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 名词解释【巴尔加斯略萨,出青楼入殿堂】

　　与作家交谈要对症下药:除了文学,同俄国作家首选谈独裁,同德国作家最好谈哲学,同美国作家谈种族与身份,同拉美作家?当然应该谈性。且看智利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20多岁出使南洋,身无分文地醉倒在烟花柳巷,靠着崇拜者的接济才缓过劲来。他还把这些事美滋滋地写入自传。《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美则美矣,通篇是欲火焚身的劲道。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同样不得了,娶了自己的姨妈,虽然后来离了,但已足够用来完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这部震动一时的小说。
　　可以说拉丁美洲的历史是被欲望,更直接一点说,是被荷尔蒙驱动的。政治与性,这一外一内主导(或者说搅乱)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在这块大陆上融合为一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体人。
　　
　　高压军校与贫民区“天上人间”
　　
　　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一本小说《城市与狗》里的故事发生于军校――那里的一群学生,不论出身纨绔还是低贱,生性凶横、狡诈还是懦弱,都是处事不分轻重,完全听凭即时感觉的家伙;因为没有女人,一条母狗自然而然成了这群少年心照不宣的发泄对象。作家在描写时几乎从不触碰人物心理,所有人都在军校管理者的高压下冷漠、孤独地踽踽而行。
　　拉美国家的军校,说白了就是孕育未来独裁者的地方,兽交可不是他们想要的好名声。因此政府震怒,以至于公开焚书,但是巴尔加斯•略萨亲自在里面待过,所以书写得逼真紧凑,很快赢得了赞誉。对他来说,世界观在此刻已经成型了,它直接生成了后来被称为“解构现实主义”的那种写法:线索多头并进,情节相互交叉,个人的经历、个性甚至容貌都埋没于蝇营狗苟的群像之中,全无精神救赎可能。
　　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二本书《绿房子》,国内第一个中译本译作《青楼》,同样是群像式的描写,同样取材于他自己的眼见耳闻:那是在1945-1946年,年方10岁的巴尔加斯•略萨随母亲在沙丘上的秘鲁小城皮乌拉生活了一阵,发现那里有座绿色的茅草屋。6年之后他中学毕业,重返故里,刚好到能逛它的法定年龄。作家后来回忆道:
　　“我也曾去过那座妓院。那里的气氛很怪,因为那座妓院很特别,是那种不发达城市型的妓院。它只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妓女都呆在里面,还有一支三人小乐队,由一个弹竖琴的老盲人,一个绰号叫‘小青年’的吉他手,一个貌似摔跤手的卡车司机(负责敲锣打鼓)组成(卡车司机名叫博拉斯)。……那时嫖客们到那里找女人,然后双双到外面的沙地上、在星光下寻欢作乐。那种情形我终生难忘。那是一段重要的插曲……”
　　这是拉美贫民区版的“天上人间”,虽然没有催情的灯火、幽秘的背景音乐,只有被无数人的体液浆得板结的发黄床单,纵欲之后的人们还得费力洗掉身上沾满的沙砾,然而,“绿房子”却是注册登记后合法经营的娱乐场所,不需要刻意去摆平周围的执法机关。在那里寻找人生乐趣不用照顾自己平日的身份,一躺倒就接上“地气”,赤条条地入天堂。性与政治有着同样的动力发生学,但在这个意义上又彼此补偿:社会上等级差异巨大的个体来到妓院里却惊人平等。
　　“绿房子”里也招待过巴尔加斯•略萨这样一表人才的小子。他像遇到墨水的海绵,拼命吸取当拉美作家必需的人生体验。我们在小说中能看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一样的鬼魅横行的现实,只是后者多了些超自然的、魔幻的成分,而前者完全是由于公共领域的腐败和个体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妓院里的见闻让巴尔加斯•略萨能正视人的共同本能。“这个地区的文明人几乎像印第安人一样地野蛮,那些卑鄙的资本家说到底也是一些穷鬼,也常常死于饥饿。”常年的独裁和贫穷使得人们生死无常,命运无所依恃,于是片刻狂欢的机会备受珍惜。基于这种观察,作家的批判立场就不能不带上一丝同情。
　　
　　与姨妈结婚,与藤森竞选总统
　　
