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历造假处置案例 学历造假是一种社会病

　　面对“学历作假”的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在沉默一周后接受《名汇FAMOUS》的记者采访时说道:“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成功似乎快走到了尽头。但正如癌细胞扩散般,它还会以不同的版本在我们的社会里上演,唐骏的逻辑只不过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注脚。
　　据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中,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7.5万人。仅2005年,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就办理了3万例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与此同时,归国人员的学历造假案例也开始增多。
　　他们有的家境殷实,但在国外自制力差,无心完成学业,为了回国后能向父母有个交代,于是便购买了一纸假文凭,就如《围城》里的方鸿渐,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有的走捷径,打着名牌大学的假文凭,或者“野鸡大学”的真文凭为回国工作铺路。
　　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本地假文凭消费市场。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被发现,虽极少有坐牢的例子,但是终身的信誉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直接关系到正常生活的维系,包括房屋汽车的贷款批复、信用卡的申请、应聘工作的可能,以及社会舆论的道德压力。
　　在中国,文凭始终扮演着古代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先入为主地诠释了一个人的价值,而这也是韩寒之所以受人追捧的原因,因为他成功地跳出了这套被预设好的社会价值体系,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文凭对于公司员工是饭票和升职书。从智联招聘薪酬数据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文凭的作用:2010年大专毕业生平均起薪工资1607元,本科为2321元,硕士为3254元,博士为4681元。
　　另一方面,当社会阶层流动固化,那些既无社会关系,又无前途的“夹心层”广泛存在时,文凭更成了不少人往上爬的“救命稻草”。尽管这很可能只是一根“虚幻的稻草”。
　　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生存成为了第一考虑,为此更可以不择手段,突破一切道德底线。
　　而当这一切都发生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对碰之时,机会主义便开始泛滥,西方倡导的契约沦落为工具而非精神,诚信危机随之而来。
　　学历造假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的中国诚信危机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商业领域,我们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的商业交易;在体育界我们很难再去相信一场国内职业足球比赛的真实性;而在教育界,那些剽窃和购买论文的教授面对汹涌的批评依然毫发无损,高等教育机构滥发文凭也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唐骏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并非只是学历与能力之争,而是它或多或少激发出了每个人身上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共同编造的谎言现实。
　　“学历门”风波也许很快就会被其他新闻事件所掩盖,一切还会照旧,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时代“楷模”的倒下。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追查造假的源头和行为,就算无法减少作假者,也要让诚实者不再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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