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为徒,不敢不努力 贾平凹　与天为徒，不敢不努力

　　他对媒体保持着距离，绝大多数情况只接受电子邮件采访，他更倾向隐身于作品背后，这让他显得愈发神秘。《废都》让贾平凹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关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界碑。人们总想从他的作品去解读他的影子。
　　
　　2007年5月《当代》在全文刊发贾平凹的新作《高兴》时，用了一句评语：“一个不仅耐读，而且好读的贾平凹再次出山。”这既代表了人们一直想要读懂他的一种期望，也似在暗寓贾已经悟得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
　　听贾平凹25年后再说《废都》。
　　
　　早上8点多，记者到贾平凹的书房时，他正端着一碗《高兴》书中刘高兴最爱吃的“糊涂面”：白面和着包谷面的面疙瘩里有“陕南的葱，关东的黄豆，老家的蒜苗……都是别人送的”，贾平凹呵呵笑着享受着这碗自己做的早餐。中午他时常会下楼去马路对面他的乡党开的饺子店吃一块钱一两的饺子，在这个小店，他不是名人，不是贾老师，只是个心满意足的食客，饭馆里的人不会对他侧目，来便来了，走便走了。
　　贾平凹的书桌像一座错落的城。木桌被两边墩放的书、报、手稿包围起来，前方有植物遮挡，立着石像红灯，把伏案的地界“凹”成方正的一小块。左边的烟灰缸里有十几只烟头。边上丢着一只烟斗，一包刚打开的中华烟，一个印有“宜川宾馆”字样的打火机。右边并排列着八杆水笔，有几支的笔帽还未盖上，中间是几页正在写的手稿，依然是细密工整的贾氏小字，手稿上面摊着一张2007年12月25日的华商报。桌上有两副眼镜，粗粝的石狮镇纸，一个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五十元敛的庙里的木灯架。
　　这些东西构成了贾平凹生命中最细微的线索。二十七年前，劣质烟，牛头端砚，《羊城晚报》奖给他的镀金山羊见证了贾平凹人生中最初的波澜。
　　贾平凹就要55岁了，说自己开始变得平和。但更多东西的确未曾改变。从方新村的第一个书房“静墟村”到现在位于西安秋涛阁的“上书房”，他搬了九次。从上一个书房搬到这里断断续续用了一年的时间。每一件汉罐，木雕、甚至石碾子都是他不遗余力地抱过来的，包括老家棣花村魁星楼残存的屋角“鱼龙变化”。他把它缚在书桌正前方的复式二楼的栏杆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鱼龙变化”表现的是一只鱼变成龙的过程，焦沉的木头把棣花乡搬进了西安城。鱼头连着龙身，是时光也是精神。
　　这是秋涛阁的最高层，是这座楼“最上面”的书房，书桌背对一面大窗，阳光高高地射进来，所有的石像都在看，贾平凹叨念：“与天为徒”，“不敢不努力”。
　　
　　“西京”的一半是“商州”
　　
　　早上七点，人流从西安火车站出口涌进这个关中古都。这里不像北京、广州，西安以北就是黄土高原，无论你来自什么地方，都会被这个城市厚实的灰色调淹没。
　　火车站紧挨着长途汽车站，天还未亮，提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就已开始等候。现在农民进出城很容易也很快，去往丹凤县城的公交车从早上7点30分开始，到下午17点30分，每隔一小时发一班。
　　解放前，贾彦春在西安教书，解放西安的时候回到了老家当农民，三十五年前，他的儿子贾平凹“怀着对幸福的渴望”坐着长途汽车又来到这里上大学，城墙还是那个城墙，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
　　贾平凹经常回丹凤县的棣花乡，“每次都感慨万千”。他在那里待了19年，尽管他曾用痛苦、贫穷、单调概括了那段青春期艰难的生活，并且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农村，但那里的生活仍然构成了他全部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原始印象。那里的任何事情都让他牵挂。写完《秦腔》、《高兴》，他跪在父亲坟前的花丛中烧纸，泪流满面。2007年9月，母亲去世后，贾平凹每周都会回老家给母亲过“头七”。
　　棣花乡“法性寺”的大殿如今墙壁洞穿，只余木柱及寺顶装饰尚完好，贾平凹在这里读了小学又考上了中学，教了一辈子中学语文的父亲，是一生中影响他最多的人。父亲爱朋友爱热闹爱主持别人的事情，教他善良、宽容，对他也格外严厉，他不善社交，不会说话也是受了父亲影响。父亲为了将家人的户口转成城镇户口，强逼着自己去做些腆着脸求人的事，每次都十分为难。后来贾平凹在城里工作，每回返乡，父亲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跟孩子们讲人情世故，单位的事情怎么好好干，对人家长辈怎么尊敬，做人应该怎样善良宽容，怎样要谦虚不要张狂等等，这些重复的老话，每次都要长长短短讲几个小时。
　　当地人崇尚耕读传家，贾平凹曾经梦想着跟父亲一样做一个教师。直到有一天父亲被背枪的民兵背一杆步枪押回来，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改造，贾平凹的命运出现了第一个拐点，他被归在了地富反坏右子女的行列，理想破灭了。贾平凹失去了在民兵连当秘书的工作，身单力薄只能与妇女干同样的活，一天才挣六分钱。
