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命不养心,东方文化的失态]养心就是养命!

　　东方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过日子的文化追求平安,追求生命的长久。近半个世纪以来,当西方人发现在“更快、更高、更强”目标下产生的“丛林法则”和“快餐文化”出现弊端时,纷纷将求救的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致力于发掘“中和”的功用,以达社会和生命的长久。
　　
　　4年前,翻看有关介绍中国养生的英文书籍,我们能看到着实迷惑的西方人将“五脏六腑”译为“五个仓库六个宫殿”,将“白虎历节”(关节肿痛)译成“白色的老虎在奔跑”,将“公孙”(穴位名)译为“爷爷和孙子”。“养生”,在西方人眼里代表着东方神秘。
　　其实,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谁又能真正说清楚什么是养生呢?不甚了解,才会有如么多“悟本‘苯醚’”、“李一‘乙醚’”。“隔壁菜市场就是最好的医院”、“厨房就是你家药房”、“水下胎息2小时”等等夸张不靠谱的言论在中国人潜意识里有着深厚的土壤。
　　
　　东方养生是过日子的生命哲学
　　中国的养生从何而来?有研究者认为,“自从人类始祖诞生的那天开始,养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就随之问世,最初是上古先民为抗御严酷的自然环境,调整体力,抗御疾病,防治疾病的需要”。
　　据南宋时期的神话历史集《路史》前纪卷九记载:在三皇五帝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我国传说中的“阴康氏”部落的先民由于生活在潮湿的自然环境之中,加上劳动繁重,所以不少人得了“关节不利”的毛病。为了对付这种疾病,“阴康氏”部落的先民发明了一种“摔筋骨、动支节”的养生方法。“阴康氏时,水渎不疏,江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着而多重,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谓大舞。”所谓“大舞”,据后人解释是一种类似于导引的养生方法。其基本作用是通利关节,散瘀消积,以保持健康。
　　这来自神话,真正有文字可考是到殷商时代,已经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有关个人卫生(如沐、浴)和集体卫生(如大扫除称“寇帚”)之类的记载,证明东方祖先已经注重环境对于生命健康的影响。
　　而至西周,设有食医专门掌管周王与贵族阶层的饮食,其医疗体系以“食医”为先,“食医”的任务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提出饮食调理要与四季气候相适应;周代还有了专职主管环境卫生的职官,如“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薰之”、“壶涿氏掌除水虫”使水清洁等等。可见,祖先维护生命健康的门类逐步扩大,并将之体系化,有专人各司其职,社会文明在进步。
　　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对养生的记载便十分具体了,连私密的房室起居与健康的关系都堂而皇之记载在《左传》中。如秦国医生医和为晋侯治病,指出晋侯之疾是“近女室,疾如蛊”(《左传?昭公元年》),房事多劳导致疾病。私生活都贯彻了养生的思想,可见养生已作为指导东方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存在。
　　这与西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方式。研究者认为,中国养生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及由此产生的生命哲学。而西方缘起是游牧文化,是迁移的文化,开疆拓土的文化,因而也是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追求力量,追求功利,追求及时行乐,追求曾经拥有。最明显的体现便是西方以重体育锻炼来保生命延续,最早的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训练战士和提高士兵战斗训练的兴趣而设置。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则将这一精神概括为“更快、更高、更强”。
　　而东方的农耕文化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过日子的文化追求平安,追求闲适,追求细水长流,追求生命的长久。两方文明都有利有弊,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当西方人发现在“更快、更高、更强”目标下产生的“丛林法则”和“快餐文化”出现弊端时,纷纷将求救的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致力于发掘“中和”的功用,以达社会和生命的长久。西方到东方来求的是东方文化的生命哲学。
　　
　　养生先养心,独特的东方文化
　　东方养生到底养的是什么?及至春秋战国,中国养生已到达一个黄金时代,不单指养生门类、方法的繁多,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养生具有了哲学思想的高度。
　　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理论形态的养生学命题。其后孔子在《礼记?中庸》中又再次肯定:“大德必得其寿”,他认为讲道德的人,待人宽厚大度,心旷神怡,体内安详舒泰才能高寿。
　　在医学不发达、人均寿命30来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人生七十古来稀”,孔子绝对是“寿星”级人物。要知道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67岁丧妻,69岁丧子,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不得志,颠沛流离,有时候被人追杀,有时候挨饿,吃了上顿没下顿。然而逆境中孔子却仍能得享古稀之龄,这与他养生贵在养心、养德有关。
