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进化史观 [明星财富进化史]

　　在刚刚公布的《2009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共有25位娱乐明星连续六年上榜，其中包括章子怡、赵薇、范冰冰、周迅、李冰冰、葛优、黄晓明、赵本山、张艺谋、张国立等。 　　《福布斯》的“中国名人榜”实际上就是财富榜。与体育明星、传媒大佬和文化领袖相比，娱乐明星们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中国的财富新贵。
　　《福布斯》方面曾向公众解释：这份财富榜简单的加权背后，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影视行业的常年关注，对整个文化产业的规律洞悉，以及对明星创造财富的肯定。
　　从申军谊戴着被歧视的“个体户”帽子，到刘晓庆喊出“亿万富姐”被社会“唾弃”，再到如今《福布斯》把名人财富量化为数据，二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到底折射了一个怎样的历史?
　　
　　富有的个体户和穷困的大明星
　　
　　五十出头的申军谊站在位于北京郊区的自家别墅院子里，一副清闲自在的神态。　“现在的日子过得惬意。有戏就拍，没戏了就去南方打球，太自由了。”
　　堪称中国第一“个体户演员”的申军谊，30年前是北京地铁公司的工人。但这个没上过电影学院的年轻人，却对演戏颇有天赋。为了认识导演，他最常去北影厂溜达。那时，北影厂招待所门前是剧组出没的“据点”。像他这样热爱表演、又不属于任何单位的年轻人，只能来这里碰运气。
　　1984年，申军谊被广西电影制片厂挑中，在《通缉令》中扮演刑警。而后，又参演了《喋血黑谷》等一系列国产电影。
　　也在这时，申军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单位辞职，专职干演员。“我拍戏太多了，怕影响工作。”申军谊向《中国周刊》记者解释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电影成为中国人唯一的娱乐方式，中断了17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恢复评选，观众用上百万张选票评出了中国第一批电影明星，郭凯敏、张瑜、刘晓庆这些体制内的演员开始走红。
　　那时候，16家电影制片厂一统天下，所有的演员都是16家的人，像申军谊这样“没单位”的演员少之又少。“当年做这个决定基于两点：第一是陆续有戏找我，第二我就想，干哪行不是干。既然卖冰棍的都能养活自己，我也能。”申军谊说。
　　1988年，凭《乌龙山剿匪记》钻山豹一角，申军谊获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一时声名大噪。但媒体不知如何称呼他，开始叫他“个体户演员”。
　　有时拍戏，一些体制内的演员问申军谊：　“你是哪个电影厂的?”他答：我没单位，个体户。“对方会明显流露出不屑，”申军谊说，“但我不在乎，我只想证明，个体户也能演好戏。”
　　陆续有影迷给申军谊写信，寄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北影厂……“观众不知道我是哪儿的，看电影是哪个厂拍的，就往哪里寄信。”
　　“个体户”申军谊成为了影视演员里最早一批万元户。当年，他的片酬8000元，而国有院团演员则是按月发工资，和他合作过的梁天拍一部电影用四个月，一共拿800多元工资，普通人的月收入在18元一32元。申军谊的高片酬难坏了导演，不得不向电影厂党委会汇报。党委会上出现争论：“个体户”演员能拿这么多钱吗?
　　“我算过，当年一部电影50～60万的投资，我拍的电影，99％都赚钱，拿8000块钱不算多。”申军谊说，他跟导演发狠活：“不给这个价格，就不去!”