　　人欲固为万恶之源――政治恐怖和性罪错皆系于此――但是有深度的作家不会简单地对其表达道德谴责。1973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出版,主人公上尉在军队中组织流动妓院,听来让人啧啧称奇。故事是黑色而讽刺的――既讽刺道貌岸然的军人政治,又讽刺不能自主的性乱,但是,巴尔加斯•略萨惟独不讽刺欲望本身。
　　肉欲对拉美小说家究竟有何意义?另一位拉美名家、阿根廷人埃内斯托•萨瓦托在《为肉体正名》一文中批评道:当今时代“摈弃了对肉体的认识能力,把肉体驱赶到纯客观的王国,全然不顾肉体是人性的支柱这一事实,把人变成了物……单纯的性生活是可悲的,它无法使我们摆脱原有的孤独。”这就需要动用心理学、文学和艺术去补救。萨瓦托接着说:“只有小说才能全部容纳纯真的思想、情感、激情、梦幻与神话。”也就是说,只有小说才能“为肉体正名”。
　　巴尔加斯•略萨也作如是观。如果说,《城市与狗》只是把野蛮的兽交作为观照性爱的惟一角度,以此表达一个年轻作家冰冷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在随后的众多小说,尤其在以他本人的第一段婚姻为题材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他就在着手用小说这一在他眼里“最高级的文艺形式”来探讨如何通过性爱来实现两个目的:其一是抵抗政治和群体性暴力,获得个人解放――毕竟“解放”是绝大多数拉美人长久惦念的身心感受;其二,就是完善人自己,让人接近完美。
　　今年74岁的巴尔加斯•略萨成名甚早,他的一生注定要靠在性爱与政治两个极端之间左右逢源来滋养创作:前者以同姨妈的婚姻为代表,后者则以20年前竞选秘鲁总统为顶峰。1988年,52岁的巴尔加斯•略萨还是放不下长幼恋的情结,写了中篇小说《继母颂》,正面描写了一个继子与继母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故事,随后又在1997年出版了《情爱笔记》,把这个故事续完:继子阿尔丰索用自己研究的奥地利艳情绘画作中介巧妙斡旋,最后让父亲利戈贝托和继母卢克莱西亚言归于好。在这两部小说里,《绿房子》中群体性的紊乱芜杂消失了,似乎象征着拉美历史脱离了政局混乱的、集体进退的现代,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经营私人空间的当代。阿尔丰索,在他那风姿绰约的“熟女”继母的怀抱里初尝情爱生活的滋味,写得既露骨、刺激又异常惟美,像一坛私家秘制的酒。
　　巴尔加斯•略萨1964年离婚,次年与第二任妻子帕特丽夏结缘。帕特丽夏有一双典型的、让男人想入非非的拉美性感红唇。《情爱笔记》中的尤物卢克莱西亚,既是阿尔丰索的继母,又是利戈贝托第二个妻子,显然集胡利娅姨妈和帕特丽夏两者于一身。读者几乎说不清哪些性体验是他的虚构,哪些又是他的亲身经历:对他来说,同性恋(不包括鸡奸)也好,长幼恋也好,意淫癖、目淫癖、窥淫癖、异装癖(只要没有虐恋)也好,都不能简单地用“变态”二字打发。它们是欲望的各种变形,尽兴地释放它们,能让个体――尤其是遭受社会环境或个人逆境凶险压迫的个体――得到雪中送炭般的拯救。
　　
　　以性爱反抗独裁、抵御庸俗
　　
　　这就是性爱促使人完美的地方:首先是关系发生的自决和平等;其次,更重要的,是性的真诚――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巴尔加斯•略萨的坦荡使其喜欢与人谈他与姨妈的恋情,他认为清纯少年倒在性感母亲的怀里,不啻是个完美的开始,通往一种无拘束的、奔放的、富有想象力的性情人生:“性爱的开始在一个人的历史上是一个根本时刻,这种开始愈是完美,施与他人生的效果就愈佳。”
　　在七旬高龄,巴尔加斯•略萨依然带着帕特丽夏东奔西走,一会儿担任国际自由基金会主席,一会儿去玻利瓦尔大学领博士衔,顺带批评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新作还连绵不断,可谓精力充沛。《情爱笔记》里的利戈贝托,在健朗、博学和想象力方面,可谓他本人的化身,但作家自己说他比愤世嫉俗的利戈贝托更懂得享乐,享受前辈和同辈的艺术和文学之乐。他甚至暗示,多彩的性爱是利戈贝托这种情趣高尚的知识分子应得的礼物,它刺激了后者的思想和艺术灵感,助其在拉美语境下发出反抗独裁、抵御庸俗趣味的声音。
　　文字中的“青楼”已成了某种逝去的象征。倒不是说名作家逛过的窑子就比图书馆还圣洁,但它确实比任何现实中的性交易场所更配得上精神牵挂。待到军政府的狼烟散去,《情爱笔记》把性的舞台搬到了宁静的室内,搬到了绛红色的天鹅绒床单上――读过小说的话,你一定会记得那许多与肉体缱绻一处、舔舐着蜂蜜的小猫。那里的性爱不再是青楼里的即刻纵欲,而是被艺术和思辨交相辉映的令人信服的完美。在人欲横行的拉丁美洲,巴尔加斯•略萨的欲望写作打开了自己在世界文学领域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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