　　儒家对中国养生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西汉前期儒家大师董仲舒则将中庸思想与养生融合,强调养气中和,“循天之道,以养其身;中者,天地之所始终;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这一思想影响中国千年,至今在北京故宫,我们还能看到“中正仁和”四字牌匾置于养心殿正厅。
　　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的作者也吸取早期儒家重视心理建设的养心思想,提出了养生的主导观念,认为治病要先治心,养生要先养心.只有树立这个主导观念,才能祛病健身,否则“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素问?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三国时期著名养生家嵇康、唐代孙思邈也都认为,“夫养性者,所以习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不悉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径也”。重养心性、养德行一直被古代的大思想家、医学家列为摄生首务。
　　如何养心,后来者也都颇有见解。华佗的弟子吴普总结出,“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物,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嫉”。
　　不重养心性而暴死的典型案例是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雍正。雍正擅用权谋,角逐获胜即位后,他设立了一个准特务机构“粘竿处”,意为“替皇家夏天粘知了,消除噪音”。这一机构专门刺探情报,暗中监视官员。据说,有一个官员晚上和小妾打牌,结果中途丢了一张牌。第二天雍正皇帝跟他话家常,问他昨天晚上干什么。这个官员就说了实话,和小妾打牌,雍正皇帝很满意,交给他一样东西,就是昨天晚上丢的那张牌。雍正使用权谋的结果,便是制造了这样一种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他自己也整天活在不安全中,以致后来暴死。
　　按养生先养心的观点看,当代那些猛吃“红薯、绿豆、茄子”,相信“不开刀不吃药,光按摩、食疗就能祛除百病”观点的人,也都犯了“佞妄”的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养心性在西方非常少见,虽然西方《圣经》也注重精神对生命的作用,但是比较依靠外在力量,和东方的向内求靠己力的思想存在不同,这也注定养生先养心对东方人的文化素养要求很高,并不容易做到。
　　
　　保命崇拜是种迷信
　　中国古代盛行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由此最初的养生文化与直接发源于巫术的神仙方术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直至一部分有文化的专职医生从巫医中脱离出来,在总结民间验方的基础上逐渐建立有关养生的理论学说,才最终发展出古代养生科学。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养生与巫术并存,至今都没有克服。
　　追求不死传说,便是今人看来养生异化为迷信的最典型现象。庄子在《逍遥游》中渲染了神仙的生活情态。战国时代,燕齐出现以开发长生不死药物谋求成仙为宗旨的方士群,史称“神仙家”。中国历代皇帝迷恋丹药的现象不少见。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派人到大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仙,希冀遇上仙人,获得不死之药。秦始皇东巡至海滨,还派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拜神,访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孝文帝、唐太宗、雍正等等都是保命哲学的走火入魔者。
　　现今我们常提起的服饵、胎息、行气、导引、房中、辟谷等等养生法,其实也都是由战国秦汉的神仙家在追求“长生不老”过程中创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詹鄞鑫分析,尽管古代养生家创造的养生法也包含某些科学因素,但这些养生方法的形成有着巫术的思维逻辑,“比如把胎息所说的‘气’的属性与时间、方位联系,‘行气选择生气而避开死气’,实质是一种理论化了的原始思维逻辑,其特征在于,本质上并无必然联系的两个事物仅仅由于联想推理而被互相联系在一起,并把两者各自的特殊属性相混为一,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建立在这种思维基础上的法术,具有巫术的性质。”
　　就思维逻辑是否科学来判断养生之法的真伪,放在现代也同样适用。文革期间,一度社会流行“鸡血针”等伪养生法,还有“甩手”、“卤干粉”、“红茶菌”、“饮凉水”等疯魔般的养生法,其思维逻辑的建立都言说不明。而人们不去辨别真伪,一味追求“保命”,崇拜“保命”,就极易走入极端,上当受骗。
　　众多养生之法,如何去鉴别其是否为迷信?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系教授布鲁斯这样说道,“美国的迷信和伪科学也很多。在这个问题上,关键并不在于人们需要知识,而是判断能力。要判断相信谁,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得来的信息,我是否可以区分出他的背景是什么,其他科学家怎么说他,是否同意他,他是否只是想向我销售某种产品?如果答案是‘是’,警报就拉响了!”相比较科学养生知识传播的紧迫性,国人待提高的批判接受思维更重要。“除佞妄”,养生先养心,依然是首务。
　　
　　驱邪扶正,当代养生何去何从?