　　媒体开始批评申军谊拿“天价”片酬，中国广播电视报还以《申军谊现象》为题，分析演员中的“个体户”现象；有些导演奚落他：　“你是左手拿刀(指他常演军人，土匪)演戏，右手拿刀‘砍价’。”
　　申军谊不以为然：“直接衡量演员价值的就是片酬。我不是为了拿高酬金，而是觉得高酬金能体现出一个演员的价值。”当年，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一些欧美演员的现状，由此判断，这种模式是未来中国演员的必经之路。
　　与申军谊这个受歧视的“个体户”相比，那些社会宠儿般的体制内演员，真实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光鲜。刘晓庆就是其中一个。
　　1980年，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公映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拷贝创纪录卖到了440个。但在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巨额票房收入与演员无关，早已是电影明星的刘晓庆每月只有50元的工资。
　　因为成名早，刘晓庆有很多出国机会，这些经历让她愈发对财富充满向往。在得到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时，组委会颁给刘晓庆一个大奖杯。刘晓庆私下跟朋友开玩笑：　“这里要是塞满了人民币就好了。”
　　实际上，在刘晓庆声名达到顶峰的年代，她的生活很困难：拍电影不拿片酬，只拿工资；出国，如果对方送的礼物，超过5块钱人民币就要上交组织；出门参加活动，只能坐公交车，打车会花去工资的二分之一。当年，领导经常教育演员，不要太看重钱，要重视荣誉。
　　“那个时代的电影明星，艺术价值大于商业价值。他们的定位是演员，是艺术工作者。”娱乐策划人谭飞告诉记者，“如果刘晓庆生在这个时代，她的商业价值或许就是章子怡+范冰冰。”
　　刘晓庆在日后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她已经记不清第一次有人请她演出是什么时候，但她清楚地记得对方开价两块钱一场。她算了算，这样的演出，一天演五六场，演几天就比工资高。她决定去演。演出内容多是朗诵，或者演电影片断。从开始两块钱一场，逐渐涨到每场20块、50块、100块钱……
　　
　　走穴致富的年代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央视春节文艺晚会成了一个制造明星的机器，由此推动了大杂烩式的综艺晚会的火爆。一些有人脉的中间人，开始充当演出组织者，邀请歌星演员去各地演出。“走穴”、“穴头”这些明显带有贬义的名词，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刘晓庆这样的明星无疑是台柱子，每场走穴必须有一个，压轴出场，拿的钱自然最多。早期，国有体制内的演员是不能走穴的。如果被同事发现，会被看做是拜金主义分子和投机分子，被领导发现，动辄罚款，严重的要开除。主持人孙国庆是学古典音乐出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有院团拉大提琴。院团不让穿喇叭裤，不让烫头发，不让唱流行歌曲。
　　孙国庆开始偷偷走穴。他回忆：　“一般穴头通知在北京站的西钟楼见，到了那儿，才知道这场演出都有谁一起去。还有的穴头更绝，不告诉你去哪儿，大家下了车才知道去东北佳木斯。”穴头为了省钱，租住的地方女的睡床上，男的睡地下。
　　走穴没有合同，没有保障，但它带给明星最直接的是金钱刺激。穴头在后台直接发钱很多明星后来坦言，走穴让他们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走穴是辛酸的荣耀。”娱乐策划人田金双评价，“一方面，走穴帮明星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当年，一场几十块钱的走穴费，等值于现在几万块钱；另一方面，走穴无形中增加了明星的知名度，提升了他们的商业价值。”
　　“我的每一分钟都是用来赚钱的。”当年刘晓庆发出这样的声音时。社会震惊 了在那本著名的自传《我的路》里，她浓墨重彩地写道：　“在现代社会，金钱和富有是_一个人能力的证明”；　“我们不要躺在国家身上当包袱，要自己奋斗，用双手去获得财富。”
　　一个艺术工作者如此张扬地鼓吹财富，这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但刘晓庆我行我素，走穴的同时，还当穴头，亲自组织演员四处演出，她有一个外号“大猫”，就是当穴头时落下的。当然，她更响亮的名头是让她后来受累的“亿万富姐”。
　　刘晓庆过去的个人法律顾问曹星曾当面功说刘晓庆：　“把自己说成‘亿万富姐’，会让你的影迷寒心，　‘亿万富姐’怎么也比不上‘人民艺术家’这个名衔有价值。”
　　饱受争议之下，刘晓庆喊出了那句“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名言。
　　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走穴场所开始转移到歌舞厅。
　　愈演愈烈的走穴风引起相关部门注意。根据当年制定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一些在非正规营业场所的走穴被定义为“一种未经文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人经营的营业性演出”，属非法行为；明星通过走穴获得的高额收入，在法律层面，属非法收入。
　　当年著名的歌星毛阿敏偷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这位生不逢时的实力派歌星曾经数次被处罚，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毛阿敏先后两次自杀，最后，选择出国逃避。
　　
　　明星做生意开辟第二战场
　　
　　“我认为电影演员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桩事业。”1990年代初期，名女人刘晓庆在发出这样的观点后，毅然跳入商海。当年，很多记者采访刘晓庆时都质问：“做了生意，开了公司后，你还能拍好戏吗?”
