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的歌声 马兰的歌声观后感

　　这也许是中国最特殊的管弦乐队。 　　演出场所，是山村猪圈边的泥地；乐手，是十多个指甲缝里都是黑泥的农村孩子；指挥棒，是一截干硬的玉米秸……不过，只要指挥者一声令下，小提琴、吉他和曼陀铃等乐器齐响，一首首西方名曲便流淌而出。
　　指挥者名叫邓小岚。7年前开始，每个月，这个68岁的北京女人，会接连坐公交、地铁、火车、大巴、乡间汽车，行程近300公里，前往位于河北保定深山里的马兰村，给80多个农村孩子上两天音乐课。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她还组建了一支管弦乐队，取名“马兰”。
　　今年6月，有前去拍摄此事的音乐人，将30分钟的纪录片《马兰的歌声》放到了网上。无数网友被其打动。
　　一个网友这样评论道：“如果你相信爱，就请像邓小岚这样，把音乐带给这些纯净的如水一般的孩子，相信音乐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带给他们生命的美好。”
　　
　　•一•
　　眼前的邓小岚，衣着朴素，身上唯一的饰品，是她脖子上的白色珍珠项链。
　　从繁华的北京城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她的父亲――人民日报首任总编辑邓拓。
　　从1939年到1948年，整整十年，邓拓在马兰村主持出版《晋察冀日报》，创造了“用八匹骡子办报”这一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随后，《晋察冀日报》改名为《人民日报》，邓拓出任总编辑。
　　这里还有邓小岚的童年。1943年，她在这儿出生。当时，父亲邓拓正在附近的山上打游击，一个多月大的邓小岚，被托付给老乡喂养。多年之后，母亲还为邓小岚刻了一枚图章，上书“马兰后人”。
　　不过，邓小岚只在这儿待到了三岁，便随着父亲进了北京，等她再次回到马兰，已经是近50年后了。
　　1997年，退休在家的邓小岚与妹妹闲来无事，便动了回马兰村看看的念头。最初，她只是想去那儿，寻找些与父亲有关的痕迹。
　　在给那些牺牲的父亲同事扫墓之后，她遇见了一群当地小学的孩子。她提议道：“我们一起唱个歌吧？”
　　令她感到诧异的是，这些山里孩子都瞪着眼睛，不敢说话。除了国歌，许多人都想不起其他任何一首歌曲。有些孩子甚至问她：“唱歌是什么？”
　　“我的心里一下子觉得特别酸楚。”八年后的这天，邓小岚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回忆着那一天与孩子们之间的问答，低着头，喃喃自语道。
　　对于这个北京女人，音乐一直是她对抗命运的武器。对于这一点，她有着独特而又深刻的体会。
　　“文革”中，父亲含冤而逝，母亲被批斗，但从小就学小提琴的邓小岚，从来没有断过练琴。她常和弟弟妹妹们在家中练习《梁祝》、《新疆之春》、《北风吹》等，来对抗内心的嘈杂与苦恼。
　　1970年，邓小岚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泰安一个小制药厂。她依旧带着自己的小提琴。空闲的时候，同事们都会把房门打开，一边做事情，一边听她拉琴，以度过那些“只有讲话、没有音乐”的时光。
　　于是，她决定把音乐带进马兰，带给马兰的孩子。邓小岚说：“我坚信音乐会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一种美好的体验。”
　　•二•
　　柔和的夕阳从教室门外探进来，打在站着的白宝剑身上，肩上的小提琴反射出莹莹的暗光，修长白皙的手指在琴弦上按下，《山楂树》的前奏就如泉水一般汩汩流淌出来。