　　因其神秘性,养生一度被国人诟病为“伪科学”,如对中医一般大加批判。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不否定养生之功效,但都认为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以治未病为基础的养生的发展也缺乏严密的试验、统计及分析,难将理论中的真伪完全鉴别。
　　反倒是进入21世纪后,西方学者开始用试验分析法论证中国养生的科学,法国营养学家雅克?弗里克认为,“中国传统养生学中,主张主食多样化确实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吸收、利用食物中的氨基酸,而他们设置的蔬菜、水果与肉、奶制品的比例也比较合理。至于颜色、味道与营养的关系,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但科学研究证明实际上却是很有道理的。比如,略带苦味的白菜和花椰菜因富含聚苯酚,确实能有效地预防结肠癌和胃癌,而且它们由于含有抗氧化物还能有效地保护心脏。最近的一项研究还表明,红色能带给人力量和自信,而吃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的红肉也的确能带给人活力与健康。”
　　而心情于健康的影响,西方人从古至今并不重视,但实验研究证明,人处于愤怒中,其免疫力会下降80%,引发癌症,所以在美国的健康基石中,日益将“心态平和”作为第一条。而后美国科学界又发现,较之那些不太宽容的人,易于宽容他人的人的血压较低。这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对周围的人持一种宽容大度的心态有益于健康。而敌视周围的人群,或易于焦躁的人的身体健康则容易出问题,也容易患心脏病。东方人注重平和的养生态度的确会给健康带来很大的益处。
　　架构现代科学术语与中国养生理论的科学合理性,养生先养心,让公众不再崇拜养命,也是当代养生前进的方向吧。■
　　
　　专家说法
　　
　　裘沛然
　　中国30位国医大师中最年长者,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终身教授。2010年5月去世,享年97岁。
　　
　　养生重在养心。养心重在识度和守度,懂得恰到好处,掌握中庸之道,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不可过养,也勿贪生。人不必刻意地去追求健康长寿,重要的是珍惜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容、淡定、坦然地面对生活、品味人生、乐天知命,以审美的眼光,打量这色彩缤纷的世界,诗意地活在真实的生命感受之中,那么健康长寿就悄然而临。
　　
　　中国历史上走火入魔的养生狂人
　　
　　公元前259年至前210年
　　
　　秦始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派徐福率数千男女寻找神山仙药,并准备亲自入海寻仙,后因病未能成行。方士说居室不隐,神仙无法降临,秦始皇就耗巨资修筑绵延不绝的宫室复道,并隐居里面期望与神仙见面,使当朝大臣都不知皇帝的去向。在他第四次出巡时,为了能见到神仙,秦始皇一直从会稽山沿海边北上,但一无所获。寻仙未果的秦始皇在平原津(现为山东平原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前156年至前87年
　　
　　汉武帝
　　
　　汉武帝活了71岁,求仙生涯却长达50年,汉武帝一生,倾“举国之力”进行过数十次大型的“寻仙活动”。直到公元前89年,69岁的汉武帝最后一次行幸东莱,来到海边,不顾群臣劝谏,决心乘船浮海,以最后的勇气试图与神仙相会于海上。然而天公不作美,大风晦冥,海水沸涌,武帝在海边徘徊十余日,无法登船下海。汉武帝方幡然悔悟,除了深深的自省,便剩下“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感触了。
　　
　　 341年至365年
　　
　　司马丕
　　
　　晋哀帝司马丕是个短命皇帝,其短寿乃是因追求长寿所致。司马丕21岁即位,不久就迷上了长生术,按照道士传授的长生法,断谷、服丹药。丹药是以雄黄为主要成分的热剂,对年迈体虚者尚有强体作用,晋哀帝正值青壮,服药后药性大发,以致不能听政,遂由褚太后再次临朝,“长生药”唯一的作用便是使晋哀帝在25岁那年一命归西。
　　
　　371年至409年
　　
　　拓跋?