　　在这一时期，刘晓庆同时涉足房地产、影视、食品、美容保健等多个领域，几年时间办起了二十多家公司。
　　刘晓庆的好朋友陈佩斯也开起了公司，他和父亲陈强注册的大道影业公司，所拍的电影《临时爸爸》参加了电影统购统销时期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在这样的会上，制片机构准备一份拷贝，所有的省市选片人聚集在一起，看完订拷贝，一天解决问题。
　　1993年，电影机制改革，广电部颁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取消统购统销模式，“很多时候，电影能不能卖出去，就是一个地区选片人的一句话。”陈佩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我拎着片筒到处跑，到处磕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5年，陈佩斯拍摄了《太后吉祥》。他在电影策划书上使用的宣传口号是：“中国第一部贺岁片”。但陈佩斯没能赶上中国电影好年月。1994年，中影每年以票房分账方式进口10部外国影片，中国进入大片时代；1995年，《亡命天涯》等好莱坞大片上映席卷票房，直接导致国产电影无人问津。
　　1997年，电影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与此同时，在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下，以北影为首的一批老牌电影制片厂也开始进行市场化的改制。
　　1998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拉开中国贺岁电影的大幕。《甲方乙方》身后的“大佬”是由北京市广电局、文化局联合出资成立的集合了制片、发行和放映等资源的国有股份制电影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
　　当年，陈佩斯也顺势推出贺岁片《好汉三条半》，这部电影在全国放映5天，票房达到1600万元。但在《甲方乙方》的夹击下，《好汉三条半》没能得到更长的档期。各地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严重，有的地方演7场报3场，有的地方10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无可奈何。
　　从1991年到1997年，大道影业一共投拍了《父子老爷车》、《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叫好不叫座。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票房全年才10亿元，一部电影的投资回报率至少三年左右。大道影业辛苦一年，账面利润不过二三十万元，也就刚够下一部片子前期准备的钱。陈佩斯扛不住了。为了继续投资拍电影，他把积蓄拿出来，房子抵押出去，最后还不行，走穴攒钱。
　　日后分析投资拍电影的败因，陈佩斯说：“一是受困整个电影产业；二是电影仍属于垄断性经营，民营企业不好做。我再不上岸，会被淹死。”
　　1990年代初期，电视圈出现了一个另类人物：广东人邓建国。这个熟读《邵逸夫传》的农民创办了民营影视公司巨星影业，颠覆了演员的属性。他声称，在巨星影业，演员就是商品，要通过“炒作”的方式保鲜。邓建国的另类遭到媒体的鄙夷，很多内地演员对他避之不及。
　　谭飞曾写过一本《邓建国八年炒作之路》，他告诉记者：“当年明星对邓建国看法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炒作增加知名度，从而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明星骨子里是高傲的，他们还是把自己定位于艺术工作者。”
　　1997年，文化部发布《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了演出主体单位，对演出的主体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演出经纪机构取代了灰色的名词“穴头”，而“走穴”脱胎换骨为商业性演出，明星们从此无需遮掩。
　　后来，有线电视渐渐取代无线，老百姓可收看的电视节目从十几套增加到几十套，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靠出演电视剧走红的演员越来越多，拿到的片酬也越来越高。
　　赵薇无疑是电视造星的代表人物。1997年，凭借《还珠格格》小燕子一角，尚未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赵薇风靡两岸三地。拍广告、接商演、出唱片。“赵薇是内地第一个有‘粉丝’的演员。”谭飞说，“‘粉丝’代表市场，可以说，她是那个年代唯一通过演戏赚翻了的艺人。”
　　影视娱乐业逐渐进入商业时代，人们不再把演员、歌手称为“艺术工作者”，而冠以“明星”“偶像”，像赵薇这样有粉丝的“当红炸子鸡”，迅速形成了一个财富的产业链。
　　很快，明星们意识到，通过做生意，可以贩卖名气和人脉，把无形资产迅速转化为有形财富。
　　这一时期，梁天和葛优及谢园开办好莱西影视公司；方青卓和冯巩、牛振华联手，在阜城门的一间简陋的办公楼办起了“北京君合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朱时茂的北京泛太平洋文化娱乐公司在拍摄了《胡雪岩》后，一时被誉为明星办公司的范例。
　　歌手孙悦的东北饺子馆，那英的肥牛火锅店，任泉的蜀地传说在京城陆续开张。每一家餐馆都悬挂着同样的“镇店之宝”：明星老板和圈内好友的合影。一位圈内经纪人告诉记者：　“餐馆和美容院是明星们相对熟悉的行业，一来投资少，可以通过名气聚拢人气；二来圈内朋友可以多一个聚会的地方。”
　　也是这个时期，一直在外游荡的“个体户”申军谊被“招安”，转投一家民营 公司。公司的老板告诉他：“你是明星，可以提升公司的名气。”
