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朴：让家族永远不生第二个聋儿_聋儿

　　“很多事情在开始时都不知道其结果会怎样，但只要再坚持一下，事情的发展不会让人失望，它不会让你等到头发也白了才出现，因为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戴朴 　　 　　戴朴1964年8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解放军总医院聋病分子诊断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文 摄影/本刊记者
　　
　　 耳鼻喉科门诊室里，一位朴实的老农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走了进来，两人来自内蒙的农村。女孩正上初二，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期望着考上一所好高中，但一天腹泻，医生开了庆大霉素，药吃下去，腹泻止住了，耳朵却聋了。
　　戴朴用“线粒体DNA A1555G突变检测试剂盒”给女孩做了检测，结果可想而知，她是氨基糖甙类抗生素敏感个体，她对此类抗生素敏感的原因是，她携带线粒体基因 A1555G突变。
　　这是具有遗传性质的药物性耳聋，根据戴朴的全国范围筛查发现，不单这个女孩的后代将携带此类耳聋基因，她的家族三代有近10名以上听力正常的母系成员也携带这一突变，这意味着，她、她的后代、她的妈妈、她妈妈的姊妹及其后代、她的外婆及她外婆的姊妹及其后代兄弟都终身不能使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否则将“一针致聋”。
　　
　　戴朴感到很可惜，如果医生能知道她是敏感个体，就完全可以避免造成她耳聋，“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女孩子，一下把她打入了聋人的世界，以后她听课将会受到极大影响，人生也会改变”。
　　当然，相比10年前，戴朴还是能为病人解决更多的问题，他已经确定这是遗传性的耳聋，他就可以给女孩家族的女系成员发送“用药指南”预防卡片，以后她们看病，要给医生出示卡片，避免用耳毒性药物，预防发病。
　　
　　对神经性耳聋束手无策
　　
　　时间回到20年前，戴朴24岁，刚从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不久，被分配到耳鼻喉科工作。那时的他便对人的耳朵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人的耳朵就像一个精密的仪表，只要有一个零件或线路断了，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钟表匠，需要对耳朵这个仪表进行修修补补。
　　1988年他进入军医进修学院攻读耳鼻喉科硕士学位，1995年他追随我国耳鼻喉科创始人姜泗长院士攻读博士学位。
　　此时，戴朴熟捻于传导性耳聋的研究，对治疗传导性耳聋饱有信心，甚至他治疗耳硬化症，做耳科最精细的镫骨手术已经相当完美了，但只要遇到神经性耳聋的孩子，他就束手无策了，“听觉神经中枢，或者是耳蜗里听觉神经末梢感受器毛细胞出现问题，就属神经性耳聋，在当时除了做人工耳蜗，是没有其他办法的。”
　　十多年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现在差别特别大，做人工耳蜗需要花二三十万，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几辈子的钱，戴朴开不了口提这个建议。导师姜泗长常常在和戴朴谈话时叹惜，“没有攻克神经性耳聋是人生的遗憾啊！”
　　晚年的姜泗长只能嘱咐弟子们对此加强研究。1996年，与戴朴同门的袁慧军率先开始在国内进行耳聋的基因研究。她们首先发现中国人母系遗传药物性耳聋的致病原因绝大多数集中在中线线粒体基因突变，为中国的药物性耳聋预防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袁慧军的这一发现为中国的耳聋遗传研究打响了第一炮，她还发现线粒体基因A1555G突变是导致一针致聋的罪魁祸首。但遗憾的是，她的研究发现，也让大家觉得似乎只有在母系的大家族中才能发现突变，在散发病例中是找不到这种基因突变的。因此，大家都在找家系做筛查，而忽略了散发病例，研究只是研究，运用不到临床。
