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山花浪漫时 [周永红：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

　　全县417个行政村，我一年能走多少个？有多少个村，知道县里有个周老师？凭我的精力和经济能力又能帮多少人？每年3月8号县里开妇女大会，我都徘徊在会场外。我想进去干啥？想出名去？想挣钱去？不是。我想告诉姐妹们，你们来吧，这里有个心理咨询室，有个周老师。
　　
　　
　　2007年1月20日，大寒。
　　河北迁西县尹庄乡计生办简陋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从各个村赶来的妇女们。一进门，几个眼尖的冲着周永红兴奋地喊：周老师！周老师！“孩子学习咋样啊？”“和丈夫不吵架了吧？”“那么多妇女，咋不选别人当干部，还是你不错嘛！”周永红这个搂搂、那个抱抱，在大家的簇拥中，抿着嘴笑着。
　　屋里没有暖气，来的人边搓手边听课。周永红走入姐妹们中，“来，大家像我一样，给你的同伴捶捶背，好……转过来……请你们和我一起面带微笑，开始今天的讲课……”
　　这些中国大陆的普通农村妇女大多是第一次听到“强迫症”、“抑郁症”、“神经症”等专有名词，她们充满好奇，领会其中含义后，又格外兴奋。
　　“知道‘心理健康’的意思吗？”一位大姐笔记做得格外认真，记者看到她工整地写下“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时，忍不住问了一句。
　　“就是要减少俺们村里因为想不开喝药自杀的人。”
　　
　　我原来信神，今后信您
　　
　　来迁西之前，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当周永红席地而坐与农村姐妹们促膝长谈之后，带着身上的泥土离开时，这一瞬间，一次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完成了。
　　说实话，第一眼见到周永红，实在不能将她与上面的话对上号。50岁了，皮肤保养得不错，身材苗条，穿着打扮相当得体，一看就是“上流美”。她，能有这么神吗？
　　为多留点咨询时间，周永红每到一个乡，快速讲完课，只是不忘在结尾重复，“姐妹们有啥不痛快的，都可以和我说，让周老师陪你一起走过。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打过来，我来掏这个电话费。或者，到县城我的咨询室慢慢地说，咱们是免费的。要是现在就想咨询的，咱们找个屋子，单独谈。”
　　众目睽睽之下，没人敢走出来。周永红着急地等待，再等待……人快走光时，一个瘦小的青年妇女追了上来。“我可怎么活啊？”手捂着胸口拼命抽泣，身子瑟瑟发抖。
　　“想哭，就到周老师这里痛痛快快地哭吧！”周永红像对女儿般搂着她，手在背上轻轻摩挲。小丽足足诉说了半个多小时，激动得难以平静。周永红坐在她的对面，身体微微倾斜，一直静静地侧耳倾听，等她倾吐完所有的烦闷之后，周永红告诉她：面对这件事，面对家人，面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并告诉她如何走出自我，“总这样弯着腰低着头，是不是自己也不舒服啊？咱们得振作起来，自己强大了谁敢欺负”，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来听课的一位村妇女主任眉飞色舞地说了个更“神”的事：村里有位46岁的姐妹，和谁都处不好，谁拿她也没办法。她想让周永红见见这姐妹，周永红同意了。见面时这姐妹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本事，算算我什么时候死？
　　周永红没回答她，而是站起来、拉着她的手说：“听说你的家庭是个大家庭，你非常不容易，今天咱俩单独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看看我是不是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和建议。”她的眼圈一下就红了，一个多小时的叙述中，她哭她骂，周永红都认真倾听，给予理解。离开心理咨询室时，她一改来时的愁容，“周老师，您信神吗？告诉你我原来信神，可今后我要信您――周老师。”
　　接触三次后，这个姐妹像变个人似的，去年在为公公办丧事时，她的表现让全村人都伸出了大拇指。现在，她不仅自己变了，还以自己的变化去帮助教育别人，谁家有事了，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找周老师啊！”