　　娱乐策划人田金双跟记者道出明星做生意的心理动因：　“演艺圈竞争激烈，明星表面风光，但内心很自卑。社会称他们为暴发户，明星心理处于弱势，希望通过办公司，开辟第二职业，为未来寻找出路。”
　　演员梁天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哥几个开公司，是为了老了有事干。”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因促使明星开公司。1994年，演员江珊在拍话剧《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时，因为不满中央实验话剧院无法兑现解决编制的承诺，愤然罢演，后被封杀；1998年，陈佩斯炮轰央视，和搭档朱时茂状告央视春晚侵权，两位红极一时的小品演员自此和春晚绝缘。
　　“当年，体制内的院团还是很强势的，明星们比较被动。一些人开始思考，如果一旦被体制封杀，如何左右命运?所以必须找事情干。”一位娱乐圈内人说。
　　最早下海的刘晓庆，赚取的名声最大，在美国杂志《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富豪榜中，她曾一度以7000至9000万美元的身价高居榜单第45位。
　　但麻烦却接踵而至。1989年3月，青岛市税务机关向刘晓庆发出《税务违章案件处理通知书》，认定刘晓庆偷漏个人收入所得税18万余元。
　　2002年6月，刘晓庆遭到“自1996年成立公司以来，公司逃税金额高达1458万元”的指控，“亿万富姐”随即被铺，被拘押在中国最著名的监狱秦城。对刘晓庆的被捕，媒体的报道，充满了奚落和嘲讽。
　　危难之际，好友姜文拔刀相助，2003年8月17日，刘晓庆获准保释。
　　她失去的不仅仅是422天的自由，还有她的所谓“亿万身家”。几十处房产被强制变卖，公司一个个宣布破产。一位和她相熟的朋友告诉记者：　“其实很多明星都逃税，但她太高调了，不整她整谁!”这位朋友回忆，出狱后，刘晓庆确实是没钱了，有时钱包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
　　两手空空的刘晓庆，再次回到演艺主业苦苦打拼。时隔多年，刘晓庆对财富似乎大彻大悟，她在微博上自言自语：“钱，房子，很重要么?”“钱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真正有价值的是钱买不来的。”
　　“我认识的明星在这一阶段开公司，80％都是失败的。”田金双说，“失败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明星无暇顾及经营，或不懂经营；另一种情况是，明星开店本身贩卖的是知名度，一旦知名度下滑，就导致资金链断裂。”他认为，很多明星都是以一种非理性的心态涉足市场。民营资本和明星
　　2000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到“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过去，文化的属性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是喉舌，是阵地，是教育手段；　“文化产业”一词的提出，标志着官方承认了“文化”有娱乐属性、商品属性，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2001年，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文化市场进一步放开。2004年，《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一次提出社会资本可以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技术公司。
　　次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了非公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范围和原则，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
　　至此，国有院团和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一统天下的体制被彻底打破。
　　这一时期，民营影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画面影业、华谊兄弟、光线传媒、橙天……
　　接踵而来的便是民营资本对明星的依赖，很多公司都选择以明星为突破口搭建产业链：华谊兄弟和新画面影视，背靠两个明星导演冯小刚和张艺谋，打造贺岁片，进而捧出一系列明星；光线传媒通过制作娱乐节目，让明星成为“新闻主体”；橙天则以明星为经营资源，笼络陈道明等大腕，一举成为国内最强势的艺人经纪公司。
　　民营资本的介入，将明星们的艺术价值最大可能地转化为商业价值，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使得公司和明星本人也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商业化的结果，是体制外的明星越来越多。演员黄磊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他回忆：“从1997、1998年开始，艺术院校就没有毕业分配，国有院团饱和，很多地方要改制，变为影视中心，不再要人。”
　　演员身份的改变直接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力，失去国有院团的长期“包养”，要想生存，就必须获得市场认可。
　　在一个脱口秀节目里，一个即将从北影毕业的男孩向吕丽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吕老师，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到底争取进国有院团，还是选择签约经纪公司?”
