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实业兴学之先驱:注册实业公司的条件

　　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说过：“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这不是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弃武办学 　　张伯苓出生于1876年。那时正是清朝末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我国。年轻的张伯苓以优异成绩考入水师学堂，准备毕业后参加海军。他想亲手驾驶战舰，筑起海上长城，抵御列强侵略。
　　1894年，张伯苓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历史性战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此时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交出威海卫的控制权，并无礼要求清政府将威海卫的租借权转让给英国。通济舰到威海卫之后，中国官兵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了中国自己的龙旗。但是，这一美景仅仅是昙花一现，不过半个月"英国方面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清政府降下龙旗，升起了英国米字旗。目睹国帜三易，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决心从海军退役，投身于教育事业。
　　当时科举虽还未废，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班有志青年的愿望。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故乡天津，从事教育。从此，张伯苓的人生与“南开”牵系在了一起。1907年，南开中学堂办起来了，张伯苓任校长，施展了他的办学才华。从南开的建校缘起不难看出，南开精神滥觞于爱国主义。他提出：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成立。
　　
　　化抗日热血为南开精魂
　　
　　1931年9月20日，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张伯苓发表《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勉励南开学生“抱为国奋斗至死不腐之志，将问题观察透彻，认识清楚，沉着精进，从事准备工作”。同时，他停开迎新会和校庚纪念活动哀悼国难，举办国货展览会抵制日货，赴南京请愿呼吁团结抗日，组织募捐队，支援19路军抗日。张伯苓不顾私立学校的财政负担。先后接纳了78名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免费借读。
　　此外，张伯苓根据东三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状况编写了―本教材《东北经济地理》，作为高年级的必修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3年冬天，侵华日寇在喜峰口长城附近遇到中国守军的殊死抵抗。宋哲元、赵登禹、何基沣等将领率第29军与敌人展开激战。最终29军采取雪夜突袭用大刀与敌人肉搏的方式大败日军。但是后来，狡猾的日军悄悄地绕过长城，前后夹击，使中国守军大部阵亡，长城内外，血流成河。张伯苓和南开师生始终心系为国杀敌的壮士，喜峰口战役之前，部分南开师生就曾到河北三河慰问29军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抗战。
　　1934年春天，清明节的蒙蒙细雨让张伯苓始终放不下祭奠英烈的念头，他派赵宜伦、沈士杰、郭荣生三位同学代表南开全体师生，前往埋葬喜峰口阵亡将士尸骨的石门镇扫墓、献花、植树。临行前，张伯苓对这三位师生代表说：“29军和南开学校，可以说是两个弟兄团体，因为这两个团体的目的与精神是相同的。南开之不忘他们，正如同弟弟不忘杀贼身死的哥哥。”4月10日下午，三人来到英烈安息处，恭敬虔诚地献上两个花圈，上下款写的是：“敬献给29军全体抗日阵亡将士灵前天津南开学校大、中、女、小四部全体师生鞠躬”。
　　1934年10月，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开幕式上，张伯苓作为总裁判长坐在主席台上，南开大学的280名学生坐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学生们用紫白两色的布旗组成大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并唱起了悲壮的爱国歌曲，歌词中有：“众英儿，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南开学生的歌声，唤起全场观众的爱国精神，观众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时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领事，十分恼火，提出抗议。而张伯苓置之不理，事后还鼓励学生说：“下次还这样干!”
　　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授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令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筹建西南联大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9月开学。
　　1937年7月底，日军武装进攻天津，首先轰炸南开大学，使张伯苓经营近二十年的这所高等学府化为灰烬。张伯苓公开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这位62岁的老人的话是昭告世人的民族宣言。其后，南开大学南迁昆明，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期间，三校风云际会，艰苦创业，和衷共济，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1938年4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三校既联合，又独立。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由梅贻琦来掌管。
　　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校舍作的基础。
　　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毕生心愿“为公为国”
　　
　　临近抗战胜利，张伯苓多次谈到南开的发展前景。他说，我计划战后南开要慢慢向全国发展，设想在天津设南开学校本部，各地设南开分校，以津校为根本，以分校为枝叶。张伯苓还提出要进一步把中国青年训练成世界青年，为人类服务，为世界造福。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内战，张伯苓的发展计划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把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小学和幼儿园都献给了国家。1950年1月，他在病中对看望他的学生们说：“我一辈子只有一个志愿，就是把南开办好，他的身体康复后想回北方，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闻讯派飞机将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在北京暂住期间，周恩来时常看望张伯苓。这年9月，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生命弥留之际，他给南开学子留下遗嘱：“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张伯苓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靛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他的学生吴大猷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对学术的贡献，间接地都是来自张校长。”

相关热词搜索：兴学 先驱 实业 张伯苓：实业兴学之先驱 张伯苓实业兴学之先驱 实业兴学之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