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访问倪萍 [倪萍:我从未转型]

发布时间:2020-03-18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这个女主持人真不错啊。”操作了一天大摇臂的摄像师樊绍扬由衷地说了一句,30岁的樊绍扬来自台湾,1月18日晚九点,他已经默默地通过监视器看了倪萍一整天。   在《民生大议》的录制现场,嘉宾们争论是否“应处罚与醉驾司机同车乘客”时,一个嘉宾真的生气了,他高声斥责“对方辫友”。
  倪萍并没有简单地摇摇铃铛叫停争论,她走到生气的嘉宾前,拍着他的肩膀用姐姐的口吻安抚他。
  “她人很nice,很会照顾人的情绪。”樊绍杨对这个举动非常欣赏。
  他并不知道,那个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并不年轻的女人,曾经是大陆最知名的女主持人。
  
  倪萍归来
  
  那一天,倪萍在北京798的一个演播室里连录三期《民生大议》。这天下来,她是全场唯一一直站着的人,第二天一大早她还要立即飞往上海的剧组。
  节目组对她都很尊重,说了好几次辛苦。她忙不迭地说:“我精神好着呢,我是战士。”
  她生怕别人觉得不该累着她,让她感觉又欠了人情债, “做事努力,对人好,那是应该的啊,”这样的话,她说的很自然,真诚,曾经,她的主持风格就是真诚。她连续主持了13届春晚,拿过所有主持人的最高奖项。
  如今,已经六年没在春晚出现的倪萍正式复出,主持台却没在地方卫视,也远离综艺晚会,转向谈话类节目,没有台本的脱口秀。
  倪萍的气场依然强大。走在外面,倪萍微笑着给每一个人打招呼,人们还觉得她有些严肃不太敢上前围观。一个年轻的女孩想为倪萍拍张照片,在后台怯怯地询问并得到许可后,她的手却抖得无法拿稳相机。
  主持台上的倪萍,穿深色简洁的职业装,妆容简单地连黑眼圈都没遮盖。
  几张纸片之外,她没带任何东西,讲话简短有力,克制而收敛。除了开场白结束语,必要的串场,平衡辩论双方的发言时间,更多的时候,她是沉默的。静静地站在主持台前,微微地斜靠在主持台边,认真听着场上话语的“刀光剑影”。
  下午录制的节目内容为“提议‘恋爱课程’进中学课堂”。场上的辩论迅速白热化,嘉宾发生激烈的争吵,声音高亢,互不示弱。
  辩论似乎有些失控,倪萍仍然平静地上听着,现场编导也还没有叫停。
  现场有观众就有些看不过去了。一个年长的女士举手要求发言。倪萍示意工作人员把话筒给她,她站起来就说:希望主持人倪萍果断些,该喊停时就喊停。
  场上,倪萍依旧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再一次激烈的辩论之后,她说,有时候,仔细倾听一下别人的意见,是可以帮助自己把观点阐述得更准确的。
  总策划喜宏倒是不担心什么,让嘉宾现场碰撞其实是《民生大议》的应有之义。作为主持人的倪萍,是有责任让场上的嘉宾“打”起来的,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激烈交锋,碰撞出精彩的观点,也让真理越辩越明。
  “中国人现在都需要学习开会。”喜宏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民生大议》其实就是一千听证会的民间演练,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罗伯特议事法则”,现实生活是什么样,节目就可能是什么样。
  喜宏感慨,倪萍在“抓直觉式、碎片式的声音”的能力非常难得, “这些情绪碎片真是《民生大议》非常在意的,成体系的理论很多时候并没有这些只言片语那样直击问题核心。”
  倪萍没有向记者提及“罗伯特议事法则”这类听起来有些拗口的书面语言――这本来也不是她一贯的风格。
  “我们做电视,是对时代的反映,永远不要试图超越时代。”她想得特明白,“现在早已不像以前,普通人上个电视非常新鲜,现在,大家都有表达的愿望,如果可以,为什么不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呢?”
  不过,倪萍还是倪萍,当她用姐姐的口吻安抚激动的嘉宾时,那个以前的倪萍似乎回来了。
  