　　接触过大量的临床病人，看过他们的疾苦，戴朴更希望耳聋研究能运用到临床来，那么多中国人的神经性耳聋到底是什么病因引起的？戴朴常常翻阅国外资料，国外已经有了耳聋基因研究，也有了一些重大发现，但种族的基因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会和国外人的情况一样吗？中国人也有热点基因突变吗？如果有，又是哪几个？
　　2000年，经硕士同窗的推荐，戴朴来到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基因诊断室工作，攻读博士后。他给自己定了计划，学习3年，3年后他回来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
　　
　　耳聋基因中心，建还是不建？
　　
　　刚去美国遗传病实验室的头半年时间里，戴朴是博士后的身份，干着技术员的活儿。他对实验室所有的设备都有着强烈的好奇，耐心的他又喜欢研究各个设备的说明书，美国老板既抱歉又尴尬地想把设备管理员的职责全交给他，二话没说，戴朴痛快地接受。
　　在这半年时间里，戴朴摸透了基因实验室的运行流程，找到了管理实验室的窍门，熟悉了每台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相应的支持，这无疑为他回国建立耳聋分子诊断中心打下了基础。
　　甚至他也学到了遗传基因研究怎么和临床结合的很多知识及操作，比如他所在的遗传研究室就有产前诊断，经常有羊水、羊绒毛膜组织的标本送过来。
　　他发现，美国对产前诊断也很重视，家庭里有一个孩子生病了，父母不希望第二个孩子也生病；这种父母的心理对中国家庭而言，更是如此，只是以前国内没有技术手段，父母们都不敢想，“如果产前基因诊断也能跟我们的耳聋结合起来，那有多好”。
　　戴朴并不清楚，中国人耳聋用基因诊断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但国内已经有了一些理论研究，国外也在实验研究，这个想法还是可行的。半年后，他一边继续正统地学习基因遗传的技术和知识，一边开始做一些耳聋的基因研究。老板起先对耳聋基因并不感兴趣，后来竟也被戴朴吸引，开始研究起来。
　　
　　2002年，戴朴学成回国。此时，医院具备建立聋病分子诊断实验室的条件，他向科室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科室领导很支持，但也感到了一些压力。
　　质疑者认为，凭什么说聋病分子诊断就有临床效益呢？以前也有项目，提得很好，等真正做起来，发现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效益，就会给科室造成很大的负担，钱白花了，资源都浪费了。
　　戴朴说不出非要这样做的理由，他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晚上睡不着觉，脑子里盘旋着一个最大的担忧，“这个聋病基因在国外高发，如果我们不是，怎么办？我倡导给门诊的耳聋病人做基因诊断，但结果100个病人才查出1、2个人存在基因突变，比例如此低，会给病人浪费很多钱，意义就不大了。”
　　到底中国遗传性耳聋有多少？这是和临床效益关系最大的问题，此时的戴朴难以准确回答。最后，大家中和了观点，觉得建立一个这样的实验室，能给学生提供实验平台，培养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也值了。
　　2003年，聋病分子诊断中心开始起步。2006年，实验室研制了线粒体A1555G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盒。
　　通过此试剂盒检测出的阳性个体及其母系亲属将发给一张如前所述的“用药指南”卡片，避免其家庭内约10个母系成员因应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而出现耳聋。
　　为了让耳聋基因诊断更多运用到临床，必须先建立全国范围的聋病分子流行病数据库。从2004年到2007年，戴朴亲自带领由十几名研究生组成的团队，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云南等24个省（市、区）的 28个地区，收集了5000余例耳聋患者或家系的临床资料和DNA标本，组建了中国最大的、保存标本超过5000例的聋病基因库。
　　
　　基因机率不会辜负有心人
　　
　　调查中最大的困难是建立信任，虽然戴朴拿着单位的介绍信、解放军总医院的盖章，人们还是怀疑戴朴给各地聋校的孩子们抽血时，会推销药。