　　吕丽萍说：“时代不同了，没必要非挤进国有院团。现在你们这一代演员的机会很多，可以出去闯闯。”
　　但甚少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很多自己开公司、签约其他民营文化娱乐公司的明星，大都保留着包括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和艺术院团在内的原东家身份。著名电影人程青松认为，这种“夹心饼”的现象，正是市场化尚未完成的反映。“明星们希望保留一个国有单位的身份，这种身份在关键的时候就是‘护身符’。”
　　本山传媒总裁刘双平曾担任过中央歌舞团东莞分团团长，他对国有院团的体制可谓了如指掌。“现在的很多国有院团根本拴不住明星，明星住着单位的房，却没有把单位当回事。”
　　而国有院团之所以留不住明星，是因为游离于市场之外，没有商业活力。刘双平形象地概括了国有院团与市场的距离：“财政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获奖是根本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明星的商品属性
　　如果把李宇春比作一件商品，2009年，她的销售收入达到惊人的6000万元，相当于一家中等公司的销售额。作为350万张选票制造的“超女”，意味着至少有350万人愿意为李宇春的娱乐产品买单。
　　李宇春的例子说明：经历了市场的洗礼，明星的商品属性获得了认可。
　　娱乐策划人田金双开办了一个叫“好好娱乐，天天向上”的学习班。在课堂上，他“赤裸裸”地对学生说：明星，即可消费的娱乐商品，我们要学的是如何把明星当做商品营销出去。
　　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明星是商品，这个商品分为知名度、美誉度、公信力。知名度即明星的作品，唱片或电影、电视剧；美誉度是明星的公众形象和受欢迎程度；公信力是忠诚度，和社会的公共关系。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明星的品牌价值，相辅相成。
　　2004年，田金双首次提出“明星营销学”概念时，遭到了徐静蕾的炮轰。徐静蕾骂他：“娱乐圈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幕后推手，环境才越来越恶劣。”田金双说，当年，很多明星都误解“营销”，认为这是“炒作”。
　　按照田金双的理论，徐静蕾是“明星营销”的最好案例。“这些年，徐静蕾一直不温不火，名气呈下降趋势；她先通过拍《我和爸爸》、《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电影，转型为导演；然后无意中写博客，成为名博主；涉足网络杂志，当 主编；开办公司，成老板。她由演员、导演转变到文化人，是很成功的营销。作为商品，她最初的标签是演员，后来这个标签上又加了‘导演’、‘才女’、‘主编’、‘文化人’等一系列符号，随之而来的是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最后表现为商品价值的上涨。”
　　目前在中国已很难找到单纯拍戏、唱歌的明星。明星们意识到，他们不能仅仅依靠片酬、唱片版税赚钱，广告收入已经成为商业利益的支柱。
　　田金双分析：　“明星是特殊的商品，可分为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成为影帝、影后是增加知名度；参加公益活动是提升美誉度；避免负面新闻是为了保持公信力……明星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艺术价值，搭建好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产业链，进而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2004年，《福布斯》首次在中国推出“名人财富榜”，榜单依据明星当年的片酬、演出出场费、广告代言费、比赛奖金统计。
　　“每年都会有很多类似的艺人收入榜，用来判断艺人的商业价值。收入多的明星会受到更多关注和尊重；收入少的则会被市场判定为价值不大。”这是娱乐策划人文硕的观点。
　　最近四年，李冰冰连续上榜，作为演员，她的表现并不出众，但围绕她展开的营销可谓成功。在经纪人为她接下的25个品牌中，从国际奢侈品到国产家居品，按照经纪人的说法：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行业突破口，绝不重复。
　　最近，《福布斯》又发布了2009年最具性价比的女明星，再度印证李冰冰的市场价值：凭借《风声》斩获金马奖影后的李冰冰，片酬200万元，而《风声》票房2.2亿元，按此统计，平均在李冰冰身上投资1元，就能赚回110元。
　　2009年，李冰冰的收入还有一项不可忽视：华谊兄弟的股份。华谊兄弟上市，她持有的36万股原始股，以2009年12月31日华谊兄弟收盘价55.43元计算，市值将近2000万元。
　　“这事对大家的刺激太大了。”导演贾樟柯听闻这一消息感叹。的确，明星开始通过涉足资本市场获取巨额财富，“叫星股东”一时成为坊问热议的焦点。
