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之力：圆明园再不整修，就真完了_看完圆明园的感受

　　进入2007年的10月，汪之力开始坐不住了，他迈着小步子，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他看到屋外的树开始落叶，一片一片飘落。圆明园快要300岁了，而他已经94岁了，都经历过世纪血雨腥风的打磨，也共同经历过圆明园被毁被重建被搁置被遗忘的30年，踩在圆明园的土地上，他更能痛彻地体会到圆明园的沧桑和沉痛。10月18日，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纪念。他心酸地想，这可能是他最后能为圆明园再做些事情的机会了。
　　
　　激动了整整一个月
　　
　　
　　确切地说，圆明园学会只有3个人在着力筹备圆明园建园300周年纪念，他们准备了一年的时间，申请基金，整理过往资料，联系专家。汪之力并不在他们的名录中，因为汪之力年纪太大了，而他们也知道汪之力爱激动的性格。
　　汪之力主动给学会打了电话，极力要求参加。10月16日晚上，他彻夜失眠。17日，他再次给学会电话，要求发言。18日，“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如期举行，言及“英法政府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退回掠夺文物！”汪之力的情绪果然很激动。所有媒体的焦点都聚集在了他身上，这是他料想不到的，他想不到事情过去30年，媒体对圆明园的关注依然如此强烈。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汪之力不断地接受采访，有时一天一个，有时一天二个，有时一天安排了4家媒体。尽管耳朵有些背，更多时候需要纸笔交流；尽管思维也已有些迟缓，但他的情绪一直都很积极、高昂，而且发言的目标和目的异常清晰。
　　遇到与他发言目标无关的问题，他装听不见，打哑语一般把问题直接又绕回到自己想要对媒体说的话上来。他来来回回只想表达一个意思，“我们历来主张要修复圆明园1/10的建筑，复建圆明园的山形水系及植被景观，这是2000年北京市市长办公室通过立法规划过的，到2007年仍不进行修复，这是连年‘不作为’，我们要求尽快修复，尽快建立领导组织”。高寿的他俨然是一个“小愤青”。
　　他的愤慨，是因为时间对他是如此紧迫，而所问的问题又和7年前没有两样。他没意识到记者们早已更新换代，稚嫩的脸上没有写上《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记忆。
　　他的言语有些跟不上思维，又很着急，唾沫星子喷到不少记者脸上。记者们回去后写稿，他天天上网关注新闻动态，见记者没有把他的意思表达完整，他甚至给媒体的总编写了封信，再次全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又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未表达完整，来来回回又打电话给各路媒体记者，再印发他对圆明园未来忧思的文章给记者。
　　他顾不上自己年纪一大把，顾不上自己是建筑界的老前辈，顾不上自己是老革命、创办过东北工学院、重整过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力学所等辉煌的历史带给他的身份，只要是能唤起更多人关注的举动，他都不厌其烦、努力地去做到。每个记者每次临走，他都要嘱咐，“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而每次，都是他给记者先打。
　　
　　圆明园不是一般公园，不是游乐场所
　　
　　除却他想强调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应该执行规划外，他也再次重申了他4年前就曾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整修圆明园建议：
　　（一）以圆明园为中心，办“保护世界文明纪念馆”；（二）在圆明园举办故宫文物展览，解决大量故宫文物长期积压在仓库，无地展览的问题，由故宫主持；（三）恢复大型皇家园林的山水植物，举办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和展览中心；（四）以西洋楼为样板，举办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这四点和当年制定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也有区别，汪之力希望建立的“保护世界文明纪念馆》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并不包括在重建1/10圆明园建筑当中。这两点是为了把圆明园的建设方向定性为具有保护世界历史文物的特殊纪念地。
　　
