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宁,从有界走向无界

　　“我们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无人帮助他们发展社会,历史遗留下了太多问题,媒体和外界公众都在遗忘。这个雪球永远在滚。地震是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把关注像烟火一样传递出去。” 　　
　　范宁,现任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董事会主席。2007年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作为经验丰富的外科手术医生,参与过斯里兰卡瓦武尼亚的救援项目,还曾去到冲突后的加沙参与救援,2010年前往海地参与地震后的人道救援,也曾随其他组织去到四川地震后的灾区提供援助。
　　
　　“敬爱的舅父:相信你和爸妈会问我为什么又离开香港安稳的工作,来到老远的中东工作,而且是战乱纷扰的加沙!其实你们也应该了解到医护工作是建基在人道救援的理念上。当我们身处繁华之中,当我们离开人世间的种种不幸事,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这世上有数以亿计的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更是缺乏医疗保障!”
　　这段引文,出自香港电台播出的范宁自加沙发出的一封家书,因通讯的困难,由他人代读。在他回忆里,那个城市喜欢玫瑰花,却随处可见年轻人的鲜血,炮弹常从头顶飞过,在不远处爆炸,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大批年轻伤员到“无国界医生”在加沙的救援点就医,“他们抚摸着自己的断肢或残缺的肢体时,那种落寞的眼神,你不会忘记。”除了常规的地雷和炮弹伤害,当地还有一条“江湖规矩”,武装人员往往会瞄准对方的下肢开枪,无辜的平民往往牵入,“所以可能最终所有人都会变成下肢残疾”。
　　一位少女来到无国界医生的救援点做手术,却被发现没有按医嘱预先清洗,“她家里没有食用水,她的一众邻居也没有,电力供应也失去了三个星期。但她很开心地表示,能够在我们这里受到良好的医疗,她至少能活着!”
　　尽管每天耳濡目染大量的伤亡、传染病、营养不良、亲人离散,范宁仍然为被救助者顽强朴素的求生信念所激励,并时刻未曾忘记MSF(无国界医生)的宗旨:无分种族、宗教、政治背景或性别,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并致力引起大众对危困中人群的关注。
　　
　　冲向人道救援的前沿
　　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他们恪守人道理念,并身体力行,每逢危难发生,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视察,旋即组建队伍及配备出发,深入灾难或战乱地区。
　　在灾难深重的地方工作,意味着志愿者们有时会身入危险之地――1995年在波黑,“无国界医生”的工作小组曾遭到伏击。2004年6月,5名无国界医生成员在阿富汗被杀害,这起事件是该组织几十年来开展援助工作最为惨痛的经历。“无国界之前在阿富汗工作了24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救助,但为了保障志愿者的安全不得不全部撤走。直到去年,我们方重返当地重开项目。”危险的工作环境意味着组织必须想尽办法保护志愿者的安全。
　　在战乱地区,医院没有武器,贴着禁枪标志――医院决不允许携带武器入内,但并没有士兵把守;在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们生活的院子里,24小时的守卫人员也并无枪支。保护志愿者们的,就是组织的中立原则和详尽的安全指引。例如,志愿者们尽量在夜间不留在医院,因为医院人员集中,极有可能会成为攻击目标。一方面要方便病人,一方面要保障成员安全,“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因此,在志愿者生活的地方,每晚总有司机轮值,随时准备接送志愿者前往医院以应对紧急的医疗需要。
　　范宁说,“危险因素客观存在,不可能将风险降低至零,但不该成为实施医疗救助的绊脚石。当然我会很注重个人安全,跟着安全指引去做,无国界医生在安全情况上,其实很关注自己的工作人员安全。”
　　
　　离开安稳之地
　　“很多人问我出发前怎样去说服自己的家人,我说你只能把你工作的内容、组织的目的和宗旨告诉他们。因为不仅需要你自己的认同,你的家人也需要认同。讲贡献和成绩,所有人都会鼓掌拍手,但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危险的地方,没有人会这样做。尤其对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中国人来说,最后决定迈出这一步,离开安稳之地,一定是你自己的决定。当然不管不顾,留下一副烂摊子就走是不负责任的。你要把工作和家人都安置好。”
　　“即便是第三世界,不受干扰情况下通讯也较发达,再落后的地方也会有这三样东西:收音机、手机和可口可乐。”他经常打电话回家,认为每天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报平安,家人会心安许多。
　　“有一天我开email,很惊讶地收到我父亲发来的一封邮件,之前他们不懂得怎样发邮件,我只是把邮箱地址告诉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写信给我。我每次出差前,都会把工作内容和地点的情况详细说明。有几次他们有些不高兴,是因为没有在家过年。不过海地救援,我就是吃了团年饭才出发的。”
