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一个民办教师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个8岁的小男孩不断跳向墙壁然后摔下来――他想给我表演“飞檐走壁”。“怎么飞不起来?”他自言自语，纳闷了好一会，又开始双手合十原地打转，口里念念有词：“降－龙－十－八－掌……”皓龙享受着暑假时光，他可以无拘无束地看武打片，幻想长大后当一名身于敏捷的警察。另外，有客人来看望母亲时，他还可以撒娇，嚷着吃各种零食；要是不被满足，他就拉扯母亲的头发，大声吵闹，使谈话无法进行，直到被母亲用零钱打发。
　　刘卫芬怜爱地望着正满足地吮吸冰棍、喜欢自娱自乐的儿子，向我解释道：孩子上学时其实很乖，基本没有消费。
　　如果可以选择，教师刘卫芬会希望暑期永不来临。这两个月，没有工资，却要维持一家三口的正常生活，她必须为此准备一年。
　　一年前女儿考上中专之后，她每月600元的收入是这样分配的：自己和儿子200，女儿300，剩下的100留给那漫长的假期。这样有钱可分配的日子还可以过三年，那时，她55岁，儿子11岁。2003年一次性分发的8000元退休金用作女儿的学费，刘卫芬只能寄望她命运顺畅，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养活弟弟、偿还读书欠款及已故父亲生前欠下的两万医疗债。
　　“可谁知道她的命运将会怎样?”刘卫芬陷入惆怅。她喜欢谈论命运，仿佛那是唯一的慰藉。
　　
　　最幸福的时光
　　
　　“我半岁时，有一天房间烧着稻草，那是母亲用来赶蚊子的。我躺在床上，一翻身便掉到火里去了，差点被烧死。3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四姐妹，总是挨饿。7岁，我在池塘边磨镰刀，一失足，淹了好几分钟，我死命地挣扎。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池塘边……”
　　见面不久，刘卫芬便给我讲述开启人生的不幸童年。她一脸困惑，感到神秘。
　　到了上学年龄，她遇文革。早期，“到处都是批林批孔，上课没有课本，闹腾腾的，谁都没有心思上课”。但在记忆中，老师却是像父母一样慈祥，“只要去问，老师都会毫不保留地告诉你。”尽管时代动荡，“人还是比现在的淳朴厚道，没有诱惑，也没那么多金钱刺激”。
　　 上了高中，文革已进入晚期，活动变少了，她却每天都要接受无尽止的劳动，上山砍柴，挑石头……劳动繁重，瘦弱的她曾当场昏迷好几次。
　　1976年，刘卫芬高中毕业，各中小学也渐渐恢复秩序。两年后，村里小学缺教师，她立即报名应试，最终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并下决心要像从前的老师那般慈爱。
　　她工作出色，屡屡被评为优秀、模范教师。十余年后，作为大龄青年，她终于拥有了为期10年的婚姻生活。
　　1992年，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中国，她丈夫也成为深圳民工大军的一员。他做过水泥工，踩着三轮车运过煤。没活干的时候，他在工棚读《红与黑》、《复活》、《西游记》……也读物理学，做数学习题集，学习无线电维修。一回到家，他就给她讲故事，唱歌，编织各式各样的小竹凳、大竹床，并面上小鸟和花草。
　　那是刘卫芬最幸福的时光。她努力工作，对未来充满憧憬：有一天，她将成为正式的人民教师，丈夫不再出外打工，晚年美满。
　　
　　我在村里启蒙了两代人
　　
　　通往白羊小学的村道漫长而寂静，小黄牛慵懒地趴在路边打盹，在一片青山绿野之中，白色的校舍像一只蜗牛渐渐展露出来。在学校边上，我遇到两个抽烟的中年女人，听说我来采访刘卫芬老师，其中一个叹了口气，“像她这样的忠诚的人太少了，可惜在底层，没人知晓。”
　　任教30年，刘卫芬几乎都带小学一年级。镇上有十多所小学，她的教学成绩总在前三名。“我在村里启蒙了两代人，”她伸出两个手指，只有在这些时候，她才是自豪的。
　　她说教一年级要很有耐心，很细心，“手勤脚勤眼也要勤”。班上有40来个学生，他们走到哪，她跟到哪。她教小一些的孩子系鞋带用厕纸。午餐时，她把饭菜端到教室，给他们盛饭、洗碗、打扫教室。她也教他们养成良好习惯，上课前孩子们伸出双手，她看到剪指甲的就奖励一朵小红花。下课时她跟着学生跑到操场，看着他们玩，也高兴地跟着玩起来。
