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斌:请叫我企业家|电信研究院 张学斌

　　张学斌在摄影师的要求下摆姿势。一会临窗而坐，看着窗外。一会在电视机前，垂手而立。摄影师不说行，他就保持着那个姿势不动，很有耐心。 　　十一年前，国内一家民营家电企业的大亨请他前去管理。前后交谈了数次。最后一次在海南一个酒店里，他们聊了个通宵。
　　那个人是创维集团的创始人黄宏生，他说，“要做中国的索尼”。这句话打动了张学斌，也开启了他在创维至今的事业。
　　这是一个赚慢钱的过程。需要耐心。
　　十年后，索尼已经不是制造业最巅峰的公司。但是张学斌，创维集团现任董事局主席、总裁，把创维带到国际知名大公司的决心并没变。
　　去年的年报显示，创维一年的利润超过12亿港元，是彩电业最好的企业，比同行其他公司利润总和还多。
　　但跟同行业比，创维又算是个另类。在美的、长虹、海信等传统家电企业都投资房地产的时代，创维没有房地产业务。
　　张学斌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有诱惑，但是创维不做。”
　　做什么，不做什么，当然跟张学斌个人的性格有关。
　　
　　赚踏实的钱
　　演员刘晓庆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段子：“七匹狼做地产，美的做地产，海尔做地产，雅戈尔做地产，苏宁做地产，国美做地产，苏泊尔做地产，格力做地产，格兰仕做地产，奥康做地产，娃哈哈做地产，喜之郎做地产，奥克斯做地产，长城床垫做地产，长虹电器做地产，五粮液、郎酒、水井坊、阿里巴巴都在做地产，神奇的地产啊，让72行最后都殊途同归！”
　　刘晓庆的这段话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反映了一个现象：制造业利润微薄的当下，很多公司把触角伸向了利润更高的地产行业。
　　这个，张学斌表示理解，也相信有公司赚了大钱。
　　但有人找到张学斌，要和创维合作地产时，张学斌拒绝了。一方面，来自他的专业判断，不看好这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在于他的个性，依照他的态度，“即使我做也做不出暴利的地产”，况且，“还有别的风险”。
　　“房地产业务关键在于两个，第一是土地，第二是税收。先说税收，房地产征税很厉害，利润超过180%的部分，基本上是税收拿走了，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暴利。但是这些能够拿到那么大的利润的企业，往往都是有很多方法去做。因为我是财务出身，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方法，但如果我们去做，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暴利。”
　　他继续说，“土地资源，创维没有优势。我们是民营企业，没有政府背景。国有企业是政府的亲儿子，我们民营企业也是儿子，但是是捡来的儿子。”
　　另外，就是比钱更重要的安全问题，“房地产企业比较乱，我们这种企业比较怕不规范的东西，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因为我们没有太大的……民营企业没有人能够保护的。”
　　他顿了顿说，“我们老老实实做实业，做产业链也会有合理的回报率。这样更踏实。”
　　实际上，他年轻的时候面对过赚快钱的更大诱惑。1991年，刚从大学辞职下海的他和妻子来到海南寻找机会。当时看到几乎满大街的人拿着图纸在东奔西走。房地产火热得不得了。
　　他夫人进了冯仑、潘石屹的万通公司做财务。“收入比我好，工作环境也比较好，工作也比较轻松”。但张学斌一点都不动心，有人来拉他进入金融地产行业，他摇了摇头。他反潮流进入了海南罐头厂。
　　对热潮流，张学斌有自己冷眼旁观的思考。
　　“金融业、房地产，看起来穿西装、打领带，说出来比较好听，但那是虚的，受政策的影响太大。我就喜欢做实业，比较有意思，也脚踏实地。”
　　正因为他这种比较冷静的个性，让他成为海南房产泡沫的看客。后来，他亲眼看见，两年前卖一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最后几百块钱还卖不出去，管理费不愿意交，最后只能炸掉。
　　
　　策略地做事
　　张学斌承认，他这种冷静、克制的个性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他的眼睛很大，抬起头来看看上空，想了又想，慢慢说，“说不清具体的关系，朦朦胧胧的”。