  真听真看真感觉
  
  邀请倪萍回到主持台上的声音一直没断过,但她一直以精力有限而推辞。
  当年离开主持台时,她曾说:“我不会关闭我的生活感官,我还是在积累生活。任何放下都是为了未来的拿起。也许10年后,我还会重回主持人岗位,做一名合格的社会题材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我有这个自信。”
  现在,她如约而回。
  在那天紧张的录制节目之后,倪萍来到《中国周刊》记者面前,她已经换掉了套装,穿着自己旧旧的套头衫,系一块小方巾,坐下来。
  “这么久没主持节目,又从综艺转民生谈话,担不担心做砸?说实话,我还真不担心。因为我早就把自己砸地上了。”倪萍说,这要感谢在央视的那几年,她习惯每天阅读大量报纸、杂志,对当天发生的大事一定要知道。
  她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视新闻频道。伴着新闻播报的声音洗漱;每天临睡前也一定要收听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
  1978年,倪萍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学习表演,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话剧团。1980年到1989年间,她已经拍了八部电影和三部电视剧。
  她学的是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这个体系的基础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你所有的表演技巧都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只有观察理解了生活,你的表演才有足够的说服力。”
  每次做表演,第一件要干的事情就是体验生活。演什么角色,就必须要去体现角色的工作和生活。1984年为了拍《中国姑娘》这部反映中国女排的电视剧,倪萍就到湖南郴州的女排训练基地,和郎平、张蓉芳、孙晋芳等人一道扎扎实实训练了35天。每天都要练得腰酸背痛,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演员倪萍,一直钟爱普通人的角色:女兵、农村妇女、女知青、运动员……从那个时候,倪萍养成了全面关注他人、关注社会、关注内心的习惯。
  这个习惯,成就了后来的主持人倪萍,
  倪萍生平第一次做主持人是和唐国强主持的1987年青岛春节联欢晚会。他俩都是青岛人,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影视演员。那次的录制时间紧,台词本子边拍边修改,给了倪萍很多创作上的自由。“青岛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对那里的人,那里的生活都太熟悉了,主持起来得心应手。”
  倪萍凭着自己对生活关注的积淀,无师自通地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原则用到主持工作中。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显示了做主持人的潜能,这给来自央视的导演刘瑞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瑞琴决定请她在大型系列文艺片《人与人》中担任第三位主持人。之后,倪萍被正式邀请到央视工作。
  1991年1月5日,第一次出现在直播的《综艺大观》的舞台上的倪萍,开u说了第一句话赢得满堂彩,开启了主持人的“倪萍时代”。
  19年后,倪萍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句话――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我以前当过观众,我愿意在电视和观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相信大家会通过这个桥梁让彼此拉近距离。
  在此之前,大陆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多数还是报幕员的性质,说的都是台本上要求的话。倪萍上台前也有自己的台本,但那天, 她决定不按台本来,说自己想说的话。
  之后,只要有可能,她都会尽量把台本上那些看起来很大很书面的语言换成老百姓爱听的话。比如,台本上说“阳光灿烂”,她就会说成,“太阳真大,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如果有时间给她自由发挥,倪萍就会很兴奋,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头脑总会有灵光闪现。
  有一次“综艺大观”直播,导播告诉倪萍,还有三分钟的空档,需要她用话来填满。那是一期关于母亲的主题。她向现场观众提问,是否有人带着母亲同来。现场观众多数都是情侣或者朋友、同事,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他是带着母亲来的。就这样,一段呼吁点滴关爱母亲的话语从倪萍的嘴里脱口而出。
  直到现在,倪萍还很得意自己当年的表现。因为对现场的精确把握,这个三分钟的收尾不但完满还能引发人的思考。
  加盟央视短短三个月后,她拿到了那年的中国电视主持人星光奖,此前这个奖项已经空缺好几届。
  从歌手转为主持人的戴军非常佩服倪萍,只要有倪萍主持的节目,他一定是雷打不动地要看,因为“她太全面了”。
  