　　“非常幸运,我原来的上司也很支持他的员工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外科比较开放,分工配合较容易,工作模式不会因为你一个人不在就改变。这都是我得以请假离岗去参加救援的重要原因。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如果对公益事情多一些了解和支持,大家从事起来也就更加方便。”
　　
　　透明状态,中立原则
　　无论在哪里,被人为设置障碍和刁难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进入加沙城需要以色列政府的批文,范宁足足等了5天才获批。从以色列回香港,进关他用了4个小时,而在别的志愿者眼里,这样已经算最快的了,“平均要用6到7个小时,像犯人一样被盘问和检查。中国人脾气比较好一点,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回答题目,其实经常是同一个问题,要是老外早就发飙了。”
　　“有时我们很想去一个地方开展项目,但也许一年两年都无法成行。例如在武装派系林立的地方,我们必须先跟各方面讲明:我们是谁,来做什么,何时来去,详细与各方谈。我们没有恶意,不支持任何一方,致力于帮助所有的人,无任何政治背景,尽管如此,商讨仍常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范宁的行李只打一个包。“我去的大部分都是热带。不必带太多东西,常穿的也就是这件有组织logo的T恤,以避免被人误以为是游客或特务。”
　　“中立”原则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上非常关键。范宁在斯里兰卡前线工作时,无国界医生在战争双方地盘均设有救援点,收治平民,而政府军与游击队的伤病员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放下作为军人的身份就可入院接受治疗。“如果一个人有枪,我们会让他在医院外放下(医院里严禁武器入内)。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反思,我们一直坚持应该保障在医院中没有攻击性武器,否则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武装组织。”
　　“我们和UN(联合国)没有关系,有一些项目,UN出于好意,希望武装护运我们的车队。我们就谢绝了。我们与各方沟通,表明组织宗旨与工作内容,希望得到各方面的认同和尊重,用这种透明的状态,多沟通来保护自己是最好的。”
　　
　　空地上的分娩
　　灾难地区的医疗设备通常严重不足,以加沙为例,最大的一间医院也只有200个床位,“这些地方都很脆弱,小小的事情就足以让它破碎。”
　　2010年春节时,范宁在海地进行震后医疗救援,手术团队日以继夜地高强度工作,作为外科医生的范宁,有时候也需主刀剖腹产。
　　太子港的破败令他震惊,与在北川的救援有中国政府强力配合不同,震后一个月,这里看上去仍像地震刚刚发生,一片无政府混乱,“天天看到的都是三条长长排队的人龙,一是轮水的、一是轮米的,另一个就是轮去外国签证的。”
　　余震仍然使人畏惧。在一次余震中,孕妇们逃出病房,其中的一位正好分娩。“婴儿早产,但是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此后,其他孕妇们也拒绝回到病房,在医护陪同下于外面空地上分娩。
　　闷热滋生了大量蚊虫,20几人挤在一间,为保证卫生,麻醉师要在医院和宿舍兼挑起灭虫的重担。
　　初到海地,实施首例手术即发现纱布不足,医生们被迫将医护服消毒处理成纱布。“在灾难战乱地区救援,就要发挥一点创意。”似乎对外科医生来说,只要有了刀剪、针线和照明,便足以支持他们的工作。“大腿骨折,需用砝码附线固定,但砝码不够用,我们就用砝码称出同重的沙包出来代替。做肺部呼吸治疗,平常是让病人吹球锻炼肺部,我们以橡胶手套代替球让他们吹。引流管用完了,我们就剪手套,剪成一条一条,作引流管。”一名海地儿童盆骨碎裂,由于没有绷带,他们只好用三角巾把盆骨绑起来。
　　
　　芭蕾女孩和日出
　　“志愿者通常容易归为几种心理状态:第一种是太忙,忙到没时间去想东西,睡觉和工作。第二种,是无力感,甚至是忧郁,需要去辅导。第三种,是愤怒,也需要辅导。”
　　范宁想过许多。“加入之前,做了几年医生,一个好的收入,一个稳定的环境,到底这是不是就是我的理想呢?有时我做梦时会想,如果我做不了医生,或突然失业了,我会去做什么呢,脱离了医疗界什么都不懂。”
　　“NGO中做医疗的困难最大,因为技术要求最高,复杂情况最多。即便怎样先进,也有很多病人真的帮不了,治愈率打个7、8折甚至5折都正常。”加入救援项目之后,他看到一些地方的天灾与人祸按雪球效应互激迭增,被基础医疗治好的病员,可能一离开医院即遭枪杀,一度也曾感到无力。“但我们的立场是,如果没有医疗资源,他必死无疑。如果人都死了,就没有希望和意义。我们是一个医疗组织,看到听到却不去做,是失职。
　　“我们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无人帮助他们发展社会,历史遗留下了太多问题,媒体和外界公众都在遗忘。这个雪球永远在滚。地震是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把关注像烟火一样传递出去。”
　　他会记起一个漂亮的海地小女孩,她在一幢倒塌的芭蕾学校被救出,朋友在身边死去,自己也面容受损,精神严重抑郁,不肯活动以至肌肉坏死。在接受心理治疗之后,终于摆脱阴影,开始用拐杖学习走路。“我知道她找到了对明天的希望,因为终于看到她的笑脸。”
　　他在海地上岗的最后一天,不经意间惊见了当地壮丽的日出。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希望和意义。
　　“尽已之力,不管做到多少,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我一直保持这种平衡的心态。我是一个乐观的人,经历这么多之后,仍然很乐观,甚至更加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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