　　1963年他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村里。父亲是村里的会计，母亲身体不好，一家都靠父亲收入度日。他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因为家里穷，后来张学斌对外界回忆，他上高中之前基本没穿过买的鞋子。高考前，他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趁着休息的时间复习。
　　高考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渡船。为了挤上它，他隐忍着自己对理科的喜爱，报考了文科。在他当时看来，理科的底子太薄，怕考不好。文科死记硬背的东西多，是那种大快干上就能有收获的土地，保险。
　　他后来考入了中南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198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外界看来，一个农村娃变成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是鲤鱼跃龙门了，算是光宗耀祖。但是他并不满足当时的生活，甚至厌恶。“我最讨厌简单重复的工作，大学里面教书就是。”
　　因为不甚喜欢，他甚至能脱口而出，五年老师的生涯，他只上了两百五十多个课时，相当于一学年只上一个学期的课，“其他时间外面搞点项目，跟人家搞设计，小项目什么的”。
　　等他和学校的合同到期后，他打定主意去社会闯荡一番，学校当然不允许。思来想去，他给学校提出了一个合情但“不合理”的软钉子：能不能把他的夫人调来，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
　　当时，尽管在同一城市，他妻子上下班得花四个小时，他们距离太远了。
　　张学斌承认，他知道学校对此无能为力。“当时的政策是两地分居可以解决，同一地隔这么远不解决。我在找一个理由离开学校。”
　　
　　中庸与铁腕
　　离开学校，在海南奋斗十年后，作为椰树集团的总经理，张学斌30多岁时在海南已有了带游泳池的房产，他在椰树集团的股份每年分红丰厚。照他的话说，不出来也可以了。
　　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找上门来。他叫黄宏生，创造了中国最赚钱的彩电企业创维公司。他的烦恼是，企业越做越大，越难找合适的人来管理。他跟朋友倾诉，朋友给他推荐了张学斌。
　　就这样，这两个南方男人在朋友的引荐下见了面，双方来来回回接触了一年半时间。
　　张学斌说，他和黄宏生性格差异很大，“我性格理性一些，老板比较急一点，感性一些。我们互补。但沉淀下来，我们比较一致的地方也很多。黄老板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有很多观点我们是一致的。创维做决策还是比较稳健的，不急功近利的。”
　　真正召唤张学斌的，是他还心存的做伟大事业的理想。
　　在海南一个宾馆里，两人对坐而谈，黄宏生说创维要做中国的索尼。这句话让张学斌心里一动，那天晚上，他们聊了整整一个通宵。
　　2001年，他拎着箱子来到深圳，进入创维，成为彩电事业部总经理。
　　张学斌还记得第一次踏进创维时，看到的是简单甚至破旧的企业门面。他非但没有失落，反而觉得挺好，“这才是真正创业做事情的态度，艰苦朴素的理念跟我很合得来。”
　　但很快，张学斌就感到难受。创维提倡痛苦文化，“宁肯当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
　　“每天晚上我开会到两点钟，第二天七点就要上班，睡不醒，很难受。开会到最后没有效率。有些东西我不能认同，后来我说我要回去，不做了，我说这个太辛苦。”
　　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理解并接受了这种文化：你要做任何事情，要想成功，你就必须比别人要付出更多。这是一个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过程，很痛苦，但是最后你要成功了，你就会享受到快乐。
　　至今，这个痛苦文化仍然是创维的企业文化。张学斌坦称，“即使现在大多数时候都很痛苦，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压力很大。”
　　张学斌并不是一味妥协，否则他来创维就没有意义。适当的改变，是他必须做的事情。
　　创维集团有个末位淘汰制，到考核期，排在后面的中层就出局。这在民营企业发展初期，激励作用极大。但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仍然如此，就产生了很多反作用，到处树敌。
