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导”大刚要我帮人挣钱,我不去 大刚导医台

　　刚刚降温的冬日,一个墩实个头儿的中年男子身穿普通的深色羽绒服,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下午两点准时打开了自己的房间,凳子还没坐热,电话声就响了起来。 　　“您好,我是大刚……请说说您的症状……”,诚恳的回答声每天都在这部电话中响起,但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医生,他所在的地方也不是医院。这就是人称“大刚”的刘传刚,在北京活跃了二十余年的公益医疗咨询人。
　　对大刚的采访是在他不足十平米的工作室进行的,一张旧木桌上摆满了全国各地的咨询信件,里面还夹带了不少x光片、心电图、ct图。采访一开始,大刚就聊起了有人对他的质疑,“我的确是在做公益,像贫困家庭、残疾人这样的患者给我钱我也不要,但是我也要维持工作室的费用啊,开着宝马的患者来,要是也不帮助我,就维持不下去”。很显然,来自网络和现实中的一些非议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人说“他打着公益的旗号伸出黑手骗钱”,有人说他从专家手中收提成……这样的压力和不得不收费的现实,使他急于表现自己的“清白”。
　　指指自己的眼睛,大刚谈起当“医导”的缘由。他的泪腺患有先天疾病,眼睛一天到晚流泪,多年求医问药不见任何效果,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饱经痛苦。1986年,大刚巧遇专治这种病的301医院大夫尹素云,困扰他20年的“眼疾”被治愈了。“当时我想买点东西谢谢人家,可尹大夫怎么也不肯要,我就想:这么好的医生应该让更多的患者知道。从那时起我逢人就宣传301医院的眼科,也有人专程来向我咨询。”这次经历让大刚得出一个道理:看病不在医生名望大小,也不在花钱多少,关键在于找到有特长的大夫。
　　就是这个道理,影响了大刚的一生。
　　
　　三千个医生名册,
　　近万名患者记录
　　大刚在首钢木材厂素来以热心肠闻名,推荐了尹大夫这样的好医生更是赢得不少感谢,也渐渐勾起了他的新想法:“人家有的当官的人活儿都不用干,咱作为普通老百姓,要让别人承认,总得做些什么吧。”大刚觉得为别人求医问药提供指南,是个做实事的好法子。当时还年轻的大刚干劲十足,说干就干。从此以后,每到休息日,很多人就能看见大刚带着小马扎、一瓶水,骑着自行车遍访京城各大医院和诊所,收集所有科室的好医生。医院的队伍长度和医疗水平成正比,越好的医生,越难见到。瓶中水接了喝,喝了接,自行车经历二十多年的风雨也沾满了尘土和锈迹,小小马扎更是被磨得光溜溜的。
　　大刚的队伍排了二十多年,无论是数九寒冬还是三伏夏日,每当天还蒙蒙亮,大刚就和那些赶来排队的“病友”聚在了挂号窗口前。他常常热心地对来就诊的病人说:“您这病,到哪儿哪儿治效果更好,找某某教授没错!”对此,有的病人听了不当回事,有的就干脆认为他是个“医托”――“排队还能碰上什么病都懂的专家,谁信啊!”大刚说:“许他不信,不许我不告诉他!”身边的病友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份坚持却从未改变。
　　谈到这里,大刚自豪地拿出四个厚厚的笔记本,一本是近三千名的医生名册,从享有“国医”称号的教授,到小胡同里专治鸡眼的修脚师傅,只要有特长,就能在名单里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三本是密密麻麻近万名患者的姓名、病情、联系方式以及他推荐的大夫。
　　“北京有中国三分之二的名医!”多年的积累使大刚对医生们如数家珍,并且自己积攒了丰富的医疗知识,也开始对患者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初诊”。为了方便那些有隐疾的患者,他还专门把自己不大的接待室隔成两间,用里间诊断和询问病情。“大刚知道的一些病症,我们都没听说过。”一位医生如是说。
　　
　　被承认,大刚的最大幸福
　　干一件事干到这个地步,就算干出名堂了。随着大刚对如何求医问药的道道越来越清楚,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咨询电话也越来越频繁,家里加装了三个电话,接上电话就脱不开手。因为怕影响到家里人,大刚只好躲到楼道里接电话。他找了两个大箱子摆放电话,又用铁棍焊个高椅子,这就组成大刚早期咨询场所的三样“家具”。只要坐上那个椅子,一拿起电话,就甭想动弹,连上厕所都得跟人家请假,最长的电话能打40分钟,除夕夜都没断过。
