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战略互惠的时空下思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带着中国人民发展中日关系的友好感情和坚定信念踏上“暖春之旅”，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继两国1998年发表作为“第三个政治文件”，即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之后缔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文件。可以说，“第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战略互惠成为中日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今后中日两大民族要维系健康稳定的国家关系，就必须按照“第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立足长远战略目标，从造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动力。
　　
　　过去10年中日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中日两国之间由“第三个政治文件”过渡到“第四个政治文件”用了整整10年。回顾过去的10年，尽管冷战早就结束了，但遗留下来的冷战思维仍使得某些日本政治家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不幸的战争历史业已成为过去，却偏偏有人就是要用歪曲历史事实的手法破坏两国关系的改善。
　　如果我们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久远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中日关系走到今天既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也包含着双方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古代中华文明对日本列岛的孕育滋养，还是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祸患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全民觉醒，中日都不曾处于同一发展的水平线上。至于战后分属东西方不同营垒与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分疏，以及长期处在美国卵翼下的日本在处理对华事务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中国与日本一直是一对看似很近实则很远的邻国。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调整时期，中国与日本第一次面临着综合国力旗鼓相当的局面。这种前所未有的对等和接近，曾使双方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对方关系的课题，是否是“一山难容二虎”?“两强相向是否必然导致两强相撞?”等一系列令人焦灼的提问摆在两国政府与所有关心两国关系的人们面前。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击败了党内强有力的政治对手桥本龙太郎，组建起号称“无禁区改革”、“杂碎自民党”的小泉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小泉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严重倒退。20世纪90年代两国关系上显露出的“政冷经热”在21世纪前5年成了中日之间限制国家关系发展的现实。小泉的错误做法不仅激怒了中国人民，也引起日本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2006年9月，在小泉的“禅让”和精心帮助下，以安倍为核心的战后出生的战略派政治势力接掌了政权。在战略派政治家眼中，要谋利益、谋长远，而道德并不是一个必须计算在内的考量。于是，凡属观念性的问题――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历史观念、文化价值，统统不如实际的利益来得重要。同样，日本的强硬战略派政治集团所一贯追求的正是建立强大的日本国家，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是完全可以依据现实环境来调节和变动的。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忍让，也可以放低身段，与中、韩等国商讨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但是，这一切并不违背安倍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告别战后一直是日本战略派政治势力的梦想，但日本却始终背负着侵略战争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总是想用歪曲历史的方法去消弭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但歪曲的结果是重新刺激和激活了历史，历史的一页非但没有翻过去，反而遗留到今天。安倍及其他的主要智囊集团意识到这样的局面不利后变换了策略，在2006年10月9日中日联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中日“双方同意，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日中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日中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显示出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姿态。但同时，安倍主导下的日本对华外交还包含着组建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同盟”，企图用“意识形态围墙”围堵中国的意图。这种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安倍执政后期变得越来越明显。
　　福田内阁建立后迅速关闭了安倍搞“美丽国家”的办公室，停止了前任效仿美国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暂缓推进修改宪法的政治日程表。这一系列行动展示出新内阁在立国思想理念上的新意――不是通过军事努力实现大国主义目标，而是将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环境、气候、能源等问题列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的切入点，在积极的协商、对话中增加日本的发言权。显然，福田本人及其被舆论称为“新福田主义”的政治、外交路线比他的两位前任更容易被邻国接纳。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双方有识之士多年的努力，中日关系终于回到正常的国家关系轨道。今天，当中国领导人展示出泱泱大国的气度与四海一家的襟怀，日本领导人也改变了小泉等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两国在经贸科技领域的互补性以及节能环保领域的共同利益，不仅夯实了政治关系的基础，也带来社会文化交流的飞跃发展。诚如鲁迅先生诗文所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谓今天中日关系的生动写照。
　　
　　交错在全球战略格局与地缘政经结构中的两国关系
　　