　　汪之力如此做，有他的想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市政府曾把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游乐性扩大化。当时，全国各地微缩景观风行。圆明园在西南角圈出一块地，计划以1∶10的比例再现圆明园盛时全貌，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经营利润，还曾动用曾宪梓捐助的800万重修西部围墙的专款，用于增修一道围墙把微缩景观占用的遗址地圈出去。
　　这一项目在汪之力看来，严重破坏遗址，资金、建造、维护、游览都存在问题。后来这一项目告吹，圆明园也因此损失大量重建资金。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应着建“微缩圆明园”的盛行之风，“绮春园开发区”大刀阔斧也在“招商引资”。区里利用圆明园周围土地，成立圆明园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圆明园内部随意打通水面；修建牌楼、店铺及行政用房；在西洋楼前抬花轿、照皇帝皇后像、设水上摩托艇、图腾园、野生动物园、跑马场等等。同时，许多外来人员私自迁入，搭盖住房，以致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极大破坏了园内环境。
　　十年，圆明园什么变化都有了，它的特殊历史意义却越来越少。
　　时过境迁，圆明园发展的定性依然不明朗，汪之力好久没去圆明园再走走。而2007年10月，五一期间，为了迎接“纪念圆明园3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的好心情，他又去了趟圆明园，却又发现圆明园在大办灯节，他一问，这一灯节花了200万。汪之力的心真的恨恨起来，“圆明园不是一般公园，不是游乐场所，它是具有特殊世界历史文明的纪念地啊！”
　　
　　老而弥坚的理想主义者
　　
　　可以说，汪之力年轻时的热血愤慨，老来都没有改变。
　　出生在辽宁法库一个偏僻农村的汪之力，小时候就有着一股“猛”劲。高小时，他偷着干过两件事：一是给上海中国心灵学会寄去一元五角，入会学催眠术。那时一角钱买十个烧饼，这会费不是小数。结果给他寄来一本讲义，没有机会试验就白入会了。二是他从父亲经常买药的药铺配过药丸，腿上绑过沙袋，练习轻身术，坚持两个月后因无明显效果，最后作罢。
　　初中二年级，因为不满老师责打全班同学，和四个同学相互串联，在暑假中私自逃离学校，就投奔沈阳考别的学校，越级上了高中。
　　他一直就很佩服遇事敢闯、敢干、敢打不平的人，并时不时出些怪招。大学时代，曾和同学，为了报复给他们气受的小店老板，住店临走时伙同同学特意在被褥里尿了一大泡尿。他时不时也会透露出他的简单朴实。热爱运动的他，大学时参加市的运动会，竟没有经验，赛前饱饱吃了一顿锅贴，结果万米没跑完，中途就下来了。
　　不过，他更是一个对自我人生观有着追求的人。
　　
　　他从小就爱看西游、水浒、三国、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不喜欢红楼梦、西厢记、花月痕言情小说，他向往的是英雄侠客、忠烈义士、除奸去暴、见义勇为，接受了兴亡盛衰与朝代更迭的祖国历史，乡村少年的他，心中就早已憧憬着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
　　高中时，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之兴奋，成为地下国民党员。然而，1930年，阎锡山反蒋失败，大学预科班的汪之力通过阅读了解到，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内部混乱，时代热血青年的他，内心经历过彷徨。
　　1931年“九?一八”，经历了家乡的沦陷和民族的危机，在受国民党掌控的南京政治学校外交系读书的他终于意识到政府的妥协政策，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现今，汪之力依然清晰地记得未满20岁的他独立寻找自己未来的那一瞬间。
　　1933年，他肺部生病，被学校安排到郊区疗养，那段时间，他有时走在乡间的田野，接触周围的农民，有时用被蒙头卧倒，独自经历了日夜的苦苦思索，1933年7月5日晚，他为自己写下“立足于现在读书环境，广泛采择中外思想家的思想精华，探寻现代世界与社会的指导思想体系，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终生献身于为世界大多数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事业”的人生观。
　　回校后他立即申请从外交系转到功课最为轻松的普通行政系，广泛阅读图书馆中所藏各种图书，拒绝加入校内国民党任何派系社团，实践着自己的人生方向。因同情两广、反对内战，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受到国民党复兴社注意，大四实习期未满，他没回南京，便直接去了北平。1936年7月5日午间在一间空教室里，他面对黑板上的小红旗，举起一只手，朗读誓词，成为了共产党员。
