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牟芹菜价格暴跌始末] 中牟回乱始末

　　当河南中牟县的菜农为一斤芹菜六七分钱仍卖不出去而焦虑时，郑州市区的超市、农贸市场仍挂着芹菜0.8元/斤的牌子。是什么导致了地头菜价如土而城市菜价金贵？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象何日休？
　　
　　政府“献爱心”，滞销芹菜一卷空
　　中牟芹菜丰收滞销的消息，是4月18日《大河报》首先报道出来的。这家报社的热线电话接到菜农报料：中牟县贾鲁河畔的明山庙芹菜批发市场，一车芹菜卖不了100元，年轻的菜农一气之下，将全车芹菜倒进河里。报社记者赶赴现场，采访后发了消息：《中牟县近2万亩芹菜丰收滞销，20斤芹菜只值一个烧饼钱》。有趣的是，2008年底，该报曾报过中牟县万亩胡萝卜价跌滞销，题为《100斤胡萝卜不值一碗烩面》。记者们的比喻，洋溢着河南小吃的气息。
　　 《大河报》消息发出后，其他媒体纷纷跟进，网上舆论大哗，一起经济事件迅速变为一起政治事件。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亲去中牟地头调研，中牟县委、县政府连续召开营销促销会议，成立了“芹菜销售办公室”。政府表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一批商贸企业、批发市场、郑州市和中牟县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被拉来购买“爱心蔬菜”。明山庙市场附近再现车水马龙，甚至比前几年收购时节更红火热闹。短短12天时间，堆积如山的中牟芹菜以每斤一毛钱的“保护价”被席卷一空，虽然农民们说今年肯定要赔钱，但他们甩掉了包袱，腾出了地块和精力。
　　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事实上这是同一条消息。没有人认为政府出手干预有什么问题。芹菜甭管用什么方式贱卖掉了，腾出了地块，农民得抓紧时间种玉米。
　　在郑州另一个蔬菜基地，离市区更近的惠济区，菜农的包菜、莴笋等产品也大量滞销，包菜的地头收购价跌至3分钱一斤。但由于其种植面积、产量规模小，媒体关注度不够，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重视。
　　5月9日，陈砦蔬菜批发市场，惠济区双桥村菜农王顺堂拉着一车包菜，凌晨一点钟就来了，现在眼看天黑了，他的菜还有100多斤没卖出去。
　　“去年包菜能卖五六毛一斤，今年只卖一毛多，不够本。”王顺堂说，“我开车来卖菜，市场收5块钱‘进门费’。电视上说菜农来卖包菜，不用收钱了，市场说他们没接到通知。”
　　当政府组织购销的“爱心包菜”已经在市区超市里堆得高高的，以几分钱一斤的价格倾销时，不知行情的菜农依然苦苦地在批发市场坚持自己的开价。
　　离王顺堂家两里地远的师家河村，由村委会组织，有人上门收购包菜，3分钱一斤很快卖完了。王顺堂苦笑道：“有人去我村收购，3分钱一斤我也卖。我这一车菜三四百斤，现在只能卖个三四十块钱，加上吃饭、进门费和油钱，赔了个精光。”
　　
　　芹菜价格是怎么跌落的
　　2009年11月，华北地区下了6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暴雪压垮了农民的蔬菜大棚，大风卷起了保护露地蔬菜的薄膜，严寒摧灭了刚刚播下的种子的生命力。2009年11月中旬，全国大中城市18种蔬菜批发价格同比上涨两成以上；2009年12月，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比上月涨6.3%，比2008年12月涨8.3%。
　　中牟有3个乡镇种芹菜历史较长，面积较大，分别是官渡镇、大孟镇和青年路办事处。郑州惠济区的菜农选择包菜、中牟县的菜农选择芹菜作为大面积的种植品种，都是因为它们“省事，浇浇水，上上肥就齐了”。芹菜是喜冷凉作物，中牟菜农每年10月播种，春季收割，清明节前上市，售期20多天。五一节后，芹菜开花，就不能再卖了。
　　2009年那一场糟糕的天气，虽然压塌了许多大棚，冻死了不少露地芹菜，却也让幸存下来的芹菜卖出了几年来最好的价格。一斤芹菜能卖六七毛钱，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菜农并不认为这是菜价即将跌落的转折，而期盼它是走上新高度的起点，他们纷纷扩大了芹菜种植面积。除了3个传统的芹菜种植乡镇，中牟其他乡镇的菜农也迅速缩减了其他蔬菜品种的种植面积，把地块腾出来种芹菜，全县新增芹菜种植面积4000多亩。本省的洛阳、许昌、焦作等地也在扩大芹菜种植面积。四川、陕西、河北等往年要来中牟采购芹菜的省份，也纷纷把芹菜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土地上。