  一直都有话要说
  
  从去年下半年,倪萍就已经正式回归主持台了,但不是让她声名大震的综艺节目。
  她先后客串主持旅游卫视的《2009我的梦想》、贵州卫视的《中国农民工》,今年除了云南卫视的《民生大议》,还有她一手策划的《婆婆妈妈》。这些节目都是关注现实题材的谈话节目,这正是倪萍现在喜欢的。
  如果不当演员,不做主持人,倪萍最想做的是当作家。
  1997年,她写了一本记录自己成长轨迹的书――《日子》。封面的照片,她穿着华丽的旗袍,拿着语简,陶醉在喜悦中,这是人们印象中倪萍该有的样子。封底是g一张她的侧面照,一袭黑衣,正在思考,这是她中意的自己真实的另一面。
  “我现在是要把另一半的我释放出来。”她说,“主持综艺节目,我的热情和真诚都带着我的观察和思考,但直播时间有限,我想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很多,想说的话也没太多机会说。”
  那些被外界认为“煽情”的时刻,在倪萍看来也非常自然。
  一次晚会中,倪萍一让王军霞站起来,自己就掉起了眼泪。很多人莫名其妙,只有倪萍自己知道。直播前,她去采访,看到训练中的王军霞脱了鞋子,十个脚趾头全部没有脚趾甲。
  每次做直播,只要有时间,倪萍都会尽可能去现场采访了解更多,自己主持时说的每句话都能落在实处。2002年,她接拍杨亚洲导演的《美丽的大脚》,出演乡村女教师“张美丽”,底气正来自于此。
  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拍影视剧,但她主持了十多年的教师节晚会,每年都会去最艰苦的地方采访慰问教师,中国农村教师是什么样子,她知道。
  1996年,倪萍主动要求从《综艺大观》的主持岗位上下来,筹备一档谈话节目《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她想在这档节目中实现自己说话的愿望。
  但是因为节目定位“文化”,被认为“没有文化”的倪萍遭受了极大的压力,节目进行了几期之后,她辞去主持人。
  “那时候老百姓还是习惯在电视里看唱大戏呢,还不习惯看你坐着说什么,节目太高端,算是生不逢时吧。”倪萍感叹到。
  节目高端,制作方法却非常平民化。《文化视点》有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小品还能火多久”,倪萍和编导来到东北,坐着牛车去赵本山出生的村庄,找到赵本山的盲叔叔,就在村头炕上听赵本山小品的原型故事。
  这其实是倪萍一直以来喜欢的工作方法, “赵本山之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能深入生活,做节目也一样。”
  2000年,生完孩子回到荧幕的倪萍,又主持了一档谈话节目《聊天》。这个节目在当时的央视三套播出。节目成立之初其实只是想利用三套丰富的文艺明星资源,等他们演完节目之后,正好拉到《聊天》来聊聊。
  做了没几期,就有观众反映,这不又是一档明星访谈吗?为什么不聊聊普通人的生活呢?
  “其实,我一直就想做关注普通老百姓的节目。”观众的反映正好给了倪萍转向的好机会。她立即着手改版,把这档节目变成一档和普通人聊天的节目。
  在2003年倪萍离开央视去拍戏之前,《聊天》一度成为当时国内同类节目的收视冠军。
  “谈话也好,关注普通老百姓也好,我一直都算先锋呢。”倪萍忍不住露出小小的得意。
  倪萍还真有资格得意,她为汶川灾区捐了100万元,并几乎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现在,重新回到主持台,倪萍只不过是把自己一直以来对社会的关注延续而已,“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转型过。”
  
  对话倪话“我也喜欢法拉奇”
  
  《中国周刊》:重返主持台,你为什么说自己“年纪大了,敢说话了”?
  倪萍:我一直就挺敢说话的吧。以前直播,面临的情况也千变万化的,我从来就不怵。所谓敢说话,不是说我要说一些出格的话,而是咱敢于往实里说,时代也赋予你这样的机会了。十几年前,不可能请老百姓上电视谈我们家怎么打的官司,我们怎么离的婚。现在可以了,说明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大大的解放了,宽容度也大了很多。
  《中国周刊》:以前你有没有碰到不能或者不敢说话的时候?
  倪萍:比如我们那个时候主持人说话不能带着讽刺的情绪等,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我坚持,我说不了大话,可以说小话,如果说不了真话,就要尽可能的少说假话,要尊重观众。
  我本人说话一直都不是很犀利,我也喜欢法拉奇,虽然风格不同,但我们内心想表现的东西都是一致的。我们都爱国家,爱这个民族,然后崇尚公平公正,崇尚真善美。
  《中国周刊》:你会担心自己说出格的话吗?担心“触雷”吗?
  倪萍:我害怕说空话,说不落地的话,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我不担心触雷。首先我特别热爱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第二我特别由衷地希望以理服人。我相信自己不会触动的那根所谓的弦,因为我从读完书到当演员,到当主持人,在这个行业当中差不多三十几年了,我一直关注社会,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有意识的错误我不会犯,无意识的,出错了我就改,就道歉。现在政府和观众的宽容度也比过去大多了。
  《中国周刊》:如果遇到需要突破禁区,需要直言的时候呢?
  倪萍:你可以把话说透。任何难听的话都不怕说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说透的话。我认为你只要把话说透。把道理讲清楚,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国家有错误也不怕说。国家就像我们的父母,父母的缺点你也知道,但你无法选择,解决问题的最佳的办法不是一味的谩骂,还有另外的方式对不对?这种方式要你首先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站在良心道义上。所以我其实希望在电视上,我们能说到实处,说些有用的话,废话谁也不愿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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