　　戴朴也无法多做解释，直到看到大热天，戴朴和学生们依然穿着严严实实的军装，捂着不脱，认真敬业；抽血前给大家普及耳聋基因知识，用语专业，人们才真正相信。
　　调查的最初时间内，戴朴始终未能发现预期的病例，压力也时时袭来。传统观点认为，线粒体基因突变只有在母系大家庭里才出现，戴朴想打破这种观点，就需要寻找否定的病例，但事情并非那么顺利。
　　在北京，戴朴组织学生对50多个佩戴电子耳蜗的孩子进行了基因筛查，结果发现没有一例是线粒体基因突变，医院医生问他，“没有发现突变，筛查还有意义吗？”戴朴觉得应该继续做，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来。
　　机率没有辜负有心人，在河南安阳160个聋儿里，发现了8个线粒体基因突变者，这8个孩子的家庭没有任何耳聋家族史，家里都只有一人得病，“我们坚持的方向，对了！并不是只在家族里才有这种情况”。在5000个病例里，戴朴发现了200个同类案例，也就相应发现了至少2000个可预防的耳聋基因携带者，这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在效应的群体。
　　很多事情在开始都不知道其结果会怎样，但只要再坚持一下，事情的发展不会让人失望，“它不会让你等到头发也白了才出现”。
　　戴朴和学生们的工作得到了聋校孩子们的欢迎。在昆明一个聋人中专学校里，老师怕影响学生课程，只让50个聋儿参与筛查，结果戴朴发现，参加筛查的聋儿源源不断地赶来，远远不止50个，从上午九点一直忙到晚上九点，中间都没有停顿过。
　　原来，中专的聋儿年龄集中在18到22岁之间，正面临着找对象及将来生育的问题，他们都希望通过基因筛查，确保自己的后代不是聋人。所以聋儿之间互相传递消息，来筛查的人也越来越多。看着聋孩子们在身后比比划划，甚至帮忙指导下一个来筛查的聋儿填表格，减轻戴朴和学生们的工作，戴朴更坚定了做基因筛查的信心，“他们太需要这样的指导了。”
　　
　　你可能就是隐性耳聋基因携带者
　　
　　历时四年，全国范围的聋病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得以完成，戴朴等的汗水没有白流。他们获得了符合中国人群遗传特征的聋病基因流行病学数据，揭示了中国耳聋人群的发病病因――遗传因素占40%，中国遗传性耳聋是高发的。
　　他们也找到了遗传性耳聋的病因，GJB2 、SLC26A4和线粒体A1555G基因是中国遗传性耳聋的热点突变基因，由此，他们绘制出了中国耳聋人群常见的基因突变图谱。
　　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些发现运用到临床，指导聋人婚育，中国遗传性耳聋是可以预防的！
　　因为将遗传性耳聋研究运用到临床时间并不长，近年，戴朴还时常遇到令人惋惜的病例。
　　一对健康的夫妇，生了一个聋儿，想再生一个，但担心第二个是否会健康，便去医院咨询。医生询问了第一个孩子的病情，得知孩子出生时，听力正常，但慢慢长大到5、6岁时，听力逐渐丧失。照CT发现，孩子是大前庭水管综合症，属内耳畸形。
　　大家的普遍观念认为，孩子出生时听力正常，后来才慢慢聋的，这是后天导致，就应该不是遗传出来的；而且健康的夫妇怎么可能生育出不健康的带有遗传性耳聋的孩子。
　　仅仅是4年前，很多医院的医生也都未对大前庭水管综合症的病因进行过深入了解，没有认识到这种内耳畸形是SLC26A4基因突变导致，是隐性突变基因携带者、但未发病的父母遗传下来的。
　　往往这种情况下，医生会告诉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不是聋儿。但结果，这对健康的夫妇又生下了第二个聋儿。
　　戴朴觉得很惋惜，如果能早运用基因诊断对第一个孩子进行检测，第二个孩子的悲剧就不会发生；更理想的状态是，如果能在普通人群中都进行耳聋基因诊断，这对健康的夫妇就能早知道自己是隐性耳聋突变基因的携带者，初次生育时就能用产前诊断的方法，保障第一个孩子也不是聋人了。
　　从2007年开始，戴朴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就不断地开办耳聋基因诊断学习班，各地的大医院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耳聋基因诊断实验室，对遗传性耳聋进行预防和阻断。戴朴也想着，在健康年轻夫妇的婚检和生育前都加入耳聋基因突变的筛查，那时，中国的遗传性耳聋就能从根本上得到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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