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执教大一　不是新闻的新闻 2018杨振宁还活着吗?

　　 　　 一方是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另一方是本科生对名教授的可望不可及。教育的产业化进程催生了教授、学生的不同需求。为了传道，为了授业，为了解惑，为了基础教育，在重视的前提下还应是强制。
　　2001年9月，教育部4号文件明确要求：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必须为本科生讲课，两年不上本科讲台，可取消教授资格。然而，时过三年，仍有教育界人士呼吁，院士和知名教授应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继诺贝尔得主杨振宁院士执教清华本科后，中国竹材加工利用领域的奠基者张齐生院士开始给南京林业大学的200多名本科生上课。
　　院士给本科生上课，社会反响强烈。
　　育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教授何以不教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兴根教授感触颇深，名教授教基础教育，本应理所当然。老师讲课可以很好地发挥书本上的知识，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这对老师也是一种鼓舞。哪怕是讲一节课，学生听听老师讲课的风采，能学到一般教学学不到的创新思想。过去的名教授都上讲台，北大就有这个传统。现在为了评职称，相当一部分教师的精力放在了出书上，不管质量如何，评委也看不过来，就为了凑数目。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又要教学，又要科研，又要出书，肯定会侧重某一方面。
　　各高校在考核教师业绩时，对教师的科研成绩有硬性规定，比如科研成果、论文发表数量、获奖状况、科研经费的获得等，给本科生上课在教师评估体系中所占的分量却比较弱。况且本科教学在备课时要查的资料较多，非常花时间，名教授本来事情就多，自然会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科研方面。其中包括频频出入社会上举办的各种培训班。一段时间以来，高校教师选择了三尺讲台就意味着选择了清贫，远离了名利，远不如作报告开讲座来得风光。
　　几年前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国70多所知名高校中，正教授不进行授课的占25%，而副教授不进行授课的占20%。北京工业大学只有38％的教授曾为本科生上课，其余的都在忙自己的研究课题，在校本科生一般只能听到副教授或是讲师的课。
　　看来能亲自为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已为数不多。教授、名师是高校最宝贵的资源。大多数学生之所以报考某校，很大程度上也是冲着这些名师而来的。
　　北京某高校的大一学生小杨就做了这样的选择。“我填高考志愿时，就是看准学校这个专业学科带头人的名气，现在来了，却发现根本就见不到名教授的面。上学期一共见了两次，第一次是开学他给我们致欢迎辞，第二次是教师节班里搞活动，我觉得这就是欺骗。” 小杨有些激动地说。
　　理工科学生小金也深有体会，她觉得名教授不是一个名气的问题，教授们的课意义隽永，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比一般的老师更有内涵。“原来我特别怕数学，本以为又死定了，没想到老师讲得特别好，一点也不枯燥。老师上课的时候，不但把公式讲清楚了，而且教授结合生动的例子，特别容易让人理解。上学期我选了一门‘社会统计学’，很发怵，后来学校派了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教授上课，一学期下来，同学们都说受益匪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杨振宁教授认为自己的成长就是受益于早年在西南联大打下的深厚扎实的学科基础。对如今教授执教高校大一学生的比例问题，北京大学教务处的一位老师说，我们这个比例是很高的，授课教授在所有教授中占的比例达到了75%。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的一位教师表示，教育部的规定是必要的，而学校也要出台相应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校建设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的杨武金副教授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给本科生上课与给研究生上课有很大不同，“上课要有形象，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有的教授年龄很大，开必修课的效果并不好。一些著名学者虽然思想深邃、成果卓著，但口头表达并不很好，不见得比讲师授课效果好。学生在课上听不进去，理解不了，有的干脆就不去听了。”根据他的经验，“名教授很多埋首研究，讲课慢条斯理，理性方式多一些，而本科生更喜欢接受感性方式多的教学方式。”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而教师自身硬件衡量也必不可少，为缓解这一矛盾，如今许多高校对教师评估体系做了相应的调整。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高校规定：凡为本科生上课达不到一定课时的教师，即使学术成绩再卓越，也不得聘为教授。安徽财贸学院提高了本科生教学的课时酬金，由原来每节课10元提高到35元，以提高教学的吸引力。
　　据互联网上的一份资料统计，4年来，陕师大70%的在职正教授、88%的在职副教授坚持为本科生上课。上海交大有60％的教授为学生上专业课，90％的教授为学生上专业基础课，而公共课则全部由教授上。北京交大规定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今年学校86％的教授都开始为本科生讲课。暨南大学也规定，每个院系每学期要保证60％的教授、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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