　　“这也是只能发生在程维高身上。”程维高的朋友陈源潮解释说，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一个省委书记、一个服务他的秘书，两人会“吵一个晚上”，这必须联系程维高个人的性格来理解。
　　程维高说：“在一些问题未作出正式决定之前，我是允许身边人员给我参谋、同我争论的。李真这个人聪明，社交能力强，信息来源也多，所以经常跟他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所以，虽然大闹一场，程维高对李真“并未十分厌恶”。
　　李真的感觉不一样，看到程维高的断然拒绝，在发生争吵6个月后，他通过北京的关系，从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平调进河北省国税局，任副局长。
　　到1998年，程维高退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说法是，二人“已经很少往来”了。
　　在常州采访，很多人提请记者注意一个细节：2000年春节，已经感觉到要出事的李真和吴庆五，一起出现在程维高常州的家里。李真的目的是，希望程维高帮他要回一个案子，而天真的程维高竟问李真：“你到底用了人家多少钱？没有钱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帮你凑一凑，借给你先去还账。”
　　“那个时候，程维高还以为李真只是拿了别人5万美元的事，说钱不够，可以帮他找人凑。”当时在现场的陈源潮说，“他真是太单纯了，哪里知道，5万美元，根本入不了李真的法眼。”
　　郭光允：“从未谋面”的举报者
　　在中纪委对程维高的处理意见中，有一条是，“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后来，这位成名的原石家庄市建委干部，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我告程维高》。
　　在书中，郭光允讲述，1987年,他发现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败行为，开始不断举报。后来看到李山林非但没受到处理，反而被提拔为河北省建委副主任，1994年，他就写信给程维高，举报李山林。
　　在信中，郭光允称，李山林选不上副市长是因为群众基础太差，但是这么差的人又被提升为副厅级，和副市长平级，全市甚至省里意见很大，希望程维高书记认真考虑，免去他省建委副主任的职务，坚决不能提拔。
　　让郭光允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么一封信，竟然落到了程维高的秘书李真手里。而这位气宇轩昂、肤色白皙的省委书记秘书，不止一次来过建委找李山林。在郭光允眼中，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后来，1995年3月18日，郭光允在石家庄街头遭人殴打。由此，他认定，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背后，“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李山林之上，还有李真、吴庆五……直至程维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从医院出来的郭光允，匿名写就《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市场的祸首》这篇检举材料，分别寄给中纪委、河北省有关部门。信中列举了他认为的程维高老婆、侄子还有南京二建无偿给程家装修房子等问题。
　　“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郭光允后来回忆说，很快，由河北省纪委出面，他被叫到省军区招待所谈话，要求交代匿名信的问题。
　　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有关部门收审，关进看守所。1996年春节前，他被有关部门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劳教两年，并被开除党籍。后来保外就医后，他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在程维高的记忆中，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1994、1995年，正当我与南京二建关系的谣言在社会上盛传的时候，有关领导收到一封匿名诽谤信，诬陷我为南京二建拉项目、要工程、徇私舞弊。”
　　“我交给当时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去处理，并对他讲我们省委、省政府有责任维护北京的安全，省政法系统也应该维护省委的权威。政法委书记说，你不管这事了，我来处理，之后我就没再过问过此事。”
　　“后来，政法委责成省公安厅、石家庄市公安局同时进行调查，经市公安局侦察认证 ，匿名信是石家庄市建委一名叫郭光允的干部所写。此人……是有名的上访专业户。”
　　“省政法委书记考虑上法庭审判涉及领导干部层，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决定从轻处理，不打算给刑事处理，给一个行政处理即可。我问‘什么叫行政处理’，这个书记回答说，劳动两年。我当即表示，可以。”
　　“郭光允从宽处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在劳教一年保外就医后一直通过各种关系上告我打击报复、制造冤假错案。为此，中纪委、公安部曾在1996年复查过这个案件，结果对原先的认定未提出任何异议。”
　　“谁知‘三讲’中支持郭光允与刘善祥勾结起来翻案。在第一次‘三讲’老同志座谈会上，刘善祥就迫不及待地为郭光允大声疾呼不平。”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2000年，李真窝案爆发，1990年以后到河北任职的3任南京二建的分公司经理都被抓，审查下来，并没有发现南京二建和程维高有违法的关系。换言之，当年郭光允匿名信中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落到实处。