　　经常有人打电话过来，“没事，我就想听听您的声音。”丈夫总会打趣，“有这么好听吗？我咋没感觉？”周永红笑笑，“我哪有她们说的神，不过是心理咨询师最基本的：尊重和爱。”
　　
　　姐妹烦恼比“城里人”更多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永红走进了一个专门为农村妇女身心健康服务的组织――迁西县姐妹健康促进会。第一次下乡，和农村妇女们一起讨论幸福、讨论爱情，讨论女人与家庭。课讲完了，她们把周永红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停地问这问那，“突然觉得她们那么可爱！没有虚的客套的。”
　　干了几十年的公务员，周永红突然感到“像刚刚懂事，找到自己的事业了”，她成为促进会的一名专职志愿者，在不懂什么是心理咨询的情况下，开始做起了农村妇女心理健康咨询、知识讲座。田间、地头、大树下、小路旁、姐妹家的炕头上都是她的讲台、咨询室。
　　常有不到三十的姐妹一脸认真地问周永红：我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周老师，你给我出一个高招，怎么收拾我儿子？我生理上没问题，咋怀不上孩子？咋老有个神汉缠着我啊？……子女教育、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封建迷信、经济压力等等，农村妇女的烦恼比“城里人”更深、更多。而最让她吃惊的是，许多姐妹有了心理疾病，却浑然不知。旧城乡一名妇女自生过第一个小孩后下身就长了个大疙瘩，家里男人说女人就这样，一直没治。二十年来，她不敢接触人，孤僻、自卑，“活着没意思”。在周永红的劝说下，经过县医院检查，得的是子宫脱垂。病并不难治，而这个村离县城也仅4公里。全县十几万妇女，她们当中是否还有类似情况？她们什么时候能走出来，自己又什么时候能走近她们呢？周永红开始意识到，光靠自己的那点知识和一份爱心远远不够。
　　“学习专业知识，办个心理咨询室”，当年，她就下定决心，并做出承诺：农村妇女心理咨询一律免费。
　　
　　一个人，五年，930元
　　
　　2003年，周永红毅然离开差两个月就满三十年的工作岗位。
　　三十不学艺。年近五十，学这么精深的心理学，难度可想而知。得知可以接受网上远程教育，一天之内，周永红买来电脑，安上宽带，并汇走了各种费用共7000元块，一直忙活到晚上。大冬天的，家里的暖气还坏了，她披着一件大棉袄，手里揣着个热水瓶，在书桌前等待着。网络通了！她像个欢喜的孩子般雀跃，第一堂课，一动不动地听了足足八小时。
　　
　　“咋不打退堂鼓呀！报考时一看，年龄我是顺数，最大，学历我是倒数，最低，人家都博士硕士、学医学教育的。后来打电话给女儿，女儿一听，‘妈，你能跟这些人在一起学习，你就不是一般的妈啊！’一下就来劲了。”普通心理学及格了，社会心理学及格了，发展心理学也及格了……七门理论、四门实际操作，周永红全部过关，为此，她瘦了十五斤。
　　一年后，周永红拿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捧着证书，她哭了。“这条路太苦了，回想这一切，我自己都为自己感动。”
　　一进迁西县城，中心广场上一家旅行社二楼的大招牌赫然映入眼帘，“周老师心理咨询热线：5688318”。通常，没有心理咨询师会把电话号码公布在大街上的。“我面对的群体很特殊，这里没有应急预警中心、自杀干预中心、妇女避难所，只有这样。”
　　房间是管开旅行社的侄女借的，之前由于资金短缺，心理咨询室一搬再搬，几度停业。在这“白来的咨询室”里，一张桌子，一对沙发，搬来自家的旧写字台，挂上窗帘，简单一倒饬，周永红便开始工作。光2006年，走进咨询室的农村姐妹就有一百多人。也就在这一年，美国爱心基金会的会长翁永凯大姐给了她精神上和物质上无微不至的支持，先后捐款19500元用于咨询室的微机设备和办公设备；美新路基金会捐款九千元用于电话费用。对周永红而言，这无疑是开展心理咨询五年来的最佳境况。
　　抽屉里，有一个旧笔记薄，里面夹着做心理咨询的所有收入――930元。而这些年，进修学费、资料费、设备费、房租费等早已花去数万元，几乎用尽周永红的全部积蓄。对此，丈夫没有埋怨过半句。“咱有钱有精力帮俩，没钱没精力帮一个，等哪天这屋子也没了，咱们回家办，家就是你的咨询室！”农村姐妹们来咨询，天晚了，细心的丈夫总会留她们吃饭，或者买好车票送到车站。周永红去进修，常常一走就是二十天。一天早上，看到丈夫的短信“我病了，难受得起不来。”她心如刀绞，不到万不得已，丈夫是不会向自己“诉苦”的。回家一看，简直瘦得不成人样，周永红顿时泪如雨下，“以后我再也不出去了。”可是，一有学习的机会，又马不停蹄了。