　　当然，作为毗邻在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也必然面对着国家战略利益的对峙与分歧，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纠葛在一起，更是难于一蹴而就地解决。在这里，抛弃冷战思维与旧的零和博弈观念，树立真诚的政治互信，立足大局和放眼长远就显得十分必要。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近邻，两国的经贸合作各有优势，应该优势互补，而且合作的潜力是很大的。中日两国GDP相加约占东亚GDP的80％；人口相加约占东亚人口的70％；进出口贸易额约占东亚贸易额的60％。毫无疑问，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持续改善并发展双边关系，必将对东亚以及世界局势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两国通过双边渠道促进东亚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进程，对于构建东亚地区的和谐秩序十分有利，对于世界经济的走向也将产生推动性的影响。福田的外交智囊五百旗头真曾经说：“中国正在摆脱百年低迷期，不用很久就能夺回东亚国际关系的中枢地位，日中关系的和平发展对日本极具战略意义。”日本人重实惠，一是中国已经崛起；二是日本经济越来越仰赖中国市场；三是美国经济实力已相对下沉，大环境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亚洲来，但零和理论也不符合现实。中日携手合作不仅可稳定亚洲的局势，包括朝鲜半岛局势的转趋平稳，也可加速东亚的经济成长，包括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实现。
　　在新的形势下中日两国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新的合作机遇。双方应本着战略互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创新合作方式，解决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障碍，扩大共同的利益，积极推动两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环保、信息、通讯、物流、金融和 高科技等更加宽广的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务实合作，两国企业还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携手开发在第三国(国际市场)上的合作，共同谱写中日睦邻友好、互利互惠与和谐共赢的中日经贸合作的新篇章。在《中日两国关于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基本精神。国外的一些媒体说中国政府不再提历史了，这是一种片面的误解。因为，在新的政治文件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发展中日关系就要“恪守前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则”，既然前3个政治文件已经把历史问题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21世纪签署的面向未来的政治文件里就不需要逐字逐句地重复前3个文件关于历史问题的描述。原则上是恪守、继承前3个文件，也自然包含了“正视历史”和“面向未来”的双重内容。因为，历史问题必须正视，过去不幸的历史我们没有能力再改变它，已经发生了，但是一定要防止不幸的历史重演，防止再发生，所以“正视历史”只有4个字，但是历史问题并没有丢弃不管，而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双方对历史应该做哪些工作和如何看待的问题。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由双方专家、学者组成的“共同历史的研究委员会”也将在近期拿出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来。另外，我们希望日方公众能够理解中国人重视历史主要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主要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段两国在21世纪初期开展友好、合作的可圈可点的历史。
　　
　　在政治互信基础上拓展战略互惠空间未有穷期
　　
　　伴随中日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两国共同发表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里，关于今后交流合作项目、计划、领域已经多达70个。那么，中日之间的互惠合作是否已经“饱和”?答案显然是否定。
　　胡锦涛主席曾强调指出：“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性意义。中日双方要共同努力，不失时机地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更高发展阶段。”事实上，中日两国无论在谋求共识的精神层面，还是在寻求合作的现实层面，都有继续拓宽发展的空间。按照早稻田大学国际地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迪教授的观察，“尽管在制度上日本政治引进了很多欧美政治的框架，日本政治的过程仍然存在大量的东亚传统政治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中国和日本其实都远没有西化”。对于两个大国家、两个大民族之间最终的和解一定需要民众层面上的和解，我们的外交是以民为本的，日本也是一样的，政治家也离不开老百姓的要求，如果只有一个轮子，官的轮子走得很快，民的轮子走得很慢那就会走偏，所以草根的交流，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两国民众真正能对对方有所宽容、有所理解、有所包容，这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文化交流是今后应该大力加强和推进的一个重要领域。
　　换言之，在两国政府促进政治互信与民众不断增加相互了解的前提下，中日全面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就现实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而言，随着接触交往的增加，以及形势的发展变化，某些突发事件也会成为交流合作的契机。例如，伴随“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互访，中日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交流合作正在全面铺开。双方会谈所涉及的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灾难救助领域合作”事宜，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立即由拟议中的计划变为现实的救援行动。日本在灾难发生后及时派遣救援队和医疗救护队赶赴灾区，不仅表现了两国关系改善后“互助互惠”的实践行动，也的确让中国老百姓感受到在和平发展道路下成长起来的今天的日本人的良知和友善。尽管航空自卫队到中国运送救灾物资也受到日本国内和中国部分网民的批评，但只要自卫队参与救援的行动，能够像此前救援队那样用实际行动表现出对中国帮助的真实感情，是可以得到各方最终理解的。
　　清朝前期有一个叫魏禧的大文豪写了一本书叫《日录里言》，那里面谈到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放大到国家、放大到民族也是差不多的。“夫交友者，识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中日在相互了解中，寻求战略定位的一致性，克服相互猜忌、怀疑的偏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真正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记得亨廷顿曾预言：“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幸福，取决于中国与日本的共生，并找到携手共进的道路。”不管亨氏其他理论如何，作为研究国际战略关系大家，这一论述可谓不无道理。中日两国首脑将通过会谈共同谋划未来两国关系的美好前景，而东亚两个巨人的握手将对地区乃至世界产生深沉久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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