　　
　　拓跋雄才大略,16岁建立了北魏王朝,然而他30岁刚过就把注意力转向服丹药、纵欲、求长生。他经常服用的寒食散,最初是在太医指导下有节制地服用,太医死后纵服,毒性发作得愈来愈甚。他日渐变得精神失常,加之灾变屡次发生,他在宫中日夜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寝,喜怒无常,多疑,不分昼夜地自言自语,仿佛与身边的鬼物争论。一代英雄就此陨落。
　　
　　599年至649年
　　
　　唐太宗
　　
　　晚年的唐太宗痴迷于“长生不死”,他服用的“长生药”是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配制的。时值贞观末年,这位异国僧人以异术闻于朝廷,唐太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命那罗迩婆寐照他所宣扬的不死神话,调制秘药。唐太宗服用后,并没有出现奇异效果,病情却日益加重。御医们手足无措。在一片慌乱中,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死在了寝殿的卧床上。
　　
　　810年至859年
　　
　　唐宣宗
　　
　　唐玄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长生药的崇拜者。唐宪宗服用方士柳泌炼就的金丹药,因中毒数月不能上朝。宪宗死后,穆宗即位仅四年,就带着一身金丹之毒踏上了冥路。唐武宗服金丹后中毒躁乱,毒热难忍,喜怒无常,不久而亡,壮龄33岁。宣宗继位,对武帝被金丹所残害之事应该记忆犹新,然而宣宗无视前车之鉴,以身试药,却落得浑身躁热不安,时值隆冬不敢穿丝绵衣拥炉。
　　
　　931年至970年
　　
　　耶律?
　　
　　耶律 绰号“睡王”,嗜酒如命,喜打猎,好杀人,重酷刑。由于过度饮酒,这位暴君身体越来越虚弱,便想寻求长生之药。这时一个叫肖古的女巫声称有长生健体的秘方,但必须用男人的胆做药引子才管用,于是他从此每吃一副药,就要杀一个人,身子骨却不见好,反而越来越虚弱。最终,这位暴君死于内侍之手。
　　
　　1522年 至1566年
　　
　　明嘉靖帝
　　
　　北京的大高玄殿是明嘉靖21年(1542年)世宗皇帝自己做道士为玄修斋建立的。当年,嘉靖皇帝不但和大臣一起头戴香冠,身穿道袍,还自封“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俨然成了仙界的帝君。嘉靖帝以为只要虔诚斋醮,不死药即可得。事实上,吃了无数仙丹的嘉靖帝不仅没有羽化成仙反而患上重病,嘉靖45年就“撂了挑子”。
　　
　　1527年至1620年
　　
　　明万历帝
　　
　　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在位48年,不算短命,但一直病魔缠身,他痴迷修仙炼丹。30年躲在宫中炼丹,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大臣们压根没见过皇帝长什么样,万历后期“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宰相李廷机年老有病,连续写了120封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只能不辞而别。
　　
　　1678年至1735年
　　
　　雍正帝
　　
　　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做皇帝后,他求仙访道,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以上宾为他炼丹,还把自己住的皇宫建得像得道仙观。雍正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丹药中汞、铅、朱砂等矿石含量较高,加之沉溺女色,服用过量,雍正最终落得个“猝死”的下场。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前,已急急传谕驱逐宫中道士,可见乾隆深知丹毒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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