　　几个月前，周永红到北京参加心理学家樊富珉教授的学习班，当得知她几年来一直为农村妇女免费做心理咨询时，这位老教授很是感慨，“我从事心理学二三十年了，从来没顾得上关注这个群体，周老师你一个人，太不容易了，我向你致敬！”
　　
　　周老师，我今天满一岁了
　　
　　得知我们要采访周老师，桂英早早地就从三十里外赶过来，本想骑摩托车的，“一路灰尘的，待会脸肯定特别黑”，干脆坐汽车了，“咱不能给周老师丢脸！” 眼前的桂英面色红润，精神抖擞，被我们说到“时不时冒出个心理学专业术语”，她爽朗地笑起来，“和周老师沟通的次数太多了！”
　　
　　两年前，桂英满脸愁容、衣冠不整地走进周永红的心理咨询室，未开口就默默流泪十来分钟。丈夫大她7岁，是二婚，还有个儿子。婚前根本不认识丈夫，但家里为给哥哥娶亲花了人家一万多，不嫁也得嫁。结婚六年，也有了自己的儿子，但是“不甘心”的念头反反复复，桂英恨父母，恨丈夫，恨所有人都虚情假意。深夜里，她常常一个人看《心理访谈》，察觉到自己有心理障碍，找到周永红。
　　“你对你儿子的爱是真的吗？”“真的。”“那父母对你的爱怎么就是假的？”“原来是真的，现在是假的。”“你去体验体验父母，看看原来的真爱是不是变假了？”……两小时后，桂英终于松口：“我听你的。”
　　“妈，我生病了，哪儿都疼。”桂英打了个电话给母亲。“我瞧瞧你去吧！”“不用。”没想到，母亲不仅很快过来了，还带来她最爱吃的乡巴佬扒鸡，“孩子，快吃吧，刚炸出来的。”家里并没得卖，是母亲托人从县城捎回的。再次说起这个，桂英潸然泪下，“我太对不起我妈了，竟然还去试探她！”
　　“你丈夫也有苦恼，要不为啥离婚？也许从前妻那里带来一些不愉快的记忆，而你又怨天尤人的，他怎么爱你？”一次、两次、三次，周永红反反复复开导桂英“从改变自我做起”，甚至细致到穿衣打扮、说话做事，并鼓励她走出家门，自强自立。
　　得知桂英在卖某保健品，周永红赶紧查证，“一看合法，放心了。”一边给桂英打气，“你能说服我，也一定能说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一边拖着丈夫在大街上转了几圈，找到桂英打工的那家店，一口气买了三盒，对店长说：“我是桂英的顾客，她从农村走出来不容易，你们也多给她些鼓励、帮助。”
　　如今，桂英有了自己的小店，一家人其乐融融。前几天过生日，大伙吆喝着来庆祝。桂英私下问继子，“你希望我怎么跟大家介绍你？”“儿子呗！”孩子脱口而出。桂英异常激动，赶紧给周永红打电话：“周老师，我这几年没白付出，但是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你啊……”
　　38岁农村妇女刘某，在接受咨询后，不但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有效地帮助了曾离家出走的妹妹和刑满释放的哥哥，如今妹妹回来了，哥哥也成了家。她把和周永红见面的那天定为自己的生日，不久前打来电话，“周老师，我今天满一岁了。”
　　“我的一点工作，让她们获得心灵成长，能够独立面对生活，甚至处理人生的各种难题，这就是心理学的最高追求啊！现在她们让更多的人受益，反过来我不更应该感激她们吗？” 周永红不住地感叹。
　　当我们问起做心理咨询师最大的苦处是什么时，这个看起来永远镇定、坚强的女人第一次流泪了，“全县417个行政村，我一年能走多少个？有多少个村，知道县里有个周老师？凭我的精力和经济能力又能帮多少人？每年3月8号县里开妇女大会，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徘徊在会场外。我想进去干啥？想出名去？想挣钱去？不是。我想告诉姐妹们，你们来吧，这里有个心理咨询室，有个周老师。”
　　全中国唯一一位专职农村妇女心理咨询师选择这条道路，注定坎坷重重。如果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收获了无数个农村妇女围着她叫“周老师”，收获到一张张驱去愁云的笑脸。“当每个姐妹哭着进来，笑着出去的时候，又一朵山花开了，等到一朵朵山花都开了，我就能开心地笑了。一个人一辈子能有这样的笑，是多好的事啊！就算这样累死，也值得。” 周永红的心愿特别美：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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