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说谎话一个说真话 [袁伟时八十自述: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从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是袁伟时的经历，也是一代人的经历，更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许多人仍在重复的过程，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成人。
　　
　　12月15日，是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80大寿。这位自称“80后”的老少年送给自己的生日寄语是：“笑看尘嚣，该说就说！”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他最初学经济学，而后哲学，再后来转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拓宽领域，发出声音，最终在学界内外有所建树。
　　袁伟时真正的学术生涯是在“文革”后才开始，以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拓宽了整个思想文化史领域；以《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颠覆了传统学界的近现代人物研究。近些年，因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的“冰点事件”，更是把袁伟时推上了风口浪尖，引来出乎意料的轩然大波。
　　“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袁伟时说。从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是袁伟时的经历，也是一代人的经历，更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许多人仍在重复的过程，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成人。
　　在“80后”的名单上，还有茅于轼、江平、袁隆平、李泽厚、吴敬琏......以及已经离去的吴冠中、朱厚泽，这批知识分子，生于忧患，长于离乱，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进入二十一世纪，白发苍苍却依然立于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前端。那些丰富与跌宕的人生经历已不可复制，他们的精神跨度是从古到今、贯通中西的全息镜像，其思想学术观点得来更是不易，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最为宝贵的财富。
　　
　　困惑
　　我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时，1956年年初，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到英国去访问。那时全国学联是附属在团中央的一个机关，曾经邀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个学生代表到中国访问，对方按照惯例邀请中国两个念经济的学生回访。全国挑选了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宛樵、一个是我到英国回访。访问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很困难的，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机场，在公认最好的吃饭地方，我们吃面包时奶油吃完了问服务员要，但说没有了。回程的时候，在莫斯科红场，看到最大的百货公司门前有很多人排队，干什么呢？排队买皮鞋，从二楼排到大楼外。我们感觉很奇怪，就到百货公司里面去看，货架没有多少货物。街上行人穿得很好―多数穿呢大衣；冬天，零下天气，但到处看见手持冰棍―广州人说的雪条在吃的人；这是莫斯科的印象。
　　后来到布拉格，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学联招待我们，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饭店，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招待我们吃住。有一次他们问想吃什么，我随口就讲，想吃鸡。没有！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也没有鸡。第二天他们很高兴说可以请我们吃鸡，盘子端上来，那一口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是咬不动的。他们带我们到街上看，供应也很困难。
　　但到了英国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恢复正常了，供应完全不同。那时候两个对比非常强烈，但还没有怀疑到整个制度问题。我们还是很坚定地为自己祖国辩护的。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刚好有两个美国学生来到那里，学生会就组织我们和他们辩论，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一些旁听的英国学生说，东方脑袋就是行，当时觉得很得意。
　　我研究生毕业回广州，一上火车就给了我一个很震动的消息：现在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两毛钱的肉。两毛钱肉是什么概念呢？一块钱一斤肉，两毛钱就是2两肉，很少。上海和北京是全国保证的重点，无论怎么困难，那边的物质供应都很充足的。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大跃进”后经济完全没办法研究了。上课只能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基本观点讲，讲自己的观点不行，而且经济资料是保密的、封锁的，完全看不到。我这个人又爱动脑筋，什么事情都要寻根问底，所以很不适应。我想，历史或许是个比较宽的天地。于是就开始读历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这样我就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文革”后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后来下乡，我们去的是个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围田区，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广，吃饭不成问题。后来搞起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做法令人生疑，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全靠拼体力、加夜班，很不合情理。没有肥料，就动员人家将老的泥砖屋拆掉做肥，其实作用不大。而且指标越来越高，最初说增加20%到50%，后来说100%。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我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亩产800斤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个秋季要将产量提高一倍，这是有常识的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但这却是县委的号召与决定，作为共产党员，要不要听？很多人跟风，走过去了。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所在的高明县大楠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我一眼，说：你认为行？我不吭声，脚跟也不动。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
　　
　　觉醒
　　幸好在那个时代还能够读书。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1949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胡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读的，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图书馆馆员何永钟先生费了很大劲把《胡适文存》帮我找齐。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何先生又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我读了以后，感觉他们讲得都对，与我中学时候读《观察》领会的东西很符合，就是教你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民主。
　　1980年，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彻底觉醒，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治学方法。我撰就《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寄给《哲学研究》。过了几个月，突然有编辑部的人来找，诚恳地说，你的文章中哲史组一致叫好，推荐给主编；他认为要慎重，决定邀请五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审查，结果认为观点不妥，不能发表，十分抱歉。来者是日后成为好友的蒙登进兄和一位姓张的女编辑（非常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仅是不同意把胡适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说成是唯心主义的渣滓。应该说明，这不是正常的匿名审稿。他们是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为尺度，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应该发表；坚决反对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他是主流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就这样，文章不能够通过审查。三年后，此文才在《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上原文照刊。
　　鲁迅反专制，但他不知道现代社会是怎样的，所以他把苏联作为榜样和理想。其实真正了解人类理想、现代社会的人是胡适，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研究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人。我是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都赞成自由、民主，我很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我也认为是对的。