　　紧接着，13岁的刘爱玲弹响了怀中的曼陀铃，8岁的白璇吹响了手中的竖笛，13岁的陈鑫拉响了肩上的小提琴，教室一角的梁三斌――一个9岁的小胖男生，拉响了手风琴，12岁的马红艳唱了起来：“我就沿着小路向树下走去，轻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这是八月夏日的傍晚时分，悠扬的乐声，从教室里飘出来。不远处，几排杨树下，一只满身黑泥的猪，躺在用石头垒成的猪圈里，打着舒服的哼哼儿。
　　“他们练琴的时候，眼神都很亮，你能看出他们对于音乐的渴望。”邓小岚高兴地说。
　　可一开始，决定把音乐带到马兰的邓小岚，得到的回应却很尴尬。
　　“几乎没有人找我。”回忆当初的情景，邓小岚笑道，“我问他们谁想学小提琴，谁想学手风琴吉他什么的，他们都坐在那里，眼瞪着我，不说话。”没有办法，邓老师只好自己挑学生。
　　“不是孩子们不想学，而是他们对乐器，根本没有概念。”50岁的孙建芝老师，是马兰教学点的老师。她并不识谱，更别提教孩子们音乐了。
　　16岁的白宝剑回忆起2003年第一次见到邓小岚的情形：一年级的自己抱着小狗，坐在小板凳上，看到一个“陌生女人”拿着摄像机和图纸，在自家后面的山坡上溜达。他对着她笑，她也对着他笑，还给他拍了人生中第一张相片。
　　不久，白宝剑在课堂上再次见到了“陌生女人”，身份是他的音乐老师。他也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小提琴，“之前只在电视里见过。”
　　也是在第一次见面课上，陈鑫对邓小岚的声音印象深刻：“可好听了”，“和电视里的一模一样，我们都不会说，可是那天不敢应声儿。”
　　现在，孩子们显然已经和邓小岚混熟了。坐在教室前排的孩子会用本地话纠正她偶尔的错误，后排的几个小孩儿甚至嚼起了5毛钱一根的冰棍。
　　白宝剑说，自己“珍视每一次练琴的机会”。对邓小岚，他内心充满着感激：“如果没有邓老师，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哪能学会拉小提琴，能不能见到还不一定呢？我们这里太穷了。”
　　马兰是一个“石头村”：石头盖的房子，石头垒的院墙，石头围成的围栏，猪圈也都是用石头砌成的。马兰村的人自己养猪，养了一年，到年底杀掉，用油把肉炸透，挂在屋檐下，吃的时候就割一块下来。
　　过多的石头让马兰村的耕地少得可怜，人均不超过一亩。地里主要种的是玉米和土豆，人吃土豆，猪吃玉米，地里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出去打工，几乎是唯一挣活钱的出路。
　　“我爸出去打工一个月挣2000多。”白宝剑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骄傲，很快又黯淡下去，“可他太累了。”
　　这是一个眉目清秀的农村男孩，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会不时浮现出羞涩的表情。他的衣服甚至比女孩子都要整洁，指甲修剪得干净，手指修长。
　　说起自己喜欢的曲子《卡吉德洛森林》，白宝剑的眼神亮了起来：“拉这首曲子，我的心情会很平静，让我忘掉烦恼。”
　　
　　•三•
　　40分钟的山路――这是陈鑫和刘爱玲距离音乐的距离。自从小学一年级，被邓小岚挑中开始练习小提琴起，这40分钟的山路，这对好姐妹已经一起走了6年。
　　拉空弦是练习小提琴的第一步。陈鑫说，拉空弦的声音“像锯木头”，刘爱玲则认为，它“更像是锯桌子腿”。当然，她们的感受也有一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想练。”
　　起初，小提琴不准带回家，只能趁午饭的工夫练。按琴弦的手指头会疼，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练，把手指头上的茧子练出来。
　　到了二年级，小提琴可以带回家了。害羞的陈鑫在家里偷偷地练，不敢让邻居听到，因为自己“拉得太难听了”。
　　她的父母却很喜欢，常把邻居喊过来，让陈鑫拉琴给他们听。陈鑫拉得别扭，父母和邻居却听得入神。