　　汪之力的履历丰厚多彩，跨越了多个时代，并总在第一线。1936年，他在北平领导了“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并主编了《东北知识》。“七七”抗战后，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参加沈阳市委工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持土地改革，收复军管城市。解放战争胜利后，1950年创立东北工学院。1956年，来北京首任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没学过建筑的他，从头开始学建筑的专业知识，离休后，又专力于全国风景资源的调查研究，从1980年到1996年的17年间，共考察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外的880个市县地区，形成10万多公里，编写了《中华山河心影录》。1991年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晚年，保护及整修圆明园遗址，是他依然在实践着一生追求的理想。圆明园学会的副秘书长说，“他如此关注圆明园，是因为他对家国仇恨有着如此深厚的认识，而圆明园就是民族雪耻悠久历史的见证”。
　　
　　圆明园刻上了中国式的荒谬
　　
　　其实，汪之力为圆明园整修规划迟迟不执行而激愤，不仅在于圆明园是民族雪耻的见证，还在于他亲眼看到过中国式的时代荒谬在圆明园身上的践踏。
　　圆明园历经完1860年的“火劫”，之后的岁月，并不轻松。如果说英法联军是暴匪，洗劫了圆明园；那么中国人民自己，就像是一群群白蚁，继续吞噬着圆明园，它的侵蚀并不亚于英法联军，圆明园的地基都在丧失。1900年外敌内匪联手砍伐奇珍异木，让清河镇上形成木材堆积如山的“木劫”；从北洋官僚到1950年代十大建筑、1970年代人防工程对圆明园“挖石不倦”；1917年到2000年，几辈农民又对圆明园进行了战天斗地、备战备荒的“土劫”。
　　1980年的一天，刚参加工作、现为圆明园学会会员部主任潘从贵，经单位组织到圆明园参观，环顾四周，除了农田民房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一丈人高的芦苇里蛙声一片；农民热热火火地在“圆明园鼻梁”的福海里耕田种地。他觉得奇怪，“这是历史书上说过的圆明园吗？”
　　他进行了确认，这的确是圆明园的土地。1918年，朱世忠的父亲朱德印迫于生计，从河北老家投奔看守圆明园的亲娘舅孟老爷，开始看园，后来在舍卫城附近盖了房，开了13亩地。到了1970年代，朱世忠的6个儿女前后在圆明园长大成人，其中4人在园内务农。他们和散布在圆明园的七百多口劳力组成了海淀公社的7个生产队。
　　几十年间，社员们垦荒种地、填湖植稻，积粪、养鸡养鸭喂猪，开豆腐坊、盖房。圆明园230座山丘里80座被挖过，大部分河湖都成了水田。为了和园内农民争夺荒地，1950年代，海淀绿化队在园内大量种植加拿大杨，由此，北方最寻常的树种种遍了昔日奇花异木遍布的皇家园林。
　　平整开阔些的土地则被先后入园的大小单位占据。前身为延安保育院的高干子弟学校101中学是第一个。一位研究圆明园历史的学者说，“101对圆明园的破坏非常大，它占了绮春园1/3的地，并且不拍照不测量，直接在遗址上建。而且这么多年，还一直向四周扩张。”目前，101中学也是圆明园内惟一一个获准暂缓迁出的单位，尽管它的上地新校区早已建好。而101中学的口子一开，市级、区级单位在“文革”前后大量进驻，形成圆明园内一个个割据的独立王国。人口在圆明园的大量聚集，至1980年，圆明园中清帝处理政务的正大光明殿已经成了海淀垃圾总站。
　　
　　历史总在徘徊
　　
　　圆明园的劫难远未结束。1980年，汪之力正在参加建筑历史学术会议，当时北京规划局正酝酿在圆明园遗址中修建大型旅馆，会中闻此消息，惹起公愤，发言激烈，一致要求发起保护圆明园遗址活动。为阻止即将生效的规划，汪之力带荣毅仁到圆明园踩点，红色资本家萌发了引进外资“开发”圆明园的念头。
　　然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汪之力说，因为政治风险太高，这个念头很快破产。在圆明园前途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汪之力在国家部委、北京市政府的老战友中广为联络，策划并起草了一份《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
　　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超级豪华的签名阵容可见“整修圆明园”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所占地位。“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将军诗人张爱萍为圆明园题的诗一度成为时代最强音。