　　当时他们是从自由民主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像李大钊，他讲社会主义是从民主的角度讲，他认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在现阶段的表现。
　　这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也有反映出来。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在当时，这本书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也做出很多创见，对马克思主义还是肯定的。
　　我真正彻底地醒悟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后知后觉者。90年代初写了《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那是我学术生涯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近现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颠覆性的。许多流行很多年关于晚清研究的历史观点，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对林则徐、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和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评论。
　　1994年我退休以后出了一系列的书，学术成果看起来更多些。退休前出了两部书，退休后有十来本吧。当然，之前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对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王星拱、杜亚泉等人的书籍。我的那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里有专章、专节的三十多个人，大体是别人没有好好研究的，后来好些研究这些人的都要来找我。
　　后面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的观点出来，那是跟治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研究一个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读他的著作。鲁迅有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知人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年去读他的作品。很多人对前人的论述不对，只是笼统讲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几个段去讲一个人，脉络分得比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变就很准确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么讲，持怀疑态度。
　　我越来越体会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我的真话和自己的话从哪里来，我的学术成就就在哪个地方。我的学术重心有很多是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重任就是摧毁虚假的历史现象、摧毁那些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
　　
　　史观
　　我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从“五四”开始，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新文化运动就萌发了。即使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也是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现在再提出新文化运动，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人类现代文明各种优秀的东西，不要再耽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我一直很坚定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寄给该院。但三年后才在山东《哲学杂志》刊出。
　　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此文也还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林毓生教授观点的。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在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的《文化与传播》上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年。
　　说回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其实是2002年就在《东方文化》刊出的旧文。因为只印刷几千份，影响不大。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电话来找我。他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他说在网上发现我这篇文章，感觉写得很好，在《冰点》发表好不好。我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你要是愿意再发表，我同意。他很高兴，就发了。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谨慎，我认为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还没有说，只挑了两个反驳不了的事实说。引起轩然大波是出乎意料的。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已经离休了。我个人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写作，不参与其他事情。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我自己也很宁静，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非常自信，我对，那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今年我感觉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报社主办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文史参考》，一位编辑打电话来约我写稿。说：今年是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希望我给他们写篇重点文章。我就说我的观点没变，你能发表吗？他说他们讨论过了，能发表。结果我就写了6000多字给他，《圆明园：苦难来自封闭与落后》，从题目就知道内容了。历史真相毕竟掩盖不住。
　　这篇文章其实跟当年《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观点是延续的，核心观点一点都没变，而且我补充很多材料，讲圆明园苦难的原因在哪里。这个与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跟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为什么我要批评中国人做错的事情，正是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国家民族范畴中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处理一些事情就是错的。
　　比如说为什么圆明园会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联军进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和他们打，结果打败了。北京当时要求谈判，英法联军派出大约40人去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协议。这个时候，僧格林沁亲王却把参与谈判的英法两国的人扣留起来。这就是涉及文明的问题，怎么可以扣留谈判人员呢？战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亲王的军队依然是不堪一击，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协议以后，英法联军就要求交还扣留人质，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个星期依然交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其实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还受了酷刑，一个法国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联军非常愤怒，他们就商量要惩罚清政府，又不致伤害平民百姓，就决定把圆明园和附近的皇家园林烧掉。之前有过抢夺圆明园的事情发生，但还是小规模。当然抢掠和火烧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这个方面的。
　　我批评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维护人的尊严，人类文明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束缚人类的野蛮性。所以，我今年明确提出了我们要树立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就是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来解释历史现象，我对这个一贯都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说人类一开始就讲自由，讲法治，讲文明，讲民主的。从古到今的历史要怎么去解释，对古代历史的判断，我认为文明史观是最为准确的。不论渐进也好，还是革命的方式也好，文明进展到哪一步，都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而且是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文明史观。
　　（本刊记者罗小敷及孙红璎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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