　　陈鑫的父辈们，对于音乐并不陌生。“这和报社有关系。”73岁的乡村医生王世亮回忆。当年，《晋察冀日报》的同志喜欢教老乡的孩子们识字，唱歌，只要来就给糖吃。《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教得最多的。
　　可邓小岚教的歌曲，显然超出了父辈们的认识范围。“大部分歌听不懂。”王世亮咧开嘴，憨憨地笑。
　　无论听不听得懂，如今，邓小岚已经是这片深山里的“大名人”。附近村子的孩子，也跑来跟她学乐器。
　　这样的渴望，让邓小岚欣喜又心酸。上课的时候，好多小孩趴在窗户外，仅有的几扇窗户塞满了一动不动的小脑袋。
　　不过，即使邓小岚再努力，她也无法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让孩子们都能快乐地歌唱。
　　“缺乐器。”邓小岚的语气里满是无奈。她的学生已经从最初的6个人，扩展到马兰村附近的80多个孩子。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乐器。
　　刚开始，邓小岚带到马兰的乐器是自己和家人的，再后来，她又求助于亲戚好友。如今，即使在这偏僻的山村教室里，也已经有了11把小提琴，可是仍与孩子们的需求相距甚远，
　　有一次，一个外村的农民跑到马兰，气冲冲地质问邓小岚，为什么不教他家孩子。邓小岚解释说，孩子太多，乐器实在不够了。对方不听解释，指着一架玩具钢琴，跟邓小岚吵了起来，令她苦笑不得。
　　无奈之下，天性不愿求人的邓小岚，也不得不四处搜罗乐器。一家音乐杂志在得知邓小岚教孩子们音乐的事后，为他们捐了一架钢琴。《邓拓和他的一家》作者，传记文学女作家庞?，也把一架1977年买下的鹦鹉牌手风琴捐给了邓小岚。
　　“这个小山村，理应是它最好的归宿。”庞?说。
　　
　　•四•
　　看不出颜色的土墙，灰色的砖，纸糊的窗户――王金龙的家，是马兰村常见的旧房子，糊窗户的纸裂了几个大洞，像空洞而无神的眼睛。
　　王金龙是“马兰小乐队”的手风琴手。他的家境特殊：母亲智障，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打工。
　　“儿子听话多了。”说起拉手风琴对于儿子的改变，王金龙的父亲用手指敲击着泛着油光的桌面，感叹道，“小岚老师，好人啊！”
　　他曾经找过邓小岚，说自己也要学琴，可是没有多余的琴了。邓小岚让他回家跟儿子王金龙学。结果他总是抢王金龙的琴，把手风琴的带子调得很松，让儿子教他，王金龙烦得要命。邓小岚又给他找了一架电子琴。
　　于是，在这偏僻山村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个子不高的王金龙坐在小板凳上，身上的一件带着假马甲的西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黑瘦的小手拉起《欢乐颂》；父亲坐在堂屋的椅子上，也拨弄起并不熟练的电子琴，和儿子一块演奏；有些智障的母亲则安静地坐在旁边，看看丈夫，又看看儿子。
　　的确，邓小岚带来的音乐，正在慢慢改变着这座原本沉默的村庄。
　　小提琴、手风琴、小号、曼陀铃、葫芦丝、笛子……越来越多的乐器出现在这个山村里；《欢乐颂》、《念故乡》、《雪绒花》等世界名曲，常出现在晚饭的餐桌上，或者是山间的地头上，就连村民们干活的时候，都哼上了这些“说不出名字”的调调。
　　现在，走在路上，老乡们会热情地邀请邓小岚来自己家吃饭。老乡们还给她送来洗干净的土豆，蒸熟的玉米棒子，谁家弄个饺子烙饼，也都会给邓带上一份。
　　“我都吃不完。”坐在床上的邓小岚，指着桌子底下的一箱子土豆说，哈哈笑。
　　土豆箱子旁边，是几个牛奶空箱子，箱子上面分别写着“乐队用品”、“炊具”、“生活用品”等。桌子上面摆着洗漱用具，有用罐头自制的牙杯，被卷了三四圈的牙膏皮。桌子对面是一张木头床，蓝白相间的床单，已经看不太清颜色。
　　这是邓小岚在马兰的住处――一间约有10平米的小屋，夏天湿热，冬天阴冷。某一个冬夜，邓小岚实在冻得厉害，跑到屋后老乡家里，蹭了一晚上热炕。