　　2003年，她从镇小学转去白羊小学，一些智障儿童也跟着去。“只有刘老师才教得了我的孙子，”其中一位爷爷说，“孙子读了三个学前班，两个一年级，最后是刘老师教会他识字，和10以内加减法。以后他去打工我就放心了。”
　　刘卫芬则说，“我不愿他们长大后怨我，远远指着我说，“我就是栽在她手上的。”…她回忆起几年前的一名“特顽生”孙锋。那时他读五年级，母亲病逝，父亲长年出外打工，他则常常偷盗，勒索同学。
　　她决心感化他，但去找他时，他从不搭理，甚至没看她一眼。刘卫芬总是想：他是人，也有感情，你要是真心地爱他，他也会感受到。
　　一个下雨天，刘卫芬路遇孙锋，她朝他微笑，还没开口，男孩就抓起一把泥巴扔到她脸上。“孙锋，你怎么这么恨我，我也是为你好。你为什么要扔我?”刘卫芬擦了擦脸，平静地说。
　　“怎么样?”男孩故意顶嘴。
　　“没怎么样，老师只希望你是一个好人，”她说，“我不怪你，你回家去吧。”
　　孙锋走了，之后几天都没来上课。刘卫芬于是家访，把他劝回校，绝口不提那把泥巴。她对他说：“老师就像你母亲在世一样，你母亲一点一滴地关心你，老师也愿意这样。以后你去到哪，都跟老师说一声，我能帮的，一定会帮你。”
　　后来孙锋返校了，和她开始有了接触。刘卫芬发现他喜欢童话、寓言，便常给他买或是借；发现他头脑灵活、喜欢动手，就收集手工制作材料给他，结果他自动制了自锯、小飞机、小吊车。
　　
　　平安带来的希望
　　
　　刘卫芬的房子有两层楼，那是1993年丈夫花了1万8千元建的。楼上早已尘封，他的旧书籍、竹凳及她成堆的荣誉证书静静躺在角落。
　　楼下打扫得干净，偌大的客厅，只摆着几张小凳子。屋后的小菜园种满番薯，她想拔掉一些枝叶，揪起来却是一大串，番薯藤紧紧纠缠着。
　　2000年元月，刘卫芬意外怀上了孩子。两个月后，得知消息的丈夫很高兴，要她多休息并提及自己胃痛，但他说“只要吃点馒头就没事了”。再过两个月，丈夫在一个深夜突然回家，那时，他胃癌晚期。
　　刘卫芬被告知：如若做手术，丈夫可以再活五年，否则寿命只剩一年。她于是四处借钱准备手术，同时，她陷入两难的选择：孩子生，或是不生。
　　“拿掉孩子，对丈夫太残忍了，他多么需要安慰。”另一方而，“要是孩子不健康，她和孩子将痛苦一辈子。”她想咨询医生：究竟癌症遗传率有多大?却又害怕知道答案。最终医生回答含糊：遗传率不是很高，但也不是没有。
　　还是生下来了。9月份，孩子出生的第九天，家里举行了洗澡仪式，因为新生儿的到来，这一家四口有了最后一次欢乐。一个月后，丈夫身体垂危，两次手术后，在第二年4月份，他离开了人世间。
　　丈夫病逝一个星期后，刘卫芬返校上课，继续管着孩子们的各种琐事。她需要在繁忙中忘却伤痛，也需要那笔一停下来就没有的工资。
　　在儿子无所畏惧的哭啼和闹腾中，刘卫芬好不容易熬到2003年。这将是她转正的最后一次机会，考不过，只能从教师队伍中被淘汰。
　　事后想来，刘卫芬还是有些委屈，“只差一分就到达分数线，按照规定，受县政府表彰可以加两分。我曾被县妇联和县团委评为先进，但教育局说，县妇联和团委是部门，不是政府。”
　　她渴望得到同情，尽管“谁也不愿得到‘同情’这两个字，但走投无路的情况也只能这样”。对同情她的人，她将由衷感激。
　　有一天，白羊村平安希望小学校长来到她家，聘请她为老师，并承诺免费提供三餐并免去儿子学杂费。来到白羊小学的她更加努力工作了，“你不工作，更让人瞧不起，你活一天，我也活一天，你工资高，我工资低，但家长都要求我教，都信任我，我就感到很高兴。”只有把学生教好，她才拥有安慰。
　　和刘卫芬告别，已是傍晚。皓龙跑跑跳跳了一天，肚子也饿了，趁母亲不注意，他钻进小卖部，迅速拿起一对鸡爪大口啃起来。刘卫芬则紧紧握住我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人来关注我，相信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她想起了童年，想起村里那个失去三个夫、两个儿子的苦命女人。
　　如果可以选择，她还将会是一名教师，她说，“命运的不住，做什么都一样。或许这样活得更有价值。在人世间，还有许多人命运很坎坷，都走过来了，我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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