　　张学斌在创维残酷的企业文化中糅入了中庸的基因。每年创维有15%到20%的经理仍会遭末位淘汰。但张并没有将他们推出公司的大门，而是采用转岗、培训等其他方式在内部消化。
　　但另一方面，张学斌也绝不缺乏霹雳手段。他曾亲手把老板的亲戚送进监狱。他说这是大义灭亲，“老板也理解，因为底线不能碰。”
　　“碰到亲近的人真的不手软？”
　　“我和谁都不近。”张学斌笑笑说，“我的原则是没有人跟我走的很近。”早些年，在创维的食堂吃饭，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吃。现在是回家吃午饭。
　　他曾经看到唐骏也说过这样的话，自己就是一个圆心，跟谁都保持距离。“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作为领导来讲，如果有人跟你近，一定会有人跟你远。有人跟你近了，很多事很难处理，你的原则就会有一些时候很难把持，如果原则不能坚持，你伤害的是更多的人。”
　　
　　职业经理人命题
　　有人说，创维前13年创业史中的职业经理人一般没好下场。直到张学斌到来。
　　张学斌是做好各种准备的，在第一次创维高管见面会上，他对大家说，“我先争取当三个月的总经理”。现在回想起来，他哈哈大笑。谁能想到他能在数次危机后，走到今天。
　　因为这太不容易。中国民营企业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爱恨情仇的故事。来创维之前，创维屡屡发生高管集体跳槽、而后与老板反目相向的风波。
　　创维之外，也不凡相关案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公司面临公司治理的问题比比皆是，在兰州，黄河集团职业经理人，帮集团上市时差点“篡权”，取老板而代之。在北京，国美集团黄光裕入狱时，陈晓也发动了去黄化运动，黄陈最后分道扬镳。在杭州，阿里巴巴老板马云挥泪“斩”职业经理人卫哲。
　　如何在中国民营企业做好职业经理人，是个复杂的命题。
　　十一年来，张学斌不仅在火山口稳稳坐住，而且没有让创维内部再生波澜。而且，在他的推动下，把创维集团从一个完全的家族企业变成一个上市香港的现代企业。
　　谈起来，他有诸多感慨。
　　“现在的中国，因为职业经理人市场，或者我们市场经济不是很成熟，很多人比较急，互相不信任，所以产生了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他认为，“出了问题，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可能更多一点。”
　　企业经营中肯定会有不同观点的时候，但如果都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目的，那最后仍有达成共识的空间。就拿创维上市来说，老板黄宏生起初并不是特别赞同。“我就跟他讲，我们再多也只能活100岁，但是企业不同。你能管多久呢？企业始终要走出这一步。”
　　而这种信任的培养也并非一言两语能够概括。
　　张学斌喜好打高尔夫。晚上九点半，他从公司回家，会在楼下空旷的场地里挥几下球杆，出一身汗，就满足地上楼了。他没有固定的一圈打高尔夫的朋友。“之前我都不下场打球的。后来是因为老板的事，我才下场和他一起打球，陪陪他，聊一聊，在球场上聊天是最好的。”
　　而黄宏生也曾在监狱给创维员工写信，说创维进入了后老板时代，要靠管理团队领导发展。而在其出狱后，也淡出了创维的管理层面。2007年4月，张学斌正式出任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兼创维数码CEO。这样的互信互敬，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窥得其中奥妙。
　　有一点，比起“职业经理人”，张学斌更喜欢被称为“企业家”。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企业家是把企业当家，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这样就和大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最后也能达成一致。即使是犯了经营上的错误，也会被老板原谅，谁没有犯过错？”
　　就是说，他并不把经理人当一个谋生的手段。“好比美国的杰克•韦尔奇，早就不需要职业经理人这份工作的收入，他仍然把这个企业作为他终生奋斗的一个事业。”
　　他也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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