　　2010年冬，北方气候温和。看着长势良好的芹菜，中牟菜农们盼望着又一个腰包鼓涨的年景到来，而外地的菜农也在做着同样的梦。但幻想很快就消失了，差不多跟它们来的时候一样快。
　　“今年芹菜卖不上价，没人捆，没人拉。”中牟菜农魏保林沮丧地说，“我家今年收了2.8万斤芹菜，七八分钱一斤卖完了。”
　　除了身为菜农之外，魏保林还在明山庙市场盖了座大棚，兼做芹菜经纪人的角色，手里有不少外地客户。每年芹菜上市前，客户提前跟他打电话问价，然后就来看菜，与菜农谈价，谈妥后，付给他每斤一分钱的中介费。“去年我做这个赚了3万多元，今年只赚了1万多。菜越贵，来拉菜的家儿越多。去年来拉芹菜的车，在马路上都站满了。乌鲁木齐一天来两辆车，一车装二十四五吨菜，为了保鲜再装8吨冰，3天3夜到家，今年乌市一共只来了3辆车。洛阳客商年年来拉芹菜，今年一回也没拉。河北的邯郸，一直来这里拉菜的，今年人家也种了。听说邯郸的客户在刘庄大市场发名片，让客户去他们那里收芹菜，管装车，管饭，4分钱一斤。”
　　5月9日，中牟芹菜被政府组织的一场“爱心收购大行动”购销一空后，郑州陈砦批发市场的芹菜价格又回升到了四五毛一斤，当然，这是上市时间晚的外地芹菜。只要时间错开一点点，就会有不错的销路，但技术和视野限制了中牟菜农的选择。
　　“我们希望菜农能排开播种时间，减少春季上市压力。”中牟县农委园艺科副科长王素梅说，“芹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不过它是喜冷凉作物，夏季要遮荫栽培，不然就长不好，易有病虫害。以前我们也引导过，但这几年芹菜价格一高，群众一哄而上了。”
　　“气温的事咱农民也不懂，掌握不住，天气一热就生虫，所以大家都在10月份种……政府从来没有给过我们技术指导。买肥料我们也不知道哪一种好，只能听卖化肥的。卖化肥的说贵的好，我们只好买贵的。”魏保林说。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市民需要购买产自远近乡村的蔬菜，但蔬菜的种植者更感兴趣的是让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养活自己，这看似轻易能够做到的事，却充满了艰难和风险。中牟县种植芹菜的农民，在收成、菜价等方面都不错的年景，一亩地也只能赚上六七千块钱，这对于人均只有一亩左右耕地的菜农，尚不能使他们仅靠种菜便能过上宽裕的日子，还不得不从别处找钱来弥补生活支出的不足，这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使他们无力在疲惫的农田里实验新品种和新技术，而只能采取最保守、最省力的种植方式，何况他们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城市发展的推土机给碾平，变成宽阔的马路和高楼大厦。
　　地头菜价如土，对城市居民并非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他们除了能短暂地以低价拎回几大捆“爱心芹菜”外，还要面对以下这个事实：个别蔬菜品种的价跌滞销，将带来蔬菜整体价格的进一步上扬，因为当初像芹菜这类“热门蔬菜”的大面积种植，挤占了菜农在有限的地块上播种其他品种，亦挤占了菜农和中间商的资金流通、人力成本等要素，使得他们只能以提高其他蔬菜的售价来弥补这项损失。
　　
　　城市菜价贵在“最后一公里”？
　　部分蔬菜品种的价跌卖难只是“菜价金贵”现象的一个侧面，国内蔬菜总体价格还是越来越高。就这部分品种而言，农民地头菜价便宜，到了市民手中却还是贵，这清楚地显示出菜价贵就贵在流通环节。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不光是蔬菜，几乎所有的商品在进入城市最后一公里时，都不容易。而蔬菜除了进城难外，还有环节大、损耗大等问题，它们都在不断地推高菜价。
　　“南阳的客户，11吨的车，运费1300元，去年每斤芹菜能赚一两毛钱，一车挣千把块。今年他几分钱收一斤菜，回去卖一毛多，光装车费和油钱都不够。”魏保林说。
　　5月9日。陈砦蔬菜批发市场，这里是郑州最早的大型批发零售市场，菜场的东南角，有一个10来平方米的摊位。一家三口正忙着从小货车上卸菜。据他们说，这里的商贩都是从刘庄大市场批菜来卖的，只有少部分菜农，直接把菜拉到这里销售。
　　为什么城里蔬菜的价格降不下来？这一家三口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卖一斤菜加一毛，能赚5分左右。像芹菜、青椒这样水分大的菜，风吹日晒，40斤一包的菜一天要折2斤秤。我们每拉一车菜进来，保安要收进门费20元。我们的摊位是租别人的，租之前已经倒了几次手，每月摊位费3000元。陈砦市场最早只收进门费，后来有了摊位费，开始每月三四百元，一路涨到现在。市区中小型市场的菜贩，从我们这里批发回去后，菜价还要翻倍。因为我们是整袋卖给他们的，他们回去，要一根两根地卖，要折秤，卖不完的还要扔掉。他们都是外地人，要在郑州租房住，孩子要上学，生活费用很高，菜价不高不行。
