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主义者 生存主义在中国

　　几年前超女在上海体育场演出,与李宇春的粉丝大张旗鼓不同,周笔畅的粉丝静悄悄入场。但是有个朋友当即对我说,那些年轻人是广州来的,“笔笔”。原来他们的背包泄密了――数十人一律挎在胸前。当年广州“飞车党”肆虐,人们都习惯把背包当成“胸包”,这就是一种生存主义行为。
　　“9•11”之后,美国并没有多难兴邦,反倒是灾难连绵:恐怖主义、战争、洪水、经济危机……简直就是古书上写的世界末日景象。尽管美国人仍然比谁都过得好,但是其中一些人开始寝食难安了。他们认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到极端生存体验,不是突如其来的天塌地陷,就是不可理喻的恐怖分子。于是他们每天都做好出门再不回家的准备,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以便在危险中跑得快、活得久。这种人叫生存主义者或者生存狂。
　　这些生存狂像是心灵受伤的孩子,不再信任自己过去以为繁荣昌盛的祖国。问题在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受挫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一霸,因此他们失望之后基本上没有想过移民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仍然奉行“自力更生”的美国精神,学习知识,强健体魄,购置装备,恨不得去派出所把名字改成“史泰龙”或“史瓦辛格”。
　　中国媒体对生存狂的报道,多少带有惊讶的态度,仿佛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奇怪的物种。这倒不让人意外。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列子就讲过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那个杞国人是生存主义思想的先进代表,整天担心天崩地坠,愁眉苦脸。如果没有人及时给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行动上的生存狂。好在中国从来不缺少思想辅导员,也就是“忧彼之所忧者”。和现在的思想辅导员一样,这些人不仅对人生和世界抱持乐观主义态度,而且还懂得一些科学道理。他对杞人说,天就是积气,“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怎么会坠落呢,就是坠落了也砸不伤人嘛;地呢,到处都是土块,无处不是被土块填得实实在在的,怎么会塌陷呢?结果,杞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列子拿这个故事来讲道家的理论,叫人们卸下思想包袱,顺应自然,淡薄虚静,无用而用。不过这个故事几乎合乎所有中国人的胃口。大家都不喜欢那些大而不当的念头,你未雨绸缪值得表扬,杞人忧天就显得可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实践理性”,用多少想多少,避免浪费。即便是盛世中的皇帝,也只想到万邦来朝,而不会操心“夷蛮人民”的生活。
　　现代中国发生过很大的改变,在思想理论上也搞起了“西方那一套”。但很快,人们还是重温了包括“杞人忧天”等一系列古代智慧,觉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比较踏实。
　　“忧彼之所忧者”的思想工作,看起来是循循善诱,其实是利用政治和社会文化“不许忧天”。慢慢地,大家也就变得不会忧天了。生活有麻烦怎么办?巴结权贵,再找机会成为权贵。国家有问题怎么办?到美国去拿张绿卡啊。地球要毁灭怎么办?美国人不是正在想办法吗,世界警察哪有那么好当啊?美国靠不住啊,他们那儿出了一批生存狂人。哦是吗,介绍一下他们都怎么装备的,我们也跟着准备一点吧!
　　这倒不是说中国没有生存主义。如果说美国的生存主义者面对的是不可控制的他者,彗星撞地球之类――即便是恐怖主义分子,也被想象成了外星人――那么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全部都用在了可以操控的邻居、同事、领导和亲戚朋友,当然还有街上的歹徒。因此,我们的生存主义行动,基本上都是“背包变胸包”。领袖的教导记心上: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相信大多在人情世故中已经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中国人,还真是没有闲情雅致去搞那些极端的生存准备。很多人甚至会想,2012快快来吧,正好也是一种解脱。
　　解脱是一个佛教用语。世界上大多的宗教,都有面对人类灾难的终极关怀,也就都有世界末日的描绘。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是审判日,那一天虔诚信主者有机会跟随主去往天堂。佛教把世界分为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坏”的阶段并不是菩萨来选人的时机,而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世道轮回。尽管生存狂有点挑战上帝的意味,但是宗教让人可以想象世界末日,或者敢于面对终极恐慌。中国文化本来就部分地化解了外来宗教的这一思想,后来则更是连宗教本身都遭到打压。近年来人们不那么嘲笑西方的“杞人忧天”,宗教复苏也是一个思想支持。
　　就世俗文化而言,大众媒体对“和谐社会”的塑造功不可没。尽管中国的天灾人祸并不比别处更少,但是媒体总是绞尽脑汁地,教会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变坏事为好事,在灾难中看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下,生存狂自然是有点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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