　　后来，郭光允自己也承认，虽然告了那么多年的程维高，他并没有当面见过此人。程维高也反思道：“郭光允一事，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应该处理。而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错误是：对郭光允的问题在调查清楚、决定进行处理时 ，因郭光允所告的问题涉及我，政法委书记向我请示时，我应该向中央请示报告，或经过省委常委正式讨论，不应擅自表态。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强硬性格VS倒台
　　1998年10月，程维高从河北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专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9个月后，一项遍及全国的“三讲”教育活动展开，中央到河北的巡视组组长是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将军。
　　最初，程维高并没有对这次“三讲”教育活动有太多的重视，他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主要决策人物”。没想到，中央巡视组找其谈话，明确指出，“三讲”是“要剖析1992年以来工作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前，在“三讲”动员大会以及省委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刘善祥已经讲了程维高的若干问题。两者结合起来，以阴法唐为首的中央巡视组认定程维高很狂，河北“三讲”的主要阻力就在他身上。
　　多年后，程维高反思道：“我在‘三讲’中所以被动，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个性太直，容易轻信，又不愿买谁的账。虽然中央巡视组负责人是一位老资格的省部级干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再加上我直来直去的性格和一些错误做法，把矛盾进一步引到自己身上。”
　　最终，和程维高本不熟悉的阴法唐将军，通过一次河北的“三讲”，成为了媒体眼中扳倒程维高的核心人物。后来，他还为郭光允所著的《我告程维高》写序，称赞其为“新时期出现的反腐败英雄人物”。
　　2000年3月，已经升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被中纪委“双规”。这条爆炸性新闻，立即在河北官场内部引发轩然大波，作为李真曾经服务的领导，程维高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焦点。
　　“在李真双规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简直完全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因为许多人听说我的电话被监听，我的家被监视了，一下子电话大幅减少，家里也显得特别冷清。即使有人来电话，也是用探听的口气询问：你们好吗，身体好吗……”程维高回忆说。
　　“我心里清楚，对我的审查完全是同李真双规同步进行的。他们分三步逐步深入。开始审查我是否同李真共同犯罪……后来专案组又全面审查了我家属、子女。不仅对我儿子程慕阳所有的公司、公司的资金来源、来往、公司的经营情况，而且对他个人的动产、不动产及来源都作了审查。我女儿在北京办一家七八个人的小广告公司也作了全面审查。”
　　“在审查我子女的经营活动中，重点是审查了我有没有插手他们的经营活动，有没有利用我的权力为他们经商办企业打过招呼、做过暗示。对传遍全省说我拿了几千万回扣的南京二建在河北的大地公司，当然也是调查的重点。前后三任总经理以及石家庄原建委主任都因涉案被双规、逮捕。”
　　“其实在我当省长，当省委书记期间是没有敢向我送钱的。因为，许多干部都知道我的脾气，如果做了犯忌的事情，一不留神很可能我会在公众场合把事丢出来，让他无地自容。到了我卸任省委书记当了人大主任之后，却有一些干部为了感恩、谢情，给我送过钱。我都一件一件地退了回去。”
　　但压力让直率的程维高难过。在李真案被查了近一年后，他主动找到中纪委的主要领导和负责李真案的领导，“又以写信的方式”陆续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信中，他大谈河北的宗派势力及干部矛盾。
　　2002年夏末秋初，中纪委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让其到中南海一谈。这位被程维高评价为“待人诚恳、厚道”的领导告诉程维高：你不是没有错误，应该讲清有关问题，检讨有关错误。当程维高要求这位领导明确告知什么问题时，这位领导讲，不可能，这是违反纪律的。
　　后来，程维高反思道，“这些谈话和信件，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集中到一点，就是你中纪委对我不应该调查。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后来，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我正省职级的待遇。当宣布时，我并没有感到震惊和难以承受，只觉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已经让我离开了。我有许多错误，确实也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为了从严治党，我服从中央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定，但对处理决定中的一些提法，我表示了一个原则态度，我说：我有不同意见。”
　　
　　（本文程维高叙述部分选自其回忆录《我在河北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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