　　
　　问题的根子在哪里
　　5月10日。中牟县委宣传部、农委和商务局的官员，听到记者是来采访芹菜问题的，他们的第一句话都是：“那件事不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中牟县的芹菜销售已于5月8日全部结束，由于政府的出手相助，甚至可以称作是“胜利结束”。
　　政府是何时发现中牟芹菜价格大跌的？采访中问到这个问题，中牟官员不约而同回答：4月18日，《大河报》报道后知道的。
　　“政府以保护价收购后，1万斤芹菜能卖1000元，这1000元钱，落到菜农手里的只有500元。”中牟县商务局党委副书记蔡长兴说。
　　菜农的辛苦很容易被人忽略，在从清明节到5月初的短短20多天里，他们要完成大面积的收割、捆绑工作。凌晨两三点钟，他们就要来到地里，头上戴灯，把多达数亩的芹菜收割，捆绑，天亮后运到市场，寻觅买家。如果家里的劳力不够（这是普遍情况），他们还要雇佣来自豫东的工人，一亩地的工钱是500元左右。
　　今年吃了亏，明年菜农还会不会种这么多芹菜？“还会！”中牟菜农兼经纪人魏保林说，“我接触的菜农都跟我这样说。因为现在种啥都没把握。2009年一场雪灾，把大棚压塌了，露地菜冻死了，2010年芹菜价格大涨。谁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情况？”
　　如果说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县乡政府就没怎么管过农民种地的事，或者他们曾经因为管错了而遭受农民抱怨的话，那么，你不能指望他们现在比以前做得更好。坦白地说，农业税取消后，县乡政府与农民的距离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一家一户单干的农民，更好地诠释了“一盘散沙”的含义。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东冲西撞，自生自灭，而政府官员则在另一个空间按部就班。政府可以制订优良农作物的标准，可以规划某种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可以讨论向农民推广新兴技术的计策……不断更新的计划保证了他们的工作量，以至于无暇顾及整车芹菜卖不出去的农民，正在往河里倾倒自己一年的劳动果实。
　　“政府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说，“《合作社法》已经公布30年了，全国也出现了不少农民合作的联合体。如果政府的服务体系、支持系统再建立起来，就可以给农民提供些基本准确的情报，比如今年猪价很贵，明年千万不要一窝蜂地养猪。今年菜种多了，按台湾农协的经验，就把一部分弄成榨菜、咸菜，有个分流的办法，你不能让市场充斥那么多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内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政府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不管种菜、种粮、养猪都没有计划性、没有宏观预测性，而是走到哪儿说哪儿。”
　　目前兼任开封市市长助理的何慧丽，近年来致力于帮助农民组建经济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她认为，适合小农阶级的制度创新，必须是一定程度的合作化――既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集体化。
　　“假如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政府服务体系没有围绕农民组织建立起来，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象还会不断地重演。”何慧丽说，“你不能放任农民不管，你总得有个链条与农民连起来。可是现在卖菜难问题发生了，只能你骂我，我指责你。”
　　在分散的农户尚未组织起来，在政府尚未建立起对农民组织的支持体系的时候，政府的不管是“平抑菜价”还是“以保护价收购”的措施，都是对蔬菜流通的一个或多个环节的损害为前提而实现的。
　　“农超对接，是解决卖菜难、菜价贵的办法之一，但问题是农民个体没有谈判地位，就避免不了‘资本吃掉小农’的现象。因此，农民也要组织起来后才能与超市对接，并且还要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这件事才能进行下去。”何慧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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