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告别“造城运动”] 造城运动

　　城市是生长出来的｡这是我读一些城市学著作时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道理,现在,我知道这个道理至少不足以概括中国城市的现实｡在当代中国,城市与其说是在生长,不如说是被制造的｡我们处在“造城运动”之中｡
　　大概在1993年,我去搜读城市学著作时,“新一轮改革发展大潮”启动未几,除了几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仍然呈现着生长的特性,只有“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工矿城市”显示着“造城成果”｡十几年后,当年为“备战备荒”兴建的“工矿城市”大多衰落,而“造城运动”则成为方兴未艾的趋势｡
　　生长总是缓慢的,制造却是快速的｡如同一棵树总有年轮,而一个水泥桩子不会有年轮,也无须年轮,但它可能被造成一棵树的形状｡生长着的城市有历史,而制造一个城市需要的是超越历史的奇迹,它需要“标志性成就”,需要的是对历史的铲除｡连片拆除和彻底改造因此成为城市共同的选择｡如今,一座座城市能够与历史联系的,也许只是它的名称和地理方位,甚至名称和地理方位也已经被抛弃｡城市名称会因为城市合并或者仅仅因为开创新气象的设想而改变,城市的地理方位因为“再造一座新城市”而发生了位移｡
　　连片拆除和彻底改造,不只是使城市的历史根系不复存在,使得城市的天际线变得陌生;而且变化与陌生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追求｡“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己成为目标,“变得认不出来了”被视为赞语,历史建筑与一座座城市自己的生活方式被连根拔除,国际性城市的追求要靠“国际流行”的建筑风尚来显现,还需要消除城市文化的历史根系｡当人们从一个街区迁离,进入新的居所时,完成的不只是居所的迁移,而是一次与历史的永别｡随着一个个街区被改造,城市“旧貌换新颜”了,历史属于旧貌,因而不会在“新颜”之中｡
　　拆除与改造之中,人的命运被“造城运动”的需要忽略掉了,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分人被牺牲在另一部分人升级换代的需要之中｡连片拆除的恢宏气概,也使得被拆除的部分显得触目惊心,当整个街区的房子上都写满鲜红的“拆”字时,一幅幅街区未来的美好图画不足以化解鲜红字迹中的血色苍伤,“这些人往何处去”,是一个现实的麻烦｡冲突往往并不是在历史消失与捍卫的层面上展开的,利益补偿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拆除与改造的日程表不容许更改,有关补偿的谈判被迁离通知所取代｡行政权力已在“经营城市”,现在则是“土地经营商”,地块出让需要拆除按照开发商的进度推展,因此也形成了权力与开发商的利益共同体,权力担保之下,开发商于是能够实施“强制拆除”｡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场场粗暴的“拆除”带来的很多悲剧,但更多的人们在无奈中离开｡公告而行的停水､停电即使无改于被拆者利益坚持的意志,那些合乎开发商意图的骚扰､恐吓乃至武力袭击一旦发生,不法之徒总是“身份不明”,就足以让人放弃自己的利益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解决之后,“夜半强拆”仿佛一种先进模式开始在一些地方流行,“不明身份者”成群结伙､手持刀棍在先,赶出住户,工程车随后冲击,“夜半强拆”如此顺利进行｡这种纵火打劫式的拆除,乘着夜幕而来,好像夜幕一旦撒下,社会运行体制也已经停止,城市成了盗匪乐园｡
　　“造城运动”往往会演变成这样一种怪胎:一方面,它以“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获得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从而给割断城市历史文化寻找到了理由;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权力“经营城市”和商人“经营房地产”的结合,使得被拆除的人们和需要居住空间的人们被抛弃在暴力面前｡
　　有时,我听到寻根者们对历史文化的叹惋;更多的时候,我听到人们为被拆除的人们和“房奴”发出的呼号｡几乎没有人对“造城运动”作为一种发展潮流作出反思,相反“造城运动”中矗立起来的高楼､一望无际的新建筑甚至节节攀升的房价,都成了成就的证据､活力的标志,而人的生活也被描画为绿草花丛中的新居欢乐图,被拆者的命运哪怕曾经引起关注,也很快会被林立的高楼覆盖,房奴的痛苦在银行账单上,更加不足以影响新居欢乐图的美好｡
　　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前门大街将要恢复清末风貌｡财力雄厚了嘛,恢复历史风貌,当然也不难,倘不要求过高,“仿古”当也无妨,只是回头来看,“造城运动”何必弄得那么轰轰烈烈､连根拔除?而更加不可忘记的是“造城运动”中那些被拔掉的人,如同羊吃人一般,我们不能说“城吃人”虽有血泪,但只是历史的一瞬｡人生本来就只是瞬间,历史的一瞬,不足以稀释具体的人所承担的巨痛｡
　　中国需要告别“造城运动”,让城市成为生长的有机体｡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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