　　家境的贫困、政治上的歧视和自身受到的冷遇，未及成年他便懂得了世态炎凉，回忆幼时他自嘲：“体单力孱，面又丑陋，十三岁看去老气犹如二十，村人笑为痴傻。”
　　越是孤独，性格越是内向，内心生活中伸展个性的欲望就越强烈，他羞于在人前走动，只喜读书。
　　贾平凹曾带着妹妹给人家磨苞谷，磨一升苞谷能借一本书。有一次他到县城姨家去，发现柜里的《红楼梦》，很是喜欢，天快黑了，他偷偷将只看了五分之一书藏在怀里带回去看，三天后，姨家人来找，说他是贼，争吵起来，娘打了他一个耳光，人走了却抱住他和小妹哭。
　　1971年，贾平凹跟众多青年一起去修建苗沟水库，他提了一罐子红油漆，拿个排笔，人家用绳子把他从石崖上吊下来刷标语：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在这里他开始人生第一次恋爱。次年，由于他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候选上大学的资格，但最终名额只有一个，排在第一的初恋女友将机会让给了贾，贾成为棣花乡第二个大学生。
　　这是贾平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当年那个毫不起眼，身高不足１米６的“芥菜籽”从此和他的同学乡党们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多年后，他对《高兴》书中的原型刘高兴感慨地说：“刘高兴，如果三十多年前你上了大学留在西安，你绝对是比我好几倍的作家。如果我去当兵回到农村，我现在即便也进城拾破烂，我拾不过你，也不会有你这样的快活和幽默。”
　　
　　
　　浪了个虚名苦楚难言
　　
　　贾平凹在西安展开了他极富戏剧性的生活。西安的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与他个性中张扬与传统的矛盾性两相呼应。八十年代，西方现代派在中国风靡，加西亚?马尔克斯代表的拉丁美洲文学在民族与现代上的融合让贾平凹深受启发。他在普通读者眼中变得像一个疯狂的写作机器和得奖机器的同时，开始“折磨”自己极力寻求突破。他的作品开始跳跃性地转变，而这其中的痛苦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解为矫情，“我脸烧如炭。当去书店，一发现那儿有我的书，就赶忙走开。我愈是这样，别人还以为我在谦逊。我谦逊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我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 ”
　　贾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开始表现的若即若离，评论界的追捧和“帮助”，组织的“劝告”并未能影响1988年《浮躁》的大获成功和1993年《废都》的横空出世又遭被禁，这极强烈的反差表现了贾追求内心文学目标的大胆与痴狂。“别人写‘这个’的时候，我去写‘那个’，就像个精神病人――我顺着我的路走了。脑子想着什么，不受别的（主流文学）影响，不是故意的。”采访时，略显疲惫的贾平凹笑了，《废都》留给他的“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的阴影似已在历史的解读中获得了某些平衡。
　　“如果现在再写《废都》，就删除里面好多不招人爱的东西，那些刺儿，尖锐的东西我就可以把它削弱了。”当年骂过《废都》的人现在又重新立论的时候，五十五岁的贾平凹勾陈四十岁的记忆已不再“坚持”：“当时年轻也有一种好胜的心理，如果里面的性描写成份少一些，不要那些框子，（别人）就不至于不看我写的正经东西，不注意根本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批评你，你感到很委屈。”
　　《废都》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迷茫状态中，贾平凹想写出一批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信仰的知识分子悲观、失望、绝望的混浊状态。1992年的大年三十到正月的十五，他坐在书桌前目注着四十万字的书稿，不愿动手翻开一页，他问自己：“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书未及出版已引起了轩然大波，半年后即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划为禁书，除了众多针对于性描写的抨击，很多“知识分子”也不能接受贾平凹为知识分子虚拟的角色，“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每一个时期表现的都并不是坚强的那种，但又不承认，我把短处全部揭了，（他们）脸面觉得不得下来，暴跳如雷，就是这种心理。”
