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贿了”为什么这样红]取保候审期间又犯新罪

　　这类网站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表明人们对“正常化”了的腐败有着内心的不满 　　 　　印度网站“我行贿了”蹿红，这是6月8日出现在媒体上的消息。6月12日，新华社报道称，国内已出现3家效仿的克隆网站，分别是“我行贿了”、“我行贿啦”和“我贿赂了”。这表明中印两国的人一样，深为贿赂问题所困扰。
　　腐败问题，被称为“政治之癌”。从“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看，最高者丹麦、新西兰、新加坡可得9.3分，最低者索马里仅能得分1.1，显示腐败程度很不均衡。不过，该组织发布的行贿指数远不如清廉指数差异之大。例如中国和印度清廉指数与最好分数相差约6分，而行贿指数距排名最好的分数相差只有2分多。
　　认识腐败在世界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腐败发生的频率在世界上没有巨大的差异。印度“我行贿了”网站创办人感于印度办什么事都要行贿，才想到要“揭开腐败的市价”。中国会迅速出现3个仿效网站，无疑也是因为人们对腐败行为有类似判断。要知道，印度和中国最新的清廉指数排名分别为87名和78名，处于“腐败比较严重”一档。
　　即使腐败发生的频率相当，腐败的烈度也未必没有巨大差异。近日，国内《环球时报》指印度反贪机构四十余年没有建成，审结一个案件经常要等十来年，以致近年连曝几起腐败大案，有瑜伽大师召集民众绝食抗议，并致警民冲突。而央广观察员解读印度“我行贿了”网走红，认为主要针对的是“小额腐败”，“这与大规模的集团舞弊或者是政府高官的腐败要案是不同的”。至于中国，我们可以知道，社会生活中既需要“小额腐败”的润滑，也不时发生令人瞠目的腐败大案，无论窝案规模、前腐后继接力数、腐败金额，还是造成同样金额的官员级别、民众的愤怒、引发的冲突等，都不断刷新。
　　大多数人只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很难横向感受不同社会的腐败状况。印度“我行贿了”由“海龟”创办，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有生活的对比，才更不能习惯印度随处存在的腐败。网站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表明人们对“正常化了”的腐败有着内心的不满，只是这种不满需要唤醒并获得表达机会。
　　人们视日常的腐败为“正常化”，换一个视角来看，则可以理解为对革除腐败的“心死”，哀莫大于心死。在中国，已被“正常化”的，不只是日常所见的“小额腐败”，而且越来越包括“巨额腐败”。当一个官员被查到受贿10万元时，会有人说，“这简直是一个清官！”
　　中印有着不同的制度，但在清廉指数的得分上相差无几。这容易引导人们从两国间的相似之处去寻找原因，例如都是人口大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等。但细看清廉指数排名表，会有很多困扰。
　　清廉指数的排名显示了一些规律。总体而言，北欧地区有更好的得分，工业化国家基本没有落入极端腐败档次，但5分以上的轻微腐败一档，其中不乏巴巴多斯、卡塔尔、智利、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香港、台湾、澳门都腐败轻微。
　　G8国家集团除加拿大和德国进入前15，日本与巴巴多斯相当，英国落后于卡塔尔，美国和法国落后于智利。意大利仅有3.9分，甚至落后于马来西亚、纳米比亚、加纳和卢旺达。俄罗斯更是仅以2.1分位列154，列入最腐败国家。而与俄罗斯类似的转轨国家中，匈牙利、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等腐败轻微，阿塞拜疆、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却陷入极端腐败深渊。
　　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社会发展水平、社会转型阶段……到底什么因素决定腐败发生的水平？也许腐败没有单一的成因，反腐也没有“葵花宝典”，但反腐确有基本原理，那就是始终围绕限制权力。在不同的地方，反腐必有其至为紧迫的问题，无非是限制权力上有不同的欠缺。例如，印度可能需要反腐的“强力”，但若像某些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印度的民主导致了腐败泛滥，恐怕就是乱点鸳鸯谱了。
　　至于中国，至为重要的大致上从制度是吸纳民意、扩大监督和开放舆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人大辩论、听证、质询与弹劾制度，新闻媒体“扒粪”行动，包括“我行贿了”网站在内的各种网络反腐行动（其实也是公民申冤或公民报道）等等，都应有存在的必要，给予展开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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