　　1980年10月18日，倡议书公开发表，整修圆明园政治正确与否争议随之而来。民主意识高涨、群情激愤的年代，在《人民日报》上，支持修复派和反对派又进行了激辩。反对派认为中国正处于建设初期，整修需要大量经费，从何而来。支持派回复，“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并展开了全民募捐。
　　1983年批定的北京城市规划将圆明园遗址划出保护范围，明确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北京市政府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法国政府1983年组织专家代表团来中国与学会订立长期合作研究圆明园的协议。市政府拨40万专款，开始修复东部围墙。
　　至1984年，福海及圆明园东部修复工程开工，北京市政府拨款675万，海淀区募捐1000万。450万用于搬迁宫门村百户农民，其余用于重建东部围墙，万花阵、万春园、二宫门、蓬岛瑶台部分建筑，恢复了福海等。
　　
　　同一年，圆明园学会正式成立，许德珩为名誉会长，汪之力任副会长兼秘书长。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把《圆明园四十景图》拍成照片，作为礼物赠送给刚刚成立的圆明园学会。对圆明园的研究踏实地开展起来，汪之力等人在会刊《圆明园》上撰文，论证修复圆明园的可行性和实施步骤。
　　他们翻阅了国内各大图书馆关于圆明园的资料，从康熙乾隆年间工部料估所所辑19册《圆明园工程图》、18册《圆明园工程则例》到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的样式雷烫样、1933年北平工务局所绘三园实测图，得出结论，圆明园建筑工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复杂，造价也不像想象中那么高。汪之力甚至估算整修所需经费和工期：整修经费为1.6亿元，工程如不间断，则工期预计10年。
　　“圆明园是个马蜂窝，不动没事，一动就有麻烦”， 北京市建委就曾经告诫过为圆明园整修申请经费的海淀区副区长杜辉，“圆明园牵扯到的利益问题太多”。
　　
　　明天，该如何选择？
　　
　　时间如流水般无情溜走，人们开始忘却圆明园遭受过的中国式荒谬。民间“废墟文艺派”应运而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社科院的德语翻译专家叶廷芳。1995年，叶廷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遗址前的叹息》。“圆明园废墟已经永远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庄严的凭吊之地，废墟也是一种美，让废墟静静躺在那里”，反对“重修”，更在政协会议中组织联名提案。
　　远离圆明园的人们对圆明园中国式荒谬的历史早没有概念，因着简单朴素的世界历史情怀，民间支持“废墟派”的论调也开始增多。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人以为重修圆明园，是指要复建西洋楼之类的建筑，这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看法。很多人以为圆明园只有西洋楼那一块地儿，其实，西洋楼只是圆明园微乎其微的小芝麻粒儿，圆明园还有着更多未为人知的秘密，需要人来修复保护”。
　　2000年，在新的北京市领导班子领导下，副市长汪光焘主持了反对派和支持派的论战，最后拍板，确立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不过，在汪之力看来，这个规划缺乏领导监督、再加上现任国家及市文物局长反对，7年来一直未按规划执行，反而娱乐化倾向明显。
　　2007年10月19日，“圆明园300周年国际学会会议”的第二天，北京市文物局长在《北京日报》发表谈话，承认7年未执行规划，拟从明年开始重建，但1/10仅为宫门及围墙，不包括建筑物。汪之力更气愤，“这是曲解规划，规划的意义在于重视圆明园的历史意义，只修宫门围墙，圆明园的世界文明特殊纪念地的意义根本实现不了”。他想着的，仍是“保护世界文明纪念馆》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设。
　　从1980年开始，汪之力就与圆明园同呼吸共命运，汪之力很想有机会和叶廷芳、文物局长等反对派再论高低，“谁对谁不对，一争辩就清楚了；如果规划不对，两派再在一起讨论啊”，圆明园学会曾邀请叶廷芳来参加会议，叶廷芳缺席。各个机构都分头在管圆明园，却没有一个更强大的组织来开展这样的争辩，综合意见，拍板决定。
　　汪之力着急了，他握着圆明园学会秘书长的手，再用了把力，“以后，圆明园只能看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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