　　很少有一本书在社会各阶层引发巨大影响又被社会各阶层讨伐， 当时正是大量的地摊文学填充阅读而优秀的纯文学正处于审美饥渴的时期，《废》的出现让有些人觉得在饥饿的时候吃到了虫子。遭遇的批评很快有一些转向恶评，贾从一个当代作家模范变成了受攻击的对象。流氓、男权的帽子扣上来，有些批评开始超出了文学范畴。数十年后，《废》被公允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最好的读本”，作为一部曾被“远远低估”了的作品，它的命运和贾平凹的个人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贾曾以《秦腔》作对比说：“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 其实与《秦腔》相比，同为西安农民作家的陈忠实于1993年同月出版的《白鹿原》，是一个更好的对比文本。
　　
　　对《废》的炒作直接带动了《白》的发行，《白》的800册的起印数追随着《废》当时17万天文数字般的起印数水涨船高。同样有大量性描写，《白鹿原》更易于让人们接受，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四年后，《白》获茅盾文学奖，陈成了当时极少靠版税“发财”的作家，而《废》虽然在此后滋养了很多出版界盗版“巨枭”，却只为自己带来了4万元的稿费。陈当上了省作协主席，而贾一直在《废》的迷雾中苦苦创作。2007年，贾平凹终于以74比2的高票数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陈为名誉主席。老贾的办公室搬到了省作协大楼，陈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对门。
　　
　　“静墟村”里三十年
　　
　　《废都》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使得任何人有《废》这样的作品都可以封笔了，贾平凹却恰恰相反，位于书房“大堂”的书柜中，摆满了装帧精美的由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语系）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废都》，以及贾几乎全部的著作，还有为数不少的研究贾的专著。很少有当世的作家能享受这样的关注，贾平凹在阐释时代的同时，也被时代阐释，在编别人的故事时，自己往往成了闲话消费的对象。贾与媒体保持的一定距离以及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美学与价值体系让外人愈发想窥探他的神秘。
　　书房是贾平凹一天中也是他一生中待得最多的地方，如果没有别的事，每天他在这里的时间可以达到16个小时，他经常早上8点就到，晚上12点左右离开。长期伏案写作缺少运动，也成为他多病的客观因素。在得乙肝的那段日子，病成了他感受生命的素材，写作反过来也在安慰他惶恐敏感的内心。见他时，他正患着耳道炎，记者也帮他把吸了药水的药棉塞到耳朵里去。第二天再见时，他披着外衣形容见了憔悴，眼中布满红血丝，耳中已然塞了药棉，一副用功过度的样子。
　　从1984年开始，贾平凹就担任陆续担任了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以及文联主席，兼各种社会职务，专职写作。他只爱写作，不爱去单位，屡屡在桌上留一字条：“贾平凹已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组织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终默许了贾平凹这个特例。
　　书房是贾平凹制造的另一个小世界。他时而非常自信，时而又显得谨小慎微，他自称“长安第一丑男”，说如果自己又高又帅，肯定会去做很多现在不敢做的事，他素来认为：“我本身社交能力和生活的独立性，都缺乏一些，只有写作，（我觉得）更充实一点，也更适应一些，因为我做别的事不一定能成功。”他又感慨：“搞创作确实不容易，文坛特别复杂，和社会是一回事，社会上有啥人，文坛上就有啥人。搞创作就是走自己的路子，能不能搞成靠自己一个感觉。”
　　1980年，贾平凹给自己位于西安郊区农村的第一个书房起名为“静墟村”，他那时的许多散文后面都有一行字：写于长安北郊静墟村，尽管这个名字早已不用，但它却不失为理解贾平凹的一个切口，“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贾于“闹世”中求静，把写作当成安身立命之本：“一辈子就闹这个东西了，乐趣就在这儿。”
　　贾平凹在大学时，生活极其清苦，冬天把所有衣物包括书籍报纸压在薄被上保暖，半夜经常被冻醒，大喝开水，手捂灯泡读书。夏天其他人都有蚊帐，他没有，包揽了喂养全屋蚊子的任务。他时常生病，在班上年龄最小也最为“土气”，但大学三年，发表纯文学作品25篇。毕业留城后，他玩命写作，一天七八个小时下来，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便结了尾，结了尾铺开稿纸又开始。
　　他年轻时有股犟劲，曾经把自己关在西安的一间六平方米小屋中面对墙上贴着的一百三十七张退稿鉴发狠，说：“有人说我散文写的比小说好，我就不写散文了，专门写小说，不停地写，不停地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种激情经久不衰，多年后，他在谈到《秦腔》的写作时说：“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我写得很忘我，有时完全被语言的狂欢所控制，很兴奋很兴奋。有时，有朋友来访，我都是强迫着他们，要把写出的某部分篇章念给他们听。”