　　终于,进入新世纪的某一天,电视台的记者“发现”了他,大刚,成名了。
　　许多在其他医院花了几万块钱没有治好的病人,在他这里找到的大夫,几千块钱就治好了。前来咨询的人太多了,大刚甚至要为他们发号排队,他找了很多凳子,一一贴上号码,排到了二十多号。不光是病人,就连许多大夫也都知道大刚,大刚有一张特别的名片,拿着这张名片去找专家,有些专家会更加乐意治疗。大刚熟悉他们的专长,他介绍来的病人,总能让专家一展所长。
　　来自各方面的承认和一个个获得健康的患者是大刚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曾有一位老太太蹒跚地走进大刚工作室:“小伙子,给我介绍个地方做髋关节手术吧。”大刚看到她的情况,摇头拒绝了。老太太很是不满,以为大刚虚有其名。大刚耐心地向老人解释“很多专家都告诉我,能行走超过五十米的老年人,就别做这种手术”,老人被说服了,安心地离开还不忘夸赞大刚“是个专家,说的我心服”。
　　有耐心的大刚也有动怒的时候,而且火气挺大,“有对父母因为孩子的病来找我,我把他们俩说了一顿”。那是个吃不下饭病症很重的孩子,大刚从没见过这么怪的病例,找到北京市儿童医院的大夫,才发现是父母吵架造成孩子精神失常,心理不健康影响到身体上了。大刚看着可怜的孩子,把父母叫到里间,严肃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说过父母,大刚专门带孩子去吃了一次麦当劳。大刚的儿子抱怨说:“我都16岁了,爸都没带我吃过麦当劳。”
　　
　　“多难我都会坚持下去”
　　直到成名时,已经付出了二十多年休息时间,自费挂号去了解医生的大刚从未因做咨询收过一分钱。
　　大刚一家三代5口人至今仍挤在没有装修过的60平方米小房里,有些地方的墙皮已经掉了,家里的大衣柜还是70年代末大刚妈妈找木匠打的。大刚爱人早已下岗,在外打工的月工资才500元。很多患者了解到这些情况都深深为之感动了,“你不收信息费就让我们替你交电话费吧”,大刚一一婉言谢绝了。有位执着的阿姨,花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找到大刚,非要给他一部手机。大刚不要。老太太声泪俱下:你必须收下,这关系到许多人的健康呀!大刚含泪收下了手机。
　　让他记忆尤深的是孩子高考前的那晚,访客不期而至。妻子自然有了埋怨,“你平时费时费力也就算了,这种时候不知道收敛收敛,还要影响孩子!”提起儿子时,大刚的语气很低沉,一个父亲的内疚溢于言表。
　　2005年3月25日,大刚下岗了,可是公益咨询没有停止,家里每月的电话费没下过200元。他不得不让儿子跟父母一块生活,以减少点生活负担。“我会一直坚持义务支持,也希望得到社会支持,每天去外面联系医院,车钱不少,有个乘车证对我也是一种肯定啊……”一向乐观的他,终于提到了困难。幸运的是,多年的善举为他赢得一份回报,西井小区有感于他的义举,每个月发给他600元的工资,加上单位385元的生活补贴,尽管钱不多,咨询活动却得以坚持了下来。
　　“小区考虑到我的情况,让我使用一间小平房,水电全免,有个见人的地方。”这间让大刚十分满意的接待室没有牌子,只是在墙上用白色染料写着“大刚工作室”几个字。与这个小屋同时启用的还有“大刚热线”。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大刚通过这个热线,可以回答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
　　成名后,患者增多了,一同到来的还有利益的诱惑。不少人主动找大刚合作:有想合作出书的作家,有要求他介绍患者的医生,有央求他买药的推销员。也曾有个不孕不育医院,多次找到大刚,希望通过大刚的介绍招揽病人。大刚对院方的回答很有原则:“你们能治好患者的病吗?能做到不赚昧心钱吗?你们有特长,我可以介绍。要我帮着挣钱,我不去!”大刚的质疑很有力度:“你们骗人,我可不能跟着你们一块骗人!患者找我来可是为了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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