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艾滋病人的死,刺痛“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心

　　女犯人的无知让她震惊

　　1990年8月，高耀洁与其他几名代表一起到全省各地检查冤假错案情况。在新乡一家监狱，一名叫张雪玲的女犯人引起高耀洁的注意。这名女犯人年纪并不大，因为卖淫染上了梅毒、淋病、尖锐湿疣三种性病，下身烂得不成样子。

　　“干啥不好，偏要干这一行？”

　　“挣钱呗！俺家盖房子全凭我挣的钱！”

　　“就不怕染上性病、艾滋病？”

　　“得病了，只要有钱就可以治。”女犯人轻描淡写地回答。

　　今年73岁的高耀洁是治疗妇瘤病的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河南省文史馆馆员。

　　张雪玲对艾滋病的无知使高耀洁触动很大。为此，她对全省监狱1185名在押女犯人进行性病调查，结果让人震惊。这些女犯人中92．7％的人患有性病，有的人已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个结果让高教授深感自责，更觉肩上的担子重大，但真正让她步入防治性病、艾滋病之路的却是另一件事。

　　由于高教授医术高超，1990年退休后还有很多医院、患者请她会诊看病。1996年4月7日，河南省一家部队医院接诊了一位疑难女患者，邀请高教授前去会诊。患者下腹部一片暗紫色的斑点引起高教授的怀疑：“是不是艾滋病？”一化验，果然如此。原来这位患者在早些年生病输血时染上了艾滋病。各种药物在这个“超级杀手”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4月28日患者撒手西去。临死前，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教授说：“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小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呀！……”

　　几天后一个宏伟的计划在高教授脑中诞生了：她要尽自己的力量让全社会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远离艾滋病。从此她便谢绝给病人看病，走上坎坷而漫长的防艾之路。

　　“中原民间防艾第一人”

　　1996年11月份，高耀洁筹资印刷了第一批宣传防艾滋病、性病的资料。看着一大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小报，高耀洁兴奋不已。可是，她去散发资料时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高耀洁和朋友来到人口流动大的火车站、汽车站广场，一边散发资料，一边讲解，一部分人乐意看资料，可是不少人并不领情，见是防治艾滋病的资料，一边说“艾滋病离我们远着呢”，一边将她精心编写的资料扔在地上。一大堆资料散发完了，老教授累得气喘吁吁，可效果并没有预期的理想。

　　有一次，她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们散发，小姐们如遇洪水猛兽般躲来躲去。夜总会老板闻讯赶来，像见了仇人似地将高耀洁撵了出去。

　　诸如此类的事让高教授大惑不解，但她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截至目前，她已自费编出8期防治性病、艾滋病的资料，每期印刷四五万份，为此她已花费数万元钱。从1996年以后她连续出版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女性病防治大全》等多部书籍。这些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然而因这些书送的多、卖的少，所以为出书，高教授已贴进去了几万元钱。

　　好心人劝她别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她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生在世总得为世人留下点什么。我能干些有意义的事，心里踏实！”

　　揭露游医的丑恶嘴脸

　　在四处讲学的过程中，高教授有机会深入社会，积极搞调查研究，所以对性病游医的非法行径了解得越来越充分。

　　1997年秋季，河南某大学一个四年级的女生患了尿路感染，到一家性病治疗中心却被诊断为淋病。医生说：“病得厉害，得赶快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女生吓得心惊胆战，遂遵医嘱，向老师、同学借了2000多元钱打了三次“特效针”（其实是普通的抗生素），还不见好。这个大学生实在无钱再治了，走投无路之际准备跳楼自杀。自杀之前，女生想到曾到学校讲过课的妇科专家高耀洁，便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给她打电话，问她该怎么办？结果医生说只得了尿路感染，吃了一周的红霉素后这名女生就好了。

　　女生的“悲惨遭遇”让高耀洁心里沉甸甸的：如今的性病游医太猖獗了，的确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她经过调查，掌握了性病游医、虚假广告坑人的第一手资料，并写出了调查报告。

　　她在报告中列举了性病游医骗人的真实事例，介绍了不少正规医疗单位的性病专科被游医垄断的详情，并说明了非法医疗广告在众多媒体满天飞的巨大危害。在报告结尾，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此下去，会造成社会性“性病恐怖症”，我们河南将成为“性病大省”，郑州将成为“性病大市”……1998年1月24日，在河南省文史馆迎春会上，高耀洁亲手将这份调查报告交到省长手中。

　　1998年3月，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整顿医疗市场电视电话会，研究部署集中整治措施，一场整顿假医、假药的活动在全省展开，效果相当明显。

　　有人威胁要杀她全家

　　正当高耀洁为自己的工作见到实效而略感欣慰之时，各种出人意料的麻烦也随之而来。

　　首先受牵连的是她的女儿郭炎光。郭炎光是河南某医院皮肤科医师，她所在的科室也被游医承包了。在这次全省清理整顿中，有关主管部门赶走了游医，医院因此损失了一笔承包费。郭炎光便接连遭到打击报复。

　　“女儿在医院实在呆不下去了，回到家中要自杀。我便一直想给她调个工作单位，省里的领导也同意了，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女儿的工作还没着落。”向记者说起这些时，老教授的眼睛湿润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女儿的工作成了我的心病。”

　　当然，另一件事高教授尽管说得轻淡，却让人心里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那就是她的安全问题，自从整顿游医活动开始后就不断有人打来恐吓电话。高教授回忆说：“1998年的一天下午，一个男子打来电话说：你要再多管闲事，小心你的老命！”甚至有人威胁要杀她全家“艾滋病村”让她老泪纵横

　　豫南某县一个卖血专业村的不少人感染了艾滋病，已不断有人死去。1999年10月，该县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向高耀洁写信反映该村的悲惨情况。高耀洁看信以后非常震惊，痛哭了一场，于1999年12月份给该村5个艾滋病患者每人寄了200元钱。

　　2000年3月18日，高耀洁又花几百元钱租了一个车，从郑州来到该县，为这里的病人义诊并送药。当时竟有上百人围着高耀洁看病。这场面的确让她大感意外。中年男子程某拿到高耀洁赠送的药品后，掏出几张一角的旧币递给高耀洁。高说：“我是来义诊的，不要钱！”程某激动地说：“世上竟然有给药不要钱的好人！我病了好几个月，都因为没钱一直没吃药！谢谢您。”义诊结束后，高耀洁噙着泪对陪同人员说：“这里的百姓太可怜了，这次义诊真叫我痛心终生！”说着说着，她还是止不住老泪纵横。离开该村时，高耀洁拉着一位患者的手说：“我还要给你们送药、送钱！”村民目送着她的小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久久不肯离去……如今高教授家已成为艾滋病患者投诉咨询中心，每天来信及电话不断，他们有什么不懂的知识，找她；
他们受了别人的歧视备感委屈时，也找她。她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回近10封信。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防艾知识，她决定出版一本名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的书，印10万册，成本至少得10多万元。目前她只筹到了不到1万元，还有10万元的资金缺口。她正在为钱的事发愁。

(20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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