　　贾平凹不断在作品中做实验，这使他“产生快慰”，“攻击，诽谤，最多能引起两至三天的情绪不好，干扰不了我的步伐”。回顾近三十年与写作的痴缠，他说，“回头看当年曲曲折折发生的这些事情，有时候想其实是一种好事情。它逼着你只能走这一条路。当兵没有当成，民办教师不让当，养路工也不让去，这个杈那个杈都给你砍断了，就你只能往前走，就像创作一样，在各个时期他不停地争论你，但有正确的成份在里面，当时感觉很痛，但你吸收后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而鼓励你的人又把你往前推，让你不敢懒惰。”
　　与缅怀八十年代文学热潮相应的是，贾平凹更能适应新的形势：“我经历的年代是文学逐渐走向本身的年代，早年文学时常被当成一种工具，整个国家的文学土壤不是很肥沃，环境不是很好，不协调，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好多摩擦，我写的都是现实的东西，写现实的东西还要往前看，肯定有摩擦，开头批评我唯美，注重艺术不注重思想，然后又批评自由化倾向，慢慢才走到今天。”
　　同生活经历有关，他对写作一直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在这样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他感到很兴奋，“写作要讲大政治，转型期社会什么问题都会出现，到处都是素材。”但他也说：我已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五十多岁了，确实感到生命的短促，命运无法把握，人太渺小了，人的一生又干不了几件事。
　　
　　五十岁后，不讲技法
　　
　　贾平凹说，他现在五十五岁的节奏和三十岁的节奏是一样的，也是紧张，忙乱，不按时吃住，生活无节奏，容易疲劳，晚上回去睡觉觉得特别的累，中午有时也顾不得休息，每天都过着这种生活。作协的，人大的，单位的，西安市，陕西省一些大的活动他都得参加，五十五岁的贾平凹被各种活动会议，各种迎来送往瓜分了。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刚在书房里接待了当年一起修水库的伙伴。“人必竟是个社会人，不是随心所欲，想活一个很自在的人就可以的。”他需要挑空来写作，上午11点前，下午５点前尽量不接电话。
　　贾平凹很执著地守着自己的本分，“人之一生，取得小成功定要和环境作斗争，取得大成功定要和自己作斗争。”
　　与早期清晰、优美的作品相比，他更喜欢后期的作品：“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写得比较混沌了，可能有一部分读者就不容易接受。但基本是个人生命中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年轻时写东西，会有意识地模仿人家，也会摘录好的东西，现在觉得那种秀美啊，清纯啊，水太浅，没有啥更深的东西，五十岁后就不讲究那些技法了，反正有啥感受就写，年轻时见啥都好奇，都想写，五十岁后见啥都考虑考虑，没意思不写了，产量相对低了，敏感度啊爆发力就不如年轻时，但思考更成熟了，生活本身有体验了，有智慧了。”
　　贾平凹喜欢收藏“大的东西”，如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喜欢它们的朴素、简单和大气，喜欢根雕，不喜欢刻意雕琢的，要浑然天成。“把东西仅做玩物，一切都是随着性情来。”字画也是，看得多，临的少，想得多，基本功训练的少，他的书房摆着收藏的拓片，还有他自己的字画，他喜欢魏晋的大气浑厚，写字也追求这种风格。骂贾平凹“文人字画”的人一向不少，他却我行我素，该开画展开画展，该卖字卖字，用字淘换藏品，并且乐在其中。
　　贾平凹时而表现出他的悲观，时而又显出他的超然入世，朋友间颇能以自嘲互博一笑，一些生活小事也能让他常开笑口：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恭正题写：“赠×××先生存正。”一月过罢，在废旧书报收购店折价买回此书，于扉页又题：“再赠×××先生存正。”邮走，躲进酒馆，坐喝，乐；夜里正在床上半醒半睡，有小偷光顾，他说：“朋友，把门拉上，夜里有风的。”天明寻着久未找着的一份资料，乐；出差去旅社住宿，服务员开发票，将“作协”写成“做鞋”，乐，当不得官。
　　贾平凹给自己买了一套《中国古鉴》，最近在读《黄帝内经》，《山海经》，《封神演义》这些不知读了多少遍的故事，与早年读书相比，他说：“生命到这个年龄，经历的事情多了以后，突然看到一本书，听到一句话，给你好多大的启发，把好多事情点通了，好多东西有体会，但没有说出来，也可能他从某个地方突然把你点破了，读书就读那么一点点东西，智慧就是那么一步步积累的，把啥都贯通了之后，积累的多了，就叫智慧了。有人前生就坐在那儿苦思冥想了。想通了，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相关热词搜索：不努力 贾平 贾平凹　与天为徒，不敢不努力 贾平凹怎么读 贾平凹的凹为什么读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