　　这些年来，始终有一种质疑围绕在她周围。就连村子里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都说：“这个老太太真奇怪，整天跑来跑去图什么？教音乐能当饭吃？”
　　她的女儿也一度怀疑母亲去马兰的意义：“你教他们音乐，教他们唱歌，让他们感受美好，可是其中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要走和他们父辈一样的路，未来会向他们展示残酷的一面，这个时候，音乐有用吗？”
　　“我不是只告诉他们美好，连贝多芬的音乐中，也有邪恶。”这个68岁的女人回答道，“但音乐能让他们内心强大起来，他们抵抗灰暗，渴望美好，无论未来怎样，都要为了自己去追求与创造。”
　　现在，陈鑫和刘爱玲早已不是最初的“一点都不想练了”。每次邓小岚来教音乐，她们都是最早到教室，乐队训练的这一天，已经成为了她们最渴盼的时光。
　　害羞内向的陈鑫，则变得活泼起来。她的母亲甚至嗔怪，“有时候觉得陈鑫话太多了”。说完，她自己笑起来，“还是这个样子好。”
　　去年大年初八，陈鑫的父亲就离开马兰，外出打工。想爸爸的时候，陈鑫就给他打电话，把新学的曲子拉给他听。许多个灯光昏黄的夜晚，这边是拉琴的陈鑫，那边是工地上的父亲，陈鑫肩上的琴弦抖动，琴声响起。
　　万籁俱静的山村之夜，就这样响起悠扬的小提琴声，很难说，在那样的时刻，有多少人竖起耳朵倾听着，但在听众里，永远都有一个红色的电话听筒，沉默地躺在那里。
　　
　　•五•
　　吉普车像蛇一样在半山腰盘绕穿行。左边是山，右边是悬崖。每一次大幅度的转弯都让人感觉车子好像要被吸进山沟里。
　　司机桂石绷直了身子，警惕地盯着前方。“来一趟可费劲了。邓老师真了不起。”他感叹道。
　　桂石来马兰，是为了拍摄纪录片《马兰的歌声》的最后几个镜头。他的同伴――制片人阿里、导演刘汉祥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2010年1月，阿里跟随邓小岚走进马兰村，见到了这支山村里的乐队。在听完他们拉的《欢乐颂》后，整个人“愣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们的琴声让你平静，他们的眼神让你羞愧。”回想当初的震撼，阿里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太牛×了！”
　　于是，阿里决定，为邓小岚和孩子们拍一部片子。他还为这个村子写了一首村歌，取名《马兰童谣》，“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忘了唱一首动人的歌谣……”现在，每一个马兰人都能给你哼上几句。
　　不止阿里一个人感到震撼。2010年8月8日，马兰乐队去了趟北京，在第四届中国优秀特长生艺术节开幕式上做了表演。在得知这些孩子来自300公里外的一个贫困山村时，全场先是惊愕，继而报以如雷掌声。
　　但邓小岚更希望，孩子们不仅能够拥有歌声里所蕴藏的美好的梦想，还能把它持续下去。
　　她通过朋友联系了河北大学，如今，河北大学艺术系已经在马兰村挂牌成立授课基地，从6月开始，三个礼拜来一次，每次三人。
　　而更让邓小岚高兴的是，去年十月，一段新的高速公路通车，她不必再倒火车了，可以直接在北京和马兰村之间汽车往返，路程由原来的一天，缩短到6个小时左右。
　　最近一个周末的清晨5点半，邓小岚右手拖一个行李箱，左手提一个布袋，肩挎琴盒，走出小屋，来到村头，等当天最早的一班车回北京。
　　太阳从远处的山顶渐渐升起，阳光从树枝间倾泻而下，打在树下独自一人等车的邓小岚的身上。突然间，村子里传来了悠扬的小提琴声，这意味着，马兰村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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