　　从另一角度理解，明星作为商品其身上所能产生的价值，越来越被影视公司看重。华谊兄弟用股票“捆绑”明星，使旗下的艺人与公司成了利益共同体。当年，为了应对经纪人主管王京华出走带来的冲击，元气大伤的华谊不得不以8000万元的天价留住李冰冰。王中军显然明白：在这个商业化时代，情感和合同已无法守住明星，只有资本和财富才可以让二者成为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我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要了”，以前拍戏，只是考虑自己怎么样演好一个角色，现在就要考虑这部戏能否成功，对公司、对股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李冰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资本文化产业市场化
　　
　　华谊兄弟上市掀起的热潮尚未退去，明星再次出现在资本的舞台中央――1月26日，巨力索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持有1500万股的影视明星杨子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但好戏还在后面。有消息称，同属巨力集团旗下的巨力影视公司将择机在创业板上市。八卦记者们发现，杨子的“绯闻女友”黄圣依既是巨力影视的执行总裁，又是第二大出资人，其发展方向将主打影视制作。
　　一些嗅觉敏锐的业内人士预见，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文化娱乐产业，将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而明星们显然不会缺席一场又一场资本的盛宴。
　　2007年，范冰冰高调宣布：因为“钱”的问题，她未能与华谊谈妥而选择解约。正当人们以为她会以一个天价转会费签约其他公司时，四个月后，她在上海宣布：冰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成立。这个18岁时凭借《还珠格格》出道的女孩宣称：以后只演自己公司制作的电视剧。
　　作为一线当红明星，范冰冰的公司对资本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
　　谭飞说：“范冰冰成立公司后，可以专心打造以自己为核心的产业链。”
　　田金双认为：“虽然范冰冰远离了华谊兄弟制作的那些大片，但她同样可以介入资本。比如她不用再跟公司分成，不用再受其他女演员的制约，她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
　　200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规定香港、澳门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设立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这让内地寻找资本的明星老板们，又多出了一个新选择。　2009年，上影、香港寰亚和演员张国立的国立常升公司联合成立了上影寰亚集团。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港资三强联手。
　　最近屡受负面新闻困扰的章子怡在《非常完美》中当了一把制作人后，多次被媒体发现和默多克的夫人邓文迪接触，意图共同组建一个“跨国影视公司”。
　　在庞大的市场支持下，现在明星老板远比当年的陈佩斯要幸福。
　　事实上，在1980年代中后期，民营资本就已经悄悄地介入影视行业，但无法得到公开的名分，甚至连最基本的出版署名权都没有，与申军谊的“个体户”身份并无二致。
　　作为中国社会曲折的历史变迁的一部分，文化娱乐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有、民营、外资多种成分的资本以各种形式介入这个市场，曾经的“文艺工作者”，现在已经成了市场的主体，站在了资本的平台上。这种力量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娱乐产业市场化的助推器。　戏称“看过别人结婚，自己也结过婚”的本山传媒总裁刘双平，对体制的转换带来的震荡感触深刻。“像本山传媒这样面向市场的民营文化娱乐企业，才是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希望。”
　　刘双平说：“明星背靠大资本，可选择的渠道很多。文化领域已形成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国家鼓励民营资本介入，不仅可以增加税收，提供就业，而且将生产出更多的符合市场规律的文化产品。”
　　从当年在“穴头”的带领下偷偷摸摸地到处“走穴”，到今天的资本新贵，明星们创造财富的经历，不仅直接反映了制度的进步，而且折射出渐趋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对待财富的宽容心态。
　　若干年前，凤凰卫视名嘴窦文涛曾问过陈佩斯一个问题：你父亲陈强有没有过上明星生活?
　　陈佩斯说：“我父亲是提心吊胆的生活，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尤其是‘文革’期间，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当年批判三高，他占了两个高：名气高，工资高。”
